第六章 歷代公私鑑藏所用鈐押印記
今天所見的古代書畫藝術品，無不是迭經歷代公私收藏者之手纔得以傳承至今。我們如今整理研究這批文化遺産時，除了要摸清作品本身的風格流派、藝術特點外，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研究這些藝術品的傳承經過以及在它們傳承過程中所産生的影響，已經形成一個新興的學科——鑑藏史。鑑藏史包含的範圍很廣，幾乎今天所有的文物類別，除不可移動的建築石窟外，都是它關注的對象。書畫鑑藏史是鑒定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書畫鑑藏史研究的內容主要是考察每一件繪畫、書法作品自創作以來流傳、收藏的過程，要研究原本與臨本、摹品的關係，要研究原本的仿造變化等現象。一件藝術品能夠遞傳，主要仰仗歷代公私收藏者的精心嗬護。因此，整理歷史上著名收藏家的資料，理所當然成爲書畫鑑藏史十分重要的內容之一。
筆者在前麵章節中已把中國歷代公私書畫收藏情況大體勾勒出一個輪廓，在此則偏重於實際操作的需要，著重介紹一些常見的書畫收藏家以及他們的收藏印信，以便讀者能夠從感性上把握這些收藏家在書畫作品上留下的痕跡。由於收藏印記與書畫作品一樣重要，於是乎在歷史上亦存在大量僞造之物，真僞混雜，爲我們鑑定古代藝術品製造了許多障礙。有關收藏印鑑的真僞研究尚未全麵開展起來，筆者在本章中衹是以文字簡介收藏家情況的同時，講述一些重要的收藏印鑑，以此供讀者比較識別時參考。
考察一幅書畫的鑑藏遞傳過程，特別是考察那些時代較早又缺乏可信資料作品的流傳史，對於該作品的鑑定是至關重要的。實踐證明，一件“流傳有序”的作品多是“真實可信的”。所謂“流傳有序”，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書畫本身及其所附的跋文題署觀款，二是鑑藏家的印記，三是歷史的著録。三者都是鑑藏史研究之重要資料。有關跋文題記，前麵已有專文探索了其演變及功用。在本章及下一章中，筆者重點介紹一下我國歷代公私藏鑑家使用的一些常見的押署璽印和著録書籍，以期爲讀者提供一些有效的書畫鑑藏史常識。在此，筆者有必要贅筆引用老友王世襄先生《西晉陸機〈平復帖〉流傳考略》（載《文物》1957年第1期）一文的主旨，通過介紹王先生對《平復帖》遞傳史的考證，使讀者知曉如何使用鑑藏印章、著録書籍等鑑藏史料來進行書畫鑑定研究的門徑。
傳世的書跡作品以《平復帖》（圖367）時代爲最早，今日已成定論。這件法書的流傳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唐代末年。據米芾的《書史》和明張醜的《真晉齋記》，《平復帖》是所謂“晉賢十四帖”中的一件。《平復帖》原與謝安《慰問帖》同軸，上麵有唐末鑑藏家殷浩的印記。殷浩這方收藏印蓋在帖本身字跡的後麵，靠近邊緣，長方形，朱文，顔色雖極暗淡，但“殷”字上半、“浩”字右半尚隱約可見。此外，據説卷中還有王溥等人的印，現在未能找到，可能是因爲蓋在《慰問帖》或其他帖上已佚的緣故。
米芾《寶章待訪録》中將《晉賢十四帖》列入目睹部分，在他著寫該書的之時（1086）《平復帖》藏在駙馬都尉李瑋家。據《書史》記載，李瑋是從侍中王貽永家購得的。王貽永的祖父就是王溥，所以帖上應有王溥的印。
王溥與李瑋二人都是歷史上的知名人物。王溥是《唐會要》《五代會要》的作者，於後漢、後周、北宋歷任要職，《宋史》中有傳，乃五代至宋初間一位大收藏家。王溥之孫王貽永亦官居顯位，娶太宗女鄭國長公主。李瑋乃仁宗女鄭國公主丈夫，在輩分上小王貽永兩輩，也是一位書畫家，對古人的作品喜愛異常，逝世於哲宗之時。哲宗子趙佶酷愛書畫，刻意搜求古代名跡，李氏典藏讓趙佶極爲關注。《平復帖》大約就在這個時候進入徽宗禦府的，宣和二年（1120）成書的《宣和書譜》卷十四中著録了《平復帖》。趙佶除了在月白色的絹鑑（絹鑑現帖在前隔水的黃絹上）上用泥金題了“晉陸機平復帖”瘦金書六個字外，還在卷中蓋了“雙龍”“政和”“宣和”等璽。
《平復帖》是什麽時候從禦府中流出的？確實年代無法考出，但可知道元朝初年其已在民間。吳其貞《書畫記》著録得很清楚，濟南張斯立、東鄆楊肯堂曾於至元乙酉（1285）三月己亥在《平復帖》後題寫觀款，此外還有雲間郭天錫（元代藏家有兩位同名的郭天錫，早期者爲天水人，晚期者爲鎮江人）、滏陽馬昫的觀款，至於他們題觀款時《平復帖》的主人爲誰，尚待查考。
據張醜所編的《南陽法書表》記載，《平復帖》在明代萬曆年間到了長洲韓世能之手。韓氏收藏《平復帖》之時經過了許多位當時名家的鑑定，以才思敏捷著稱的李維楨在《答範生詩》中道出了韓世能對《平復帖》的倍加珍愛。詹景鳳在《東圖玄覽編》中也著録了《平復帖》。萬曆十九年（1591），董其昌爲《平復帖》題簽，現在卷中的第三個題簽——“晉陸機平復帖手跡神品”十字雖未署名，也無印記，但很有可能就是董其昌所書。十三年後，即萬曆三十二年（1604），董其昌又寫了一段題跋，此跋現在還保存在《平復帖》卷後。同期陳繼儒也在《妮古録》中講到了《平復帖》。
韓世能去世後，《平復帖》爲其子韓逢禧所繼承。韓逢禧與張醜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崇禎元年（1628），張醜從韓逢禧手中將《平復帖》買下。萬分欣喜之中的張醜專置一室，並取室名爲“真晉齋”。
崇禎癸未（1643），張醜離世。又過了十七年，即順治庚子（1660），吳其貞於是年五月二十二日在葛君常家看到了《平復帖》。此時《平復帖》之元人張斯立等四人跋文觀款已被割去賣給歸希之，配在了贋本《勘馬圖》後麵。之後《平復帖》經王濟之手歸於馮銓，馮銓收藏不久歸到了真定梁清標的藏室之中。梁氏在卷中鈐蓋了多方收藏印記，並將《平復帖》收入他所摹刻的《秋碧堂帖》中。安岐在梁家看到《平復帖》後便將之著録於《墨緣彙觀》。
《墨緣彙觀》中所著録的書畫多爲安岐自己的藏品，且《平復帖》卷中確實有如“安儀周家珍藏”“安氏儀周書畫之章”等收藏印，由此看來，安岐不衹是在梁家目睹過，而是實實在在地收藏過《平復帖》。《平復帖》從安家散出的確切年代雖不可考，但大致時間還是可以推算出來的，即應是乾隆丙寅（1746）或稍後一點。根據《石渠寶笈初編》著録的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後麵弘曆的題跋：“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將出所藏古人舊跡，求售於人，持富春山居卷並羲之《袁生帖》、蘇軾《二賦》、韓幹畫馬、米友仁瀟湘等圖，共若幹種以示傅恒……”推測，一七四六年時可能安岐已經去世，《平復帖》就是與這一批書畫經傅恒之手轉賣到乾隆的宮中。
據永瑆《詒晉齋記》記載，《平復帖》入宮後保存在壽康宮（傅增湘跋中認爲，此帖是一七五一年乾隆母六十大壽時作爲壽禮進入壽康宮的）。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弘曆生母孝憲皇後鈕鈷祿氏逝世，《平復帖》作爲遺物賞給永瑆留作紀念。《平復帖》進入成親王府後，永瑆因之名自己的齋館號曰“詒晉齋”。載治是永瑆曾孫，卒於光緒六年（1880），其曾在《平復帖》上鈐蓋有“載治之印”“秘晉齋印”兩方收藏印。載治去世時子溥倫、溥侗尚未成年，光緒帝便命奕訢代管治成親王府事務。奕訢托言溥倫、溥侗年幼，將此帖攜至恭親王府代爲保管，從此據爲己有，於是乎卷上就有了“皇六子和碩恭親王”圖章。另依據翁同龢辛巳（1881）十月十日的日記“李鴻藻初見《平復帖》”，可證當時雖謂代管，實則已歸恭親王府所有。宣統二年（1910），奕訢之孫溥偉在帖上題有一段跋文。
辛亥革命（1911）後，溥偉逃至青島圖謀復辟，《平復帖》留給了他兩個弟弟溥儒、溥德。一九三七年溥儒爲母治喪，急需款項，遂將《平復帖》以四萬元價格出售與張伯駒先生。次年正月及十月，傅增湘及趙椿年兩先生各在卷後書跋。一九五六年一月，張伯駒先生將《平復帖》連同杜牧《張好好詩》卷等法書名跡一併捐給了國家，從此《平復帖》歸北京故宮博物院永久保存。
有關《平復帖》的流傳經過，雖還有元初至明萬曆年間以及清初兩段歷史時期的收藏情況不詳，其空白有待填補，但總體上遞傳過程清晰可見，清晰的流傳歷史從一個側麵證明了《平復帖》真實可靠，無可置疑。
讀者可以通過王世襄先生關於陸機《平復帖》這一重要書跡鑑藏經過的研究成果，瞭解鑑藏史在書畫鑑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進而把握鑑定的方式、方法。總之，我們希望從事書畫鑑定的工作人員能夠從書畫作品所涉及的所有方麵著手，認真考察，細心求證，辨僞識真，最後得出相對可靠的結論。
這衹是本章陳述的一個範例，各個歷史時期自有其具體情況需要具體分析，筆者將在以下各節分別闡述，藉此瞭解歷代公私鑑藏的概貌。
│第一節│
唐代以前的鑑署
法書和繪畫被認爲是藝術品，已經是十分遙遠的事了。但是，它們被當作珍貴文物保存起來並傳之後世，最晚應從五世紀算起。在此之前，儘管西漢武帝有所講求，但由於保存的客觀條件尚不成熟，大都難以流傳（金石除外）。至於近幾十年中考古發現之如長沙的戰國帛畫、西漢馬王堆帛畫以及近年發現的甘肅天水、長沙三國時期的大量木簡之類的作品，實事求是地講，當時肯定沒有將其保存起來的打算，也無這方麵的技術條件，這衹不過是偶然遺存下來的考古發現而已。兩晉以後，伴隨著裝幀技術的發展，人們保護書畫的主觀意識不斷加強，越來越講求鑑賞、收藏，且精益求精，從而使後來的廣泛徵集法書名畫活動也隨之改觀。
東晉是我國書畫藝術燦然可觀的時代，書法由篆、隸、章草演變爲正楷、行書、今草，爲往後的書法體段奠定了最後的基石。繪畫於人物神情的描寫更爲生動有致，並爲山水畫開闢了新的途徑，有關書畫的理論也同時得到發展。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王羲之和顧愷之。書法藝術創作的繁榮，直接促進了鑑賞和收藏水平的提高。我們從南朝虞龢之書法名著《論書表》中可以看到，創作、鑑藏、裝幀，三者相對獨立，又彼此依存，和諧統一，這是客觀歷史事實。
元興之時，桓玄奪晉安帝司馬德宗位，內府所藏書畫盡被桓玄掠爲己有。在桓玄篡位之前，曾命“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有人勸告之不要這樣行事，桓玄説：“書畫、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晉書·桓玄列傳》）當其爲劉裕所敗退出石頭城時，晉內府書畫隨之載而西去。枚回洲之變，桓玄授首，這大批書畫如果沒有損失，極有可能重新爲晉內府所有，再轉歸劉宋內府，當然了，也有可能散落到權貴之家。
劉裕篡晉，稱國號爲“宋”，其唾手得來的晉內府珍藏，其中就包括曾爲桓玄掠走的書畫名作。劉裕本人雅好繪畫，庫存不斷充實，蔚然可觀。孝武帝劉駿留心法書，士大夫爭先獻納，內府庋藏既多，於是真贋混雜。到了宋明帝劉彧即位後的泰始三年（467），劉彧一麵命巢尚之、虞龢、徐希秀清理內府藏品，一麵詔令尋求前廢帝劉子業亂政中所散佚的書畫，數月之間，“奇跡雲翠”。據虞龢《論書表》中所記，可知當時藏有王羲之父子書法七百零七卷，鍾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縑素及紙書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張昶縑素及紙書四千零七十字……
高帝蕭道成於昇明三年（479）受禪稱帝，國號曰“齊”。蕭道成性好文學，尤擅鑑賞，凡庫中宋時寶藏，悉數歸之。根據作品優劣，評定甲乙，不以年代遠近論高低。自畫家陸探微至範惟賢四十二人評爲四十二等二十七帙，共三百四十八卷，供自暇時披覽欣賞。
與蕭道成同族的蕭衍於中興二年（502）受禪建國，國號爲“梁”，其亦極爲珍視內府所藏。蕭道成之子元帝蕭繹才藝過人，兼擅繪事，繼其父之後鋭意搜求名跡，致使內府藏品遠遠超越前代。不幸的是，在承聖三年（554）西魏於謹攻入江陵時，蕭繹命高善寶把內府所藏付之一炬，“儒雅之道今夜窮矣”（《歷代名畫記·敘畫之興廢》）。大火過後，於謹命人在灰燼中拾得書畫四千餘軸，之後運往長安。這是我國書畫史上見於文獻記録最大的一次浩劫。
梁將陳霸先受梁敬帝蕭方智禪讓稱帝，建立了南朝最後一個王朝——陳。文帝陳蒨於天嘉年間（560—565）責成臣工肆意收集民間流傳的法書名畫，內府所藏漸復舊觀。
隋文帝楊堅於開皇九年（589）攻陷建業，俘虜後主陳叔寶，結束了南北分立近兩個多世紀的歷史局麵。滅陳之後，楊堅命元帥記室參軍裴矩、高熲搜集陳內府所藏書畫，得八百餘卷，在東京洛陽觀文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庋藏歷代法書），西建寶蹟臺（庋藏歷代名畫）。隋煬帝楊廣於大業十二年（616）幸揚州時，東都所藏書畫名跡也隨之經運河載運，途中船翻，大半落水失去。宇文化及弑殺楊廣之後將幸存的書畫掠去聊城，後來這批書畫又爲竇建德所有。至於當時留在洛陽的藏品，最後大都落入到王世充之手。隋王朝的庋藏書畫大致如此結局。
公元六一八年，唐王朝建立。武德五年（622），秦王李世民先後滅掉王世充、竇建德，獲取了兩都及揚州所存隋內府珍藏的全部書畫。當時李世民命司農少卿宋遵貴隨船將書畫押送長安，船行至黃河三門峽段時又遭覆船之災，所剩不足十分之一二矣。武德年間，連同隋代所遺，唐朝內府所藏書畫衹有三百餘卷，無論是品質還是數量，都無法與前代可比。惟李世民登極之前就已留心於此，即位之後更是多方訪求，一時間久藏民間的巨跡薈萃，太宗內府僅鍾繇、王氏父子書跡就有一千五百一十卷之多。貞觀六年（632），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奉敕入內庫檢閲，所藏已成林藪，此乃日後唐代書畫藝術繁榮昌盛的重要基礎。
武則天當政之時，準寵臣張易之奏請，任命妙識古今之鍾紹京爲直秘書，同時召國內畫工入內庫修繕書畫，據原作臨摹，參原裝裱褙。張氏曉知書畫鑑別，其利用特權，將真跡換出，據爲己有。張易之被誅後，其所藏書畫爲薛稷所得，後又轉歸岐王李範所有。薛、李二人得知其中真情之後，懼怕武氏及玄宗之威，爲免厄運來臨竟將大批作品焚毀，實乃歷代書畫一大禍害。
中宗李顯神龍年間（705-707），唐代內府所藏書畫開始因貴戚得寵、宮禁鬆弛而流散宮外。徐浩《古跡記》中詳細記録了宗楚客、武延秀等人得到內府藏品的經過。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後著意搜求，特設集賢院負責書畫收集與摹製事宜，由張悅、蕭嵩等出任集賢院的主事。玄宗開元十年（722）下詔張悱爲搜訪書畫使，天寶間又任命徐浩爲訪圖書使，其搜訪書畫用力之勤由此可見。玄宗之時，因新收入了薛稷、李範、王方慶等私家收藏，內府顯得更加充實。遺憾的是天寶十四年（755）發生了安史之亂，使玄宗內府收藏損失慘重。亂後雖然又重加搜集，無奈已無法還復舊觀了。玄宗之後，肅宗又力圖搜求，所得也無法與前代相提並論了。晚唐之時戎馬倥傯，皇室將大量書畫賞賜貴戚顯宦，由此又轉歸民間，反而使大量法書名畫幸存下來。
晉與唐的皇家收藏情況大致如上所述。在這幾個世紀的皇家收藏過程中，書畫被不斷地整理，每一次整理除了裝潢修繕之外，還在書畫上押署了整理者的姓名，鈐蓋皇室印璽，告知世人，此乃皇家之物。流傳下來的唐以前法書名畫，我們偶爾還能看到一些整理者的押署。將傳世法書名畫與《歷代名畫記·敘自古跋尾押署》相結合，我們從中可以得知：劉宋內府藏品由張則、袁倩、陸綏三人簽押，蕭齊藏品由劉琪、毛惠遠具名簽署，梁國內府藏品則多由沈熾文、唐懷充、徐僧權、姚懷珍、滿騫諸人押署，陳國內府藏品由杜僧譚、黃高二人簽名，隋朝內府所藏由江總、姚察、朱異、何妥諸人押署。自隋至唐，還加寫年號及月日款（如“大業某年某月某日奉敕裝”等）。隋開皇以後增入內史薛道衡的署跋，亦有由諸葛穎、柳顧言、釋智杲簽押的。凡經過他們簽押過的作品，大都是兩晉前後的絶品，惜今日極少見到真跡。即是可得一見的隋、唐兩代的官拓本，如《萬歲通天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淳化閣帖》等，均已成了稀世之珍。
唐代內府所藏書畫不僅繼承了前代鑑定人押署的慣例，如李世民爲秦王時所藏書畫由薛收、褚亮、虞世南簽署，貞觀時有褚遂良等鑑定人的簽押（唐人簽押包括官職在內一併寫上，南朝諸人衹簽己名，彼此有別）等，還別創了鈐璽印的製度。太宗內府書畫以“貞觀”連珠印押騎縫，法書作品押“弘文之印”小印。開元年間情況亦是如此，鈐有“開元”二字小印，間有鈐用“集賢”“秘閣”“翰林”“弘文”諸印的，當屬各部門掌管加鈐的印信。總之，書畫押署六朝已有之，鈐押印璽則始自貞觀、開元之時。
我國書畫藝術品的歷史傳承，各個王朝內庫庋藏起著決定性作用。但是，歷代士大夫階層中一些收藏家在這方麵的貢獻我們也不可小視。站在歷史高度考察分析，有時內府收藏與私家收藏是密不可分的，內府收藏的基礎是建立在私家收藏之上的，改朝換代或社會動蕩之時，私人藏家又將內庫散佚出來的書畫搜集起來，使之不至於因流落到無知者手中而遭損毀之厄，同時又可以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使之重歸內府。
談及私家書畫收藏，我們也應從東晉説起。所謂“上有所好，則下必有甚焉”。東晉之時，王、謝之姓乃當時名門望族，郗、桓、朱、張諸家門戶也與之不相上下，而鑑藏書畫則爲當時衡量門戶高低的重要尺度之一。今天雖然已經找不到這些巨族人家收藏的具體材料，但我們還是可以從桓玄的收藏之富（參見虞龢《論書表》中所言）略見一斑。再以王羲之、王獻之、顧愷之、謝安等人所具有的高度藝術修養推知，他們是不會作壁上觀的。
南朝四代，名畫家輩出，鑑藏好事之家當不亞於前代，惟史料不足，難以評説。蕭梁之“山中宰相”陶弘景可算是鼎鼎大名的書法家、鑑藏家，其與梁武帝蕭衍經常用書信來探討歷代書畫家藝術的優劣。蕭梁時宮中鑑定家有唐懷充、滿騫、徐僧權等多人，足見當時鑑藏之風一時之盛。陳、隋之際，仍有鑑藏家在繼續活動，衹是史料過於貧乏，讓我們知之甚少。唐以後關於鑑藏家的記録逐漸多了起來，這使我們考察士大夫鑑藏活動擁有了可貴的歷史資料。
初唐時期，有蕭瑀、許善心、楊素、褚安福、王弘直、王方慶、徐嶠、張庭珪等鑑藏家見諸文獻載録。蕭瑀乃蕭梁之後，入唐官至左僕射，其曾與許、楊、褚、王諸人一起把大批唐以前的法書名畫進獻給了李世民。王弘直之子王方慶以收藏圖籍和書畫出名於時，女皇武則天知道後向其求取王羲之遺墨，王氏於萬歲通天二年（697）將所藏羲之的《初月帖》《姨母帖》連同其十一世祖王導、十世祖王洽、九世祖王珣、八世祖王曇首、七世祖王僧綽、六世祖王儉、五世祖王騫、高祖王規、曾祖王褒等二十八位先祖墨跡共十卷進上。武氏將王方慶所獻墨寶於武成殿展示給群臣，命中書舍人崔融撰《寶章集》一文以彰其事，並命弘文館廓填內庫，墨跡真本則賜還王氏本人，一時傳爲佳話。徐嶠乃徐浩之父，官至豫州刺史，其家多存法書，有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見《法書要録》）一文詳記其收藏概況。上述內容，衹是歷史記載的一個側麵，實際當時私家收藏情況，當不止於此。
盛唐時期，私人藏家較多，收藏較富者有鍾紹京、竇纘、李造、席巽等人。根據竇纘之侄竇蒙的記載：“其或萃傅岩（鍾紹京）而會潁川（竇纘），或歸右史（李造）而入補闕（席巽）。”於此可見他們收藏之富。同一時期的畫家韓滉、陳閎也以收藏著名。盛唐之時的書畫收藏家還有徐浩、潘履慎、蔡希寂、竇紹、滕昇、李泌、陸曜、僧朏、高至宜、晁溫、崔曼倩、趙微明、薛邕、郭暉、潘寂、袁明、張從申、張惟素、蕭祐、周昉、李方古、盧元卿、王涯等，這些私人藏家購求保存書畫，大多出於玩好，並不過多考慮其經濟價值，或不惜重金而耽貧自樂，不拘一格廣取博收，或專收某一類別的精品。如此之好，對保存法書名畫客觀上是起了積極作用。
中晚唐富收藏者則爲張嘉貞祖孫、張懷瓘兄弟、竇臮兄弟、李勉父子、韓愈、李德裕等。張嘉貞爲書畫史家張彥遠的曾祖，其子張延賞、孫張弘靖等均多有收藏。竇蒙、竇臮兄弟均是書法史論家，收藏豐富。李勉與張嘉貞爲友，其子李纘、李約均與張家世好，喜藏書畫。
唐代的私人藏家亦與朝廷內府一樣，開始在藏品上使用鑑藏印記。徐嶠有“東海”二字印，其子徐浩及其孫徐璹用“會稽”兩字印，竇蒙有“竇蒙審定”印，竇蒙弟竇臮有“竇臮印”，李造用“陶安”二字印，張懷瓘兄弟用“張氏永保”印，張嘉貞用“河東張氏”印，張嘉貞子張延賞用“鳥石侯瑞”印，張嘉貞孫張弘靖用“鵲瑞”印，李勉用“李氏印”，李勉子李約用“約”字印，韓滉用“滉”字印，李泌用“鄴侯圖書刻章”印，王涯用“永有珍秘”印，周昉用“周昉”姓名印。他們的鑑識印記多種多樣，或取郡望，或取官職，或重在審定，或旨在收藏，可以説已具有後代私家鑑藏印的雛形大略了。還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私家收藏除鈐用印章外，尚保留有押署的習慣。如盧元卿引述工部侍郎韋述的話説，貞元十一年（795）正月，他曾在京官郎中竇臮興化宅中見到王虞書和鍾會書各一卷，上有武都公李造押名。
│第二節│
五代兩宋官私收藏及鈐印程式
唐王朝近三百年的統治結束之後，中國社會進入到五代十國割據混戰的歷史時期。在此混戰動蕩的五十年中，北方五代官府收藏狀況不得而知，而江南十國中的南唐和前後蜀書畫收藏則較爲可觀，尤其是南唐後主李煜內府的收藏十分充實（其藏品許多都是來自唐朝內府所藏）。時至今日，鈐有南唐內府“建業文房”和“內合同”印記的作品或偶然一見，前後蜀的藏品衹見《益州名畫記》書中所列，實物渺然。
宋初，江表初平，趙匡胤便派蘇大參搜訪名賢書畫，得到千餘卷南唐內府所藏名跡。趙氏將其中上百卷賜給樞密楚公，所賜書畫卷中往往有唐人的跋尾押署（於此可知，南唐禦府藏品的來源正是唐朝內府）。南唐後主所藏的法書名畫上一般都押有“建業文房之印”“內殿圖書”“內司文印”“內合同印”“集賢院禦書印”“集賢院禦畫印”等璽印，許多作品上或題有作者姓名，或有押署，或題有詩歌雜言，書畫經統一裝潢後背麵多書寫監裝裱褙人姓名及其品題等。宋初內庫的收藏，遠不能與唐朝相提並論，此時的法書名畫除兵燹中損失之外，大都散落民間，直至趙匡胤完全統一中國之後，書畫纔有了再一次集中內府的前提。
太祖趙匡胤和太宗趙光義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每征服一地，便將此地所藏的書畫作爲戰利品運往開封。這些通過戰爭手段獲得的書畫作品，除少部分賞賜大臣外，其他均歸入內府（南唐和西蜀的藏品自然也不例外）。太宗即位之後，即“詔天下郡縣搜訪前哲墨跡圖畫”。詔令一出，各地官吏爭以敬獻古畫古書來作進見之階，以此邀寵者難以計數。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中就記録了王貽正等人因獻書畫而得“聖寵”之事。太宗除命各地搜訪進獻外，還專門指令高文進、黃居寀搜訪民間圖畫，並爲內府藏品銓定品次。通過多種途徑徵集，到了太宗之時宮廷書畫的收藏已頗爲可觀。端拱元年（988），宋太宗於崇文院特設秘閣貯藏圖書與字畫，此時估計圖書有上萬卷，法書名畫也達數千件之多。據米芾《書史》記載，這一時期內府所藏書畫作品上已鈐有“秘閣圖書”“上閣圖書”印鑑（這兩個皇室收藏印今日已難得一見，臺灣某私人收藏的周越《王著千字文跋》上尚可看到“上閣圖書”印的原貌，實在難得）。北宋徽宗確定書畫專用鑑藏印璽及鈐印製度之前，在內府收藏的書畫上一般都鈐上最高行政機關——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的官印，如傳世的現存於美國安思遠處的宋拓《淳化閣帖》卷八、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劉敞《秋水篇》王淮題跋後部均鈐有三省官印（圖368）。另外，三省印亦見單獨使用者，如衹有“中書省印”的就見於遼寧省博物館藏歐陽修《自書詩文稿》和波士頓美術博物館藏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卷後周必大題跋上。北宋鈐用的官印，後世也發現僞者，如安大略皇家博物館藏的梁師閔《蘆汀密雪圖》摹本上就有一方僞的“尚書省印”（王裕民先生《宋朝三省官印初探》一文提出三省印不是內府藏書印而是當值官吏押鈐自藏自作一説，存此以供參考）。淳化三年（992），太宗命翰林侍書王著編次摹勒的《淳化閣帖》可謂大觀，算得上太宗朝宮廷所藏法書目録。這部經過選輯刊刻的叢帖不算五代以後書家的作品，僅唐及唐以前的就達到四百五十餘件。由此可見宋太宗內府所藏之富。
宋朝自開國至徽宗即位前，歷經了七個皇帝一百四十年左右的時間搜集書畫，皇家收藏越顯豐富。到了徽宗時代，由於趙佶本人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書畫家，而且更好古跡收藏，其做了皇帝之後更是遍訪民間，致使宋朝皇室收藏盛況空前，所謂“秘府所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畫繼》）。藉《宣和書譜》和《宣和畫譜》兩書録入的作品，即可獲知宣和內府所藏魏晉迄於北宋初期法書一千二百四十八軸、名畫六千三百九十六軸，合計七千六百四十四軸。這還不包括徽宗本人的作品及當時畫院作品在內。據鄧椿《畫繼》雲，趙佶在位時所輯之《宣和睿覽集》前後竟“至纍千冊（頁）”，再加上當時未載入《宣和書譜》《宣和畫譜》的畫院畫家的作品，總的數量可謂巨矣。
關於內府收藏的書畫保護、利用和整理，趙佶做了許多工作。凡進入宣和內府的書畫，裝潢形式一律按“宣和裝”裝裱。凡重要作品，皆由趙佶親自題寫標籤，加鈐璽印。所鈐璽印均有固定的形式：天頭和黃絹隔水間加朱文“禦書”葫蘆形騎縫印，黃絹隔水貼近畫幅本身的上部由趙佶親筆題簽（書法用金題，繪畫用墨題）後簽押朱文雙龍紋圖案印（書法用圓印騎縫鈐於簽題下隔水與本幅上，繪畫用方形印直接鈐於簽題上），其下黃絹隔水與畫幅本身騎縫上押朱文“宣”“和”連珠印，畫幅本身與後黃絹隔水上押“政和”“宣和”兩方長方形騎縫印，後黃絹隔水與拖尾紙騎縫押“政”“和”朱文連珠印，拖尾紙前部正中押九疊文“內府圖書之印”大方璽。以上共計七處鈐徽宗印璽，世稱“宣和七璽”（圖369）。凡此七璽全者，即爲宣和內府原裝格式。由於時代久遠，宣和所藏書畫傳世者大都爲後代多次重新裝潢過，很難保存原貌，或綾天頭不存，或黃絹隔水被替換，或拖尾紙割作他用，凡此等。但依據一些畫幅殘留的七璽痕跡，仍可斷定其爲宣和內府之物。除七璽之外，宣和所用璽印還見有“宣和中秘”“睿思東閣”“紫宸殿禦書寶”“禦書之寶”等多種（圖369）。前麵提及的《宣和睿覽集》，據文獻記載，“上自曹弗興，下至黃居寀，集爲一百帙，列十四門，總一千五百件”。專家們考訂，今存世唐代郝澄《人馬圖》（波士頓美術博物館藏）、韓幹《牧馬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韓滉《文苑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應爲五代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圖》的一部分）等，均屬《宣和睿覽集》中的殘存之物。這些作品都有趙佶的簽題在畫幅本身之上，但沒有“宣和七璽”的鈐印格式，故可斷定上述諸圖當是宣和內府散頁冊裝之一種。徽宗趙佶除了親自參與古書畫的鑑定品評工作之外，還先後任命沈喬年、米芾負責宮內書畫的管理、鑑定工作，同時還敕命侍臣根據內府書畫的整理工作編輯刊行《宣和書譜》和《宣和畫譜》，以證其流傳。總之，趙佶所做的工作許多是具有開創性意義的。
北宋爲金所滅，宣和內府珍藏的書畫全部散失，有的爲金人掠去，有的流落民間，有的則毀滅於戰火之中。高宗趙構南渡建都臨安之後，一方麵重建宮廷畫院，一方麵下力搜求古書畫（特別是北方流散之物），用以充實內廷。通過高宗三十餘年的努力，再歷經孝宗趙昚、光宗趙惇不斷擴充，至寧宗趙擴時，南宋內府收藏已接近舊觀。從楊王休《宋中興館閣儲藏圖畫記》中我們可以略約瞭解此時的收藏概況。據楊氏所記，僅是慶元五年（1199），南宋內府就收藏有畫作一千一百六十三軸又二冊、書法二百一十五軸。在此後的時間裏，南宋內府不斷充實內庫，特別是在籍沒一些權臣的家産時，他們（如賈似道等）收藏的書畫也盡歸內府所有。
南宋高宗趙構對書畫的重視程度較其父徽宗趙佶有過之而無不及。高宗命米友仁負責內府收進的書畫鑑定工作。凡進入內府的藏品都要重新裝潢，裝潢時根據作品等級不同選用不同的材料爲之。從今天傳世的實物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所鈐用的印記也是按等級來區分使用的（《齊東野語》記録頗詳），屬於高宗內府的印記有乾卦圓印（流傳中有坤卦圓印或係吳皇後及紹興後歷朝皇後所鈐）以及“希世藏”“紹興”（連珠印）“睿思東閣”“內府書印”“機暇清賞”“機暇清玩之印”“奉華堂印”“德壽宮書籍印”“損齋書印”等多種，理宗趙昀“緝熙殿寶”諸印（圖370）。
金滅掉遼、北宋之後，與南宋王朝形成了對峙格局。金當初在攻陷開封時並不十分珍視所掠獲的法書名畫，衹將一部分書畫留存於內府，許多作品通過榷場交易爲南宋換了回去。直到金章宗明昌、承安、泰和年間，完顔璟才對書畫藝術有所愛重，宮中開始講求書畫名跡的收藏，內府書畫不斷增多。《金史》載：“（明昌）二年（1191）召（王庭筠）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張汝芳品第法書，遂分入品者五百五十類。”金章宗內府所藏書畫仿照北宋內府裝幀、題簽、鈐印的格式形成一套自己的製度，入藏書畫均被除去舊有裝潢，換上新裱，然後在前後隔水、贉池上加鈐“明昌寶玩”“禦府寶繪”“內殿珍玩”“明昌”“秘府”“群玉中秘”“明昌禦覽”等印璽，世稱之爲“明昌七璽”（圖371）。
從五代至金朝，民間鑑藏亦頗講求，鑑藏大家代不乏人。五代的私人收藏家以後梁駙馬都尉趙嵒與將軍劉彥齊最爲著名。趙嵒本人喜好繪事（臺北故宮博物院現藏有其《八達遊春圖》、上海博物館藏有其《調馬圖》），尤擅鑑賞，在唐末即被推爲至鑑。趙嵒每遇有佳作，總是以高價購入，從不討價還價，致使賣畫者蜂擁而至。又因其爲貴戚，於是乎依附者多以書畫進獻邀寵，最後竟使趙府書畫藏品達到五千件之多。由於趙嵒大力搜選書畫，當時許多人將其府邸稱作“趙家選畫場”。在趙嵒的門客中，胡翼是其私人鑑定家，書畫作品的優劣、品第，胡氏每每參與。身爲貴族的梁左千牛衛將軍劉彥齊喜畫竹，藏書畫亦多，不啻千卷。其藏品數量遠不及趙嵒，然鑑別能力可與趙氏抗衡，其時俗語有“唐朝吳道子之手、梁朝劉彥齊之眼”之謂。劉彥齊還是位複製作假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