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承往古衰朽之續 開近代風氣之先
從理學家到洋務派
多年以來，談論曾國藩的人無不說他是一個理學家，也無不認為他是洋
務派。但在近代史上，理學家多主張對外抵抗，思想趨於保守，反對“用
夷變夏”；而洋務派多主張妥協投降，“師夷長技”，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顯然二者在思想上是尖銳對立不能相容的。然而在曾國藩身上卻二者兼得。
那麼，曾國藩是怎樣在思想上將它們統一起來的呢 ?其一生中又是怎樣完成
從前者到後者的轉化的呢 ?
說曾國藩是理學家是有理由的。早在京宦時期，曾國藩就曾追隨唐鑒、
倭仁、吳廷棟等人講習理學，修身養性，在士林中頗有名氣。事實上，他在
很多方麵也都明顯地帶有理學家的特點。
首先，他非常重視理學。他雖然主張兼取各家之長，義理、考據、經濟、
辭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終將理學放在首要和核心的地位，認為隻有首先學
好理學，才能學好其他學問。同治八年，他在《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一文中
談到治學問題時說：“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
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
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製義、
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
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遍觀
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
則莫急於義理之學。 ”“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因而他特別強調說，“今與直隸多士約，以義理之學為先，以立誌為本”。“誌之所向，金石為開，誰能禦之 ?誌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雲者精研而實體之；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製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劄而不差。擇一術而堅持，而他術未敢竟廢也”1。很明顯，在曾國藩看來，儒學雖分四科，而唯義理為統帥，為靈魂，其他各科都是為它服務的，隻能起輔助作用；或者不過是它的具體化、它的基本原理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因而考據、辭章、經濟三科同義理比較起來，皆莫急於它，莫先於它，莫重於它，隻要學好了理學，其他各科也就容易學了。他的這種觀點與理學家是基本一致的。
同時，他在世界觀和道德觀上與理學家也是一致的。曾國藩認為，“萬事萬理皆成兩片”2，“非兩不立”3，例如陰陽、剛柔、仁義等等，無不如此。所謂聖人之學，不外乎“即物求道”和“身體力行”兩事，前者即所謂“致知”工夫，後者即所謂“力踐”功夫。他不同意王守仁的“即知即行”之說，認為“致知”重要，“力踐”更重要 4，關鍵是個“誠”字。他認為“天地之所以不息，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為之也。故曰：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因而他特別讚許“道在存誠”一語，說“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5!那麼究竟什麼算“誠”呢 ?他認為“誠”就是“不欺”，就是“無私”，就是“至虛”，“是故天下之至誠，即天下之至虛者也” 6。在他看來，從事理學研究就是達到“至誠”這一最高境界的指南和階梯，也是自己不斷“克己”、“去私”的過程，所以他又稱理學為“克己之學”。
曾國藩非常重視個人品德的修養，自追隨唐鑒、倭仁講習理學以來，他
1.《曾文正公雜著》，第四卷，第 4—6頁。
2. 《曾文正公書劄》，第十卷，第 36頁。
3.同上，第一卷，第 9頁。《曾文正公家書》，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4. 同上，第一卷，第 11頁。
5.同上，第一卷，第1、2頁。
6.《曾文正公手書日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雖沒有照理學家的樣式堅持每日做“功課”，但從未放鬆過對自己的要求，
對自己不合封建道德的行為經常進行反省和自責，時時見諸日記和書牘之中。尤其鹹豐八年再次出山之後，經過一番“大悔大悟”，曾國藩對自己的要求更加嚴格和全麵，思想上和政治上顯得更成熟、更老練；否則，他在後期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是很難應付自如的，未必能夠“保全末路”。他的一生，可以說就是嚴格按照理學家“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準則奮鬥不息的一生，其死後被清政府賜予“文正”的諡號是不奇怪的。至於他的民族投降主義，並非根源於他的個人品質，而是由半殖民地條件下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決定的，可以說，這是近代中國地主階級政治代表人物必然的曆史歸宿。地主階級中主張抵抗者固然不乏其人，但總的說不占主流，不占優勢，不能代表這個階級的主要發展方向，隻能算是個別人物和政治派別。因而，對於曾國藩一生的罪惡，也不應歸咎於他的個人品質，而主要應歸咎於他的反動的階級立場和政治路線；反之，對於他的曆史評價，亦不應根據他的品德修養，而主要應根據他的思想、行為所產生的社會後果，在中國近代史上所起的影響和作用。正如他在辦理天津教案時所悟出的道理一樣：“古人之不容於物論者，不盡關心術之壞也。”1
曾國藩非常相信主觀意誌的作用，有時甚至把自己一生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歸之於“堅忍”二字。他說：“李申夫嚐謂餘慪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餘咬牙立誌之訣。餘庚戌、辛亥間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醜、甲寅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以及嶽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2又說：“本部堂辦水師，一敗於靖港，再敗於湖口，將弁皆願去水而就陸，堅忍維持而後再振。安慶未合圍之際，祁門危急，黃德糜爛，群議撤安慶之圍援彼二處，堅忍力爭而後有濟。至金陵百裏之城，孤軍合圍，群議皆恐蹈和、張之覆轍，即本部堂亦不以為然，厥後堅忍支撐，竟以地道成功。”通過這些經曆，他從而得出結論，“凡發一謀，舉一事，必
《湘鄉曾氏文獻》，第二冊，第 1227頁。
《曾文正公家書》，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有風波磨折，必有浮議搖撼”，“天下事果能堅忍不懈，總可有誌竟成” 1。對於這一點，曾國藩很自負。一次當趙烈文說到李鴻章“事機不順，未必能如師宏忍”時，曾國藩立刻非常得意地說：
“吾諡法文韌公，此邵位西 (懿辰字 )之言，足下知之乎 ?” 2曾國藩的這種認識，顯然受到理學家的影響。其所謂“誌之所向，金石為開”，恐怕也是從“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格言脫化而來的，其精神實質同上麵所說的“堅忍”二字也是相一致的。
在政治上，曾國藩更處處擺出一副理學家的麵孔，時時以“誠”字相標榜，處處以儒學的衛道士自居。他出山之始，就在《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中信誓旦旦地說：
“國藩奉命以來，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惟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君父，即借以號召吾鄉之豪傑。”3自湖南出發東下、進攻太平軍之前，他又發布文告說，“自唐虞三代以來，曆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太平天國宣布人人平等，田貨歸公，“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我大清之變 ?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他還號召一切忠於孔孟之道的封建士人起而向太平天國作鬥爭，說什麼“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憤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4。事實上，曾國藩選拔軍官、招聘幕僚也都以是否忠於封建禮教，即是否所謂“血性男子”為標準，對具有書生之“血誠”者特別重視。鹹豐十年太平軍掃蕩蘇州、常州，兩江總督何桂清先期自常州逃走，地方官隨之逃散一空，唯當地反動士紳據城頑抗。常州城破之後，他們還率領團練武裝繼續與太平軍為敵。曾國藩聽到後非常高興，認為“該郡素尚節義，其士子多好讀書稽古，研究事理”，“其中必有二三賢智之士為之倡率”。曾國藩把
1.《曾文正公批牘》，第三卷，第 65頁。
2.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3.《曾文正公書劄》，第二卷，第 4頁。
4. 《曾文正公文集》，第三卷，第 1—2頁。
這些“賢智之士”視為難得人才，立即上奏清廷，保舉周騰虎、劉翰清、趙烈文、方俊謨、華蘅芳、徐壽等人，請求清政府令各地督撫將他們谘遣來營，收入幕府，加以“造就”，留“為他日之用” 1。這不過是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類似的情況則比比皆是。曾國藩手下的不少幕僚和將領，都是由於誓與太平軍為敵，被曾國藩目為“血性男子”而收為部下的，幕僚何栻和後來成為淮軍將領的潘鼎新都屬於這種情況。
曾國藩認為，清朝社會風氣的轉變、氣節的樹立、政治頹勢的挽回，全都“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此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 2。又說：
“世多疑明代誅鋤縉紳而怪後來氣節之盛，以為養士實厚使然。餘謂氣節者，亦一二賢臣倡之，漸乃成為風會，不盡關國家養士之薄厚也。 ”3他甚至認為，創辦湘軍、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成功，都是理學的勝利，是羅澤南、李續賓等數位“忠誠君子”倡導的結果。他在《湘鄉昭忠祠祀》中說：“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奸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忌。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呼 !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曆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 !” 4鹹豐十年後，清王朝內憂外患，危機重重，曾國藩更為重視人才的培養，認為“粵撚內擾，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負重之器數十人，恐難挽回時局也” 5。他從這種個人英雄史觀出發，總是把所謂整頓吏治放在首位，將收集和培養人才，尤其主要官員的選擇作為“挽回時局”的著手點，認為“一省風氣係於督撫、司道及
1. 《曾文正公奏稿》，第十四卷，第 69頁。
2. 《曾文正公文集》，第二卷，第 2頁。
3.同上，第二卷，第 70頁。
4.同上，第四卷，第 18—19頁。
5.《曾文正公書劄》，第七卷，第 36頁。
首府數人，此外官紳皆隨風氣為轉移” 1。他的一生中，在這方麵曾作出過巨大的努力，他的幕府就是彙集和訓練人才的綜合學校，按照他的思想要求，培訓出不少適應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製度要求的人才，分遣各地、各部門擔任要職，作為積極貫徹他的思想政治路線的“種子”。到了晚年，曾國藩對清朝的前途開始感到失望，但仍一再表示，自己一生難以改變當時的社會風氣，隻是留下一些“好種子”而已。當然，在他心目中，最“好”的“種子”莫過於李鴻章。我們由此可以看出，他在這方麵確實是按照理學家的哲學觀點行事的。
在軍事上，曾國藩亦明顯地受到理學的影響。對於戰爭中武器與人的關
在人而不在器”2“攻守之要，3
係，曾國藩認為，“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兵” ；還說：“炸炮、輪船雖利，然軍中製勝究在人而不在器。 ”4而在人的問題上，曾國藩又非常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尤其士兵的鬥誌和將領的謀略，認為這些因素往往決定戰爭的勝負。他在與趙烈文論軍事時說：“勝負不在形而在氣，有屢敗而無傷，亦有一蹶而不振，氣為之也。”又說：“為將者設謀定策，攻則必取，不然毋寧弗攻；守則必固，不然毋寧弗守；攻之而為人所逐，守之而為人所破，雖全軍不遺一鏃，”“言
其所傷實多。 趙烈文為他做了進一步解釋：兵事歸之於氣，至矣，而氣又根之於心。故偶然之成敗，損益甚微，而謀定之戰，一失算即將餒於上，士餒於下。何則 ?其心已奪，而氣不得不餒也。 ”5可以說這是給曾國藩的話所做的最好的注釋，經過這番解釋，其意思就更加清楚了。這些思想固然與孫子兵法中“攻心伐謀”的思想暗合，但出自曾國藩之口，得之於其親身經曆，恐怕很難說與理學家的思想無關。
關於軍隊的治理，曾國藩主張以禮治軍。他認為，“帶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他的所謂“仁”，即“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就是
1.《曾文正公手書日記》，鹹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2. 《曾文正公書劄》，第二十卷，第 38頁。
3. 《曾國藩未刊信稿》，第 127頁。
4. 《曾文正公書劄》，第二十卷，第 40頁。
5.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
“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發達之心”。如此，“則人知恩矣”。
還說：“將領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嚴者，其子弟整肅，其家必興；溺愛者，其子弟驕縱，其家必敗。”1他的所謂“禮”，即“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泰而不驕也”。也就是說，“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如此，
“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總之，就是帶兵之人“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2，不加恩而令弁勇知恩，不立威而令弁勇知威，於“無形無聲”之中，達到“辨等明威” 3的目的。曾國藩的這套做法就是把封建倫理觀念同尊卑等級觀念融合起來，將軍法、軍規與家法、家規結合起來，用父子、兄弟、師生、朋友等親友關係掩飾、調劑以至補充上下尊卑關係，以減少內部的摩擦與抵觸，使士兵或下級易於甚而樂於尊重官長、服從官長、維護官長，為官長賣命。為達到這一目的，曾國藩非常重視對士兵的政治思想訓練和軍官的選拔培養。後來他在評論自己帶兵的長處時說：“臣昔於諸將來謁，無不立時接見，諄諄訓誨，上勸忠勤以報國，下戒騷擾以保民，別後則寄書告誡，頗有師弟督課之象。其於銀米子藥搬運遠近，亦必計算時日，妥為代謀，從不誑以虛語。各將士諒其苦衷，頗有家人父子之情。此臣昔日之微長也。”4其實不僅曾國藩，羅澤南、王錱亦無不以禮治軍。故有人說，“湘軍自講學而起，修道為教” 5。這與曾國藩本人乃至湖南的理學傳統是分不開的。
曾國藩用兵非常謹慎。他在給吳廷棟的一封信中說：“近年軍中閱曆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但稱‘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故國藩治軍，屏棄一切高深神奇之說，專就粗淺纖悉處致力，雖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為鈍拙計，則猶守
1.《曾文正公批牘》，第二卷，第 9頁。
2.《曾文正公手書日記》，鹹豐九年六月初四日。
3. 《曾文正公全集》，首卷，第 63頁。
4.《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十五卷，第 13頁。
5.劉體智：《辟園史學四種·異辭錄》，第一卷，第 23頁。
約之方也。 ”1因而，在戰略上曾國藩雖然主張積極進攻，以攻為守，甚至攻敵必救，迫敵決戰 (如安慶之戰)，但從不肯孤軍冒進或分散兵力。例如圍攻安慶期間，力排眾議，堅持在安慶攻陷前不去分兵攻取江、浙；進攻天京時，反對曾國荃孤軍進圍天京等。在戰術上，曾國藩則采取以守為攻的方針，力戒攻堅，亦戒浪戰，主張謀定而戰，預留退路，步步求穩求準，不肯做一點冒險。這與太平軍、撚軍的大規模運動戰的戰略戰術恰成鮮明對照。曾國藩用兵最講以靜製動，後發製人。每野戰時，兩軍對峙，列陣之後按兵不動，誘使太平軍先發，待其三鼓而竭或饑疲欲歸時發兵反攻，往往取勝。他經常指示他的部下，同太平軍作戰，一定要“避其鋒銳，擊其惰歸” 2，“深溝高壘，立於不敗之地”3。他認為，“凡行兵，須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左傳》所稱再衰三竭，必敗之道也” 4。而要做到“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避免氣衰力竭，為敵所乘，就要戒攻堅，戒浪戰。所謂“浪戰”，就是打無準備、無勝利把握之仗。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計算。”5李元度和林源恩進攻撫州，一再攻堅，士兵死傷數百人而城不下，曾國藩立刻去信製止說：“足下與秀三之圍攻之師兵力頗厚，惟屢次為槍炮傷我壯士逾數百人，銳氣暗傷，最為兵家所忌。 ”6正因為如此，曾國藩一貫主張後發製人，非常注意主客關係的變化。他要求“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者如水，靜者如山” 7。又因為“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為主，不喜作客” 8。所以“兵須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為先之心，須人打第
1. 《曾文正公書劄》，第九卷，第 14—15頁。
2.同上，第十卷，第 1頁。
3.同上，第十卷，第 34頁。
4.《曾文正公家書》，同治元年九月三十日。
5. 同上，鹹豐七年十月十五日。
6.《曾文正公書劄》，第五卷，第 30頁。
7.《曾文正公手書日記》，鹹豐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8. 同上。
一下，我打第二下” 1。但是戰場上的主客地位往往是由客觀上的攻守形勢決
定的，並非出於主觀意願，攻的一方往往為客，守的一方往往為主。倘屬野戰，尚可不放槍、不呐喊，在敵陣前列陣靜守，示之以弱，示之以孤，誘敵來攻；若去進攻敵方的城鎮，敵人深溝高牆，堅守不出，欲攻堅則多傷精銳，不攻堅則成久頓堅城之下的客兵，使自己處於不利地位。太平天國發生內訌之後，太平軍在戰略上常取守勢，湘軍常取攻勢。這樣太平軍就常為主兵，固守城池；湘軍常為客兵，頓兵城外。曾國藩為改變這種不利狀況，就采取“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敝” 2的方針，以達到反客為主的目的。其具體辦法是令攻城部隊沿城挖築雙層壕牆，外層以拒援兵，內層以困守敵。這樣湘軍就由客兵變為主兵，由不利變為有利，往往以弱勝強，以少勝多。太平軍的重鎮名城如武昌、九江、安慶、天京及較小的城鎮吉安、瑞州等，都是這樣被湘軍攻陷的。曾國藩此法屢用屢勝，收效顯著，他個人非常得意，其門生幕僚也對之倍加稱頌。後來曾國藩的這一戰術思想又發展為“防河之策”，他本人雖然中途離去，而他的門生李鴻章最終還是用這一辦法將撚軍起義鎮壓下去。可見這一方針實際上還是有效的，隻是在曾國藩手中未盡其用而已。
但是，理學的影響也造成他軍事上的一些弱點，譬如行軍迂緩，用兵呆板，不善打運動戰，尤其不能親自帶兵打仗，等等。他自己也承認，“古人用兵，最貴變化不測。吾生平用兵，失之太呆” 3。最使他苦惱的還是不能親自帶兵打仗，每一臨陣必敗。鹹豐十一年，他從徽州敗歸後寫信對曾國荃說：“曆年以來，凡圍攻最緊要之處，餘親自到場，每至挫失，屢試屢驗。餘偏不信，三月攻徽，又試往一次，果又驗矣。 ”4對於造成以上弱點的原因，曾國藩歸咎於儒學的影響。他曾自我評論說：“餘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餘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辦者，餘或沈吟數時不能了。友人陽湖周弢甫騰
1.《曾文正公書劄》，第十五卷，第 38頁。
2.同上，第五卷，第 43頁。
3.《曾文正公雜著》，第二卷，第 3—4頁。
4. 《曾文正公家訓》，鹹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虎嚐謂餘‘儒緩不及事’。餘亦深以舒緩自愧。”又引用胡三省的話說明“儒緩”不宜於從政從軍的原因：“凡儒者多務為舒緩，而不能應機以趨事赴功。大抵儒術非病，儒而失之疏緩，則從政多積滯之事，治軍少可趁之功” 1。在給家人的信中也說：“行軍本非餘所長，兵貴奇而餘太平，兵貴詐而餘太直” 2。同胡林翼和左宗棠比較起來，雖同為儒生出身，曾國藩的書生氣卻重得多，這固然與他本人的性格有關，大約同理學的影響也不無關係。
不過，曾國藩雖然是位大名鼎鼎的理學家，但在學術上卻並沒有什麼著述。曾國藩死後，《湘軍誌》的作者王闓運曾以當世名士的身份送去一副挽聯，對他一生的長短得失作過較為客觀的評定。挽詞是：“平生以霍子孟、張叔大自期，異代不同功，戡定僅傳方麵略；經術在紀河間、阮儀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龍蛇遺憾禮堂書。”意思是他平生以西漢霍光和明代張居正自期，但因時代不同，功業相差甚遠，並沒有真正像霍光、張居正那樣位居中樞，統籌全局，而僅僅是力撐東南半壁，隻留下一些用兵方略；儒術超過紀昀和阮元，但升大官太早了，臨終沒有留下什麼學術著作。“相傳光緒年間，有人向清廷建議，應準曾國藩從祀文廟。清廷下禮部議奏，部議國藩無著述，於經學亦無發明，且舉王湘綺 (闓運 )的挽詞證之。事遂中止。 ”3曾國藩未能入孔廟從祀，大約有多種原因，“無著述”一條也不一定是主要的，但這件事起碼說明曾國藩在學術上確無突出成就。
曾國藩雖然受唐鑒、倭仁、吳廷棟等人影響很深，但在思想上並不受程朱理學的局限。在對所謂“宋五子”的態度上，極力推崇張載和周敦頤，對程朱反而有不少批評。在治學內容上注重經濟，兼治漢學，對古文尤為喜愛，不僅批評漢學家文章繁雜冗長、支離瑣碎而不得要領，而且反對理學家輕視古文的思想。他對古代善寫文章的大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以及古文運動的發起人韓愈非常推崇，對理學家的各種奇談怪論進行了堅決駁斥。他在與劉蓉論及“司馬遷、韓愈之書”時說：“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
《曾文正公雜著》，第二卷，第 3—4頁。
《曾文正公家訓》，鹹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高伯雨：《中興名臣曾胡左李》，1977年香港波文書局版，第 34頁。
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睹《盤》、《誥》之聱牙而謂《尚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概而未之細推也乎 ?” 1有時曾國藩甚至將常為理學家所不齒的“左、莊、馬、班之才”同儒家鼻祖的“文、周、孔、孟之聖”相提並論，認為他們博學貫通，不可歸之於義理、辭章、考據中的任何一門，而周、張、程、朱則僅懂義理一門學問，與他們比較起來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2。基於這種認識，曾國藩雖然是位名聲在外的理學家，但興趣最大、用功最深的學科卻是古文，即所謂辭章之學。他自稱“生平好讀《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書”3。又說，“餘在道光廿二、三、四、五等年用胭脂圈批”過的各書中，唯有《史記》、韓文、韓詩、杜詩、《古文辭類纂》、《震川集》、《山穀集》數書“首尾完畢，餘皆有始無終” 4。曾國藩上麵提到的這些書基本屬古文類，沒有一本經書或理學家的著作；即如《史記》、《漢書》、《莊子》這些史學和哲學名著，曾國藩也主要是作為文學作品來讀的。他對所謂經史書、宋五子書，似乎沒有下過太大的功夫。鹹豐八年，他在家書中對曾紀澤說：“餘生平有三恥：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認識，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5其後，曾國藩大致學會了辨認星體天象，書法也有所長進，唯經書進展緩慢，直到很晚才首尾完畢。至於古文與詩，曾國藩不僅嗜愛成癖，用心甚苦，而且頗為自信，所取得的成就和外界的評論均在其他學科之上。鹹豐十一年，曾國藩困守祁門，形勢危急萬分，他在給長子曾紀澤的遺囑中說，“此次若遂不測，毫無牽戀”，“惟古文與詩二者用力頗深，探索頗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獨辟康莊；古文尤確有依據，若遽先朝露，則寸心所得，
1.《曾文正公書劄》，第一卷，第 4頁。
2. 《曾文正公文集》，第三卷，第 25頁。
3.《曾文正公家書》，鹹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4. 《曾文正公家訓》，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
5.同上，鹹豐八年八月二十日。
遂成廣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淺，而近年略有入處。三者一無所成，不無耿耿”1。就是說，在古文方麵他是決心自成一派的，而且確實摸到了門徑，隻是作品甚少，不能充分表達出來，若遽然死去，自己的心得體會也就從此泯滅，實在於心不甘。同治元年又說：“餘近年頗識古人文章門徑，而在軍鮮暇，未嚐偶作，一吐胸中之奇”2。同治六年還曾說過，假使我有暇讀書，較之梅曾亮、何紹基“數子”，“或不多讓”3。曾國藩對詩也很自信，他曾向人表示：“人生讀書做事，皆仗胸襟。今自問於古詩人中，如淵明、香山、東坡、放翁諸人，亦不多讓。而卒卒無暇，不能以筆墨陶寫出之。惟此一事，心中未免不足” 4。
後人對曾國藩的古文亦評價頗高。李慈銘看過《曾文正公全集》後，對其中不少篇章大加稱讚，說有的情感“真摯”，有的敘事質實，有的筆力蒼勁，有的字字傳神，可謂“近代之傑作” 5。近代史上的一代才子梁啟超也對曾國藩的文章大加稱讚，說即使沒什麼“事業”，單就文章而言，曾國藩亦
“可以入文苑傳”6。民國文人徐淩霄、徐一士兄弟對曾國藩的文章亦推崇備至，稱“國藩文章誠有絕詣，不僅為有清一代之大文學家，亦千古有數之大文學家也”7。還說，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三人的奏議各有所長，“均為有清大手筆”，而“若以文字學根柢論”，則曾國藩“為獨優” 8。這些評論雖未必恰如其分，但總的說還是比較客觀的。至於有些人出於門戶之見或其他動機，稱曾國藩的文章“冠絕古今”，“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複續”，“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9，這就有些言過其實了。曾國藩自己還是有自知之明的，他自認文章不如桐城派，無法與梅曾亮相比。他說，桐城張氏之算學，
《曾文正公家訓》，鹹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同上，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同上，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
徐淩霄、徐一士：《淩霄一士隨筆》，《國聞周報》，第十一卷，第 32期。
17期。
徐淩霄、徐一士：《曾胡談薈》，《國聞周報》，第六卷，第 33期。
同上，《國聞周報》，第六卷，第 40期。
同上，《國聞周報》，第七卷，第 4期。
宣城梅曾亮之古文詩篇，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之訓詁學，“實集古今之大成，國藩於此三家者常低徊歎仰，以為不可及”1。同治六年剿撚敗歸後又說，年輕時與梅曾亮交遊，見其以古文名重京師，“心獨不肯下之”；“今日複翻視梅伯言 (梅曾亮字 )之文，反覺有過人處，往者之見，客氣多耳” 2。也就是說，因為過去自我估計過高，對梅文的評價很不客觀，今天看來確實高人一籌。曾國藩講這番話時趙烈文也在場，實際上持有同樣看法。可見曾國藩在古文方麵雖有一定造詣，卻始終不如梅曾亮，並以此引為終生憾事。
書法方麵曾國藩也下過不少功夫。早在京宦時，曾國藩即“深以學書為意，苦思力索，幾於困心橫慮”。鹹豐八年再出之後練字愈勤，“每日筆不停揮”，除讀書、作文、辦公事外，還要“習字一張，不甚間斷”，並自覺“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腕下”3；隻是字體屢變，無一定風格。他曾敘述自己練習書法的過程說，
“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隻為欠卻間架工夫，便爾作字不成體段”。他先摹柳體，後學趙體，又欲將柳、趙兩家“合為一爐”，獨創一體，“亦為間架欠工夫”，“有誌莫遂”4。迄後又以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師。“師羲之不可遽幾，則先師歐陽信本；師歐陽不可遽幾，則先師李北海。師獻之不可遽幾，則先師虞永興；師虞不可遽幾，則先師黃山穀。”以為“二路並進，必有合處” 5，結果變來變去，不成一體，雖“用力亦不少，而時進時退，時好之，時不好之，時慕歐、柳，時慕趙、董，趨向無定，作輟靡常”6，終無大的成就，其造詣遠遜於古文。
曾國藩不僅對儒學各門各派采取兼收並蓄的方針，力圖集各家之長，自成一代“通儒”，而且對諸子百家亦主張兼師並用，吸收各家之長，雜糅一體，以加強自身的修養，提高治國的本領。鹹豐十一年，他在日記中寫道：
1.《曾文正公雜著》，第二卷，第 2頁。
2.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3.《曾文正公手書日記》，鹹豐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4.《曾文正公家訓》，鹹豐九年三月初三日。
5.《曾文正公手書日記》，鹹豐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6.同上，鹹豐九年三月初一日。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1。又說：“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遊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也，不可棄也”2。他還認為，墨子學派的後人“豪俠”亦有不少方麵，如薄利重義、忘己濟人、輕死重節等，皆“與聖人之道”相一致。還說：“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以餘觀，此數者乃不悖於聖賢之道，然則豪俠之徒未可深貶。 ”3有時曾國藩甚至幹脆把諸子百家的各派學說說成是孔子的“言外之意”。他說：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
“聖人有所言有所不言：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刑政、仁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無清靜、無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為體，以所言者為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為聞道之君子乎 !” 4
嚴格地說，曾國藩既不算一個純粹的理學家，也不算是純粹的儒學家，而是一個以理學為核心、儒學為主體，集中國古今思想之大成的雜家。他吸收一切對統治階級有用的思想，不論是何家何派，也不論是外來的或中國固有的，加以融會貫通，心領神會，形成自己複雜的思想體係。在近代史上，他之所以成為反動統治階級中承上啟下的人物是不奇怪的。也正因為這一點，他常常受到正統理學家的“譏議” 5。比他稍晚的一位理學家曾在一封信中對曾國藩評論說：“湘鄉 (指曾國藩 )訓詁、經濟、詞章皆可不朽，獨於理學則徒以其名而附之，非真有鏡於唐鏡海、倭艮峰、吳竹如、羅羅山之所講論者，其終身所得者，‘以老莊為體、禹墨為用’耳。”又說：“儒者學孔孟程朱之道，當獨守孔孟程朱，不必以混合儒墨、並包兼容為大也。 ”“湘鄉譏程朱為
《求闕齋日記類鈔》，上卷，第 20頁。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鹹豐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曾文正公雜著》，第四卷，第 4頁。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鹹豐九年十一月初四日。
徐淩霄、徐一士：《曾胡談薈》，《國聞周報》，第六卷，第 45期。
隘，吾正病其未脫鄉願之見耳。”他還諷刺曾國藩說：“以雜為通，以約為陋，以正為黨，博學多能，自命通人，足以致高位、取大名於時而已，不當施之於講學。”1顯然，這位以正統理學家自居的學者是不承認曾國藩為理學家的，認為他不過徒擁虛名而已，實際上已背離了理學的宗旨。這種看法雖出於門戶之見，亦未必比曾國藩高明，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曾國藩的思想特點。
曾國藩的思想之所以這樣始終以理學為核心，而又顯得博雜多變，是與他一心為封建統治階級盡忠報效的政治誌向和經世致用的治學作風分不開的。他早在京宦初期就立誌要成為地主階級的一代聖賢，要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雖然努力學古文，學理學，學訓詁，學經濟，但並不滿足於僅做一門學科的學者，也不滿足於僅做一代博學多能的通儒或能吏，而是要將平生所學付諸實踐，以挽回封建統治階級日趨衰落的形勢，重新振興搖搖欲墜的清王朝。這樣，在他從軍從政的過程中就會遇到許多複雜而困難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沒有淵博的知識和真才實學，僅有理學家關於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麵的一些說教是很不夠的。因而他擯除門戶之見，對於整個封建社會積累起來的大量可資以為治的有用知識，都采取兼收並用的態度；並在運用中加以整理和發展，錯者改之，缺者補之，不僅要解決社會現實中提出的一些具體問題，還要總結出一整套經驗，形成一定的規章製度，以為後世立法。他說，“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製，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製，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而研究這些問題，“皆以本朝為主而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於簡易。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2。又說，“德成以謹，謹以慎行為要，而敬、恕、誠、靜、勤、潤六者闕一不可；學成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爛熟為要，而三實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為要，亦須自辟門徑，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開疆安民為要，而亦須能樹人、能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澤民，不
夏震武：《靈峰先生集》，第四卷，第 13頁。
《湘鄉曾氏文獻》，第六冊，第 3369—3370頁。
害其為功也”1。
然而曾國藩生當封建社會末世，不僅麵臨著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反封建、反侵略鬥爭，還遇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日益猖狂的侵略和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問題。要保持住本階級的統治，地主階級就不能不提出自己的對策。於是曾國藩就代表地主階級，在中國社會性質發生深刻變化的轉折關頭完成了這一曆史性的任務。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僅僅依靠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是不夠的，還必須在此基礎上突破“夷夏”界限，吸收外國的有用知識和技術。這一點正是正統理學家所堅決反對的，也是曾國藩同其他理學家最明顯的區別。他在近代史上之所以成為一個影響深遠的人物，並不由於講習理學或善寫文章，也不僅因為他搞起一支軍隊，將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而主要是由於他在中國半殖民地化日益加深的形勢下，根據西方列強的對華政策和清王朝衰敗日甚的情況，製定出一條既適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需要，又符合封建統治者根本利益的思想和政治路線，發動起一場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後來史學家多稱之為洋務運動。
曾國藩的洋務思想最早萌芽於鹹豐十年底。當時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鹹豐皇帝猶驚魂未定，通過《北京條約》從中國掠走大片領土的沙俄政府為爭取外交上的主動和對清政府內政外交政策產生更大的影響，又轉而拉攏清政府。《北京條約》剛剛換約，俄國公使伊格納切夫即向恭親王奕表示，願派兵船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軍，並提出可聯係美商，幫清政府采買洋米，經海路運往天津，接濟北京。清政府拿不定主意，令各部院大臣和地方督撫議奏。曾國藩複奏認為，這是洋人主動向清政府表示和好，朝廷應抓緊這個難得的機會，“將此兩事妥為經劃”，借以搞好同西方列強，尤其美、俄兩國的關係，這樣，“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紆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 2。據現有資料，這是曾國藩本人和洋務派人物最早提出的學習外國科學技術、興辦近代軍事工業的主張。兩年後，清政府與英、法、美、俄等外國侵略者就聯合鎮壓太平天國的問題，即所謂“借夷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鹹豐九年八月十六日。
《曾文正公奏稿》，第十二卷，第 58頁。
助剿”問題達成協議，英、法各國組成洋槍隊，在上海、寧波等地協助清朝
軍隊同太平軍作戰。這時曾國藩的洋務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一次與
幕僚討論“夷務”時大發議論，提出了全麵成熟的看法。他在當天的日記中
寫道：“與幕府諸君暢談，眉生言及（夷）務，餘以為欲製（夷）人，不宜
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即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豔（夷）而鄙華、
借 [夷 ]而壓華，雖極可恨可惡，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著眼。吾輩著眼之地，
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
我攻剿發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強
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做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