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1年春，在旅法華人中，就已經形成了一個秘密的共產主義小組，這個小組最初成員有張申府、趙世炎、劉清揚、周恩來和陳公培，負責人是張申府。中共“一大”召開後，中共旅法小組成為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組成部分。
隨著國內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創辦了機關刊物《少年》，1924年2月改名為《赤光》。
《赤光》創辦不久，鄧小平就來到戈德弗魯瓦街17號小旅館內周恩來的狹小房間，成為《赤光》編輯部最年輕的成員。
這是鄧小平第一次直接參與革命工作，是他一生革命生涯的開始。在《赤光》編輯部，他得到周恩來等較年長的共產黨人的直接幫助和指點。同時，由於工作實踐使鄧小平增長了長幹，鍛煉了能力。也是在這個崗位上，他以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信賴和尊重。
1924 年下半年，由於國共合作後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國內急需大批幹部，周恩來等即將回國工作。於是，鄧小平等一批年輕的同誌補充進入旅歐黨團組織，並逐漸成為負責人。1924年下半年，鄧小平轉入中國共產黨。
從此把自己偉大的一生緊緊地與共產主義事業緊密聯係在一起了。此後在旅歐共產主義者中，許多人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也有許多人為共產主義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但也有一些人中途離開了革命隊伍，甚至有的人背叛了革命。但鄧小平一直堅持了下來，從來就沒有動搖過，並一步一個腳印紮紮實實地為這個理想奮鬥。無論是“四一二”後的白色恐怖，還是戰鬥在上海的虎穴刀叢；無論是在百色起義軍的危急時刻，還是在中央蘇區蒙難含冤的日子裏；無論是太行山上煎熬搏戰，還是“文化大革命”中“兩落兩起”，他始終充滿對共產主義的理想，充滿著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心，並為共產主義不懈地奮鬥著。
鄧小平早在法國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時，即已樹立共產主義理想，確定為共產主義奮鬥的人生目標。
鄧小平感慨地說：“那個時候能夠加入共產黨就不容易。在那個時代，加入共產黨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給黨了，什麼東西都交了！”（《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第139頁）
1927 年的春天，鄧小平根據黨組織的周密安排，從蘇聯莫斯科秘密回國，投入到國民革命的新鬥爭行列，此時的中國，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景象已經過去，國共兩黨的合作由於國民黨右派分子的蓄意破壞，已經處在走向破裂的前夕，政局十分動蕩。根據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和馮玉祥的西北軍情況，中共組織決定分配鄧小平到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中工作。
鄧小平在馮玉祥的部隊裏不過三四個月的時間。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背叛革命，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河南、陝西的國民軍也開始了反共的“清黨”活動。在此形勢下，鄧小平與劉伯堅、李林等商量，認為最好去武漢找中央，這樣，於當年6月底，鄧小平離開西安，很快到達武漢。
鄧小平到武漢後，並沒有被大革命的血腥嚇倒。將黨的組織關係轉到黨中央，並被分配擔任中央秘書工作。此時周恩來也到了武漢，擔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事部長。鄧小平主要是管中央文件、交通、機要等項事務，在中央的重要會議上做記錄和起草一些文件。這時，國內的政治形勢繼續惡化。7 月 15 日，一貫以“左”派麵目出現的汪精衛在武漢召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作出了關於“分共”的決定，公開背叛了孫中山先生所製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綱領。隨後不久，汪精衛就和蔣介石一樣對共產黨員實行大屠殺，殘酷的白色恐怖籠罩著全國。黨的組織被迫由公開轉入秘密，黨的活動也由公開轉入地下。但是鄧小平並不因此放棄自己的理想，為適應秘書工作的需要，鄧小平將用了 20多年的鄧希賢改名為鄧小平，前往了上海，不久受命來到廣西百色，發動起義。
以後，在中國革命的艱苦歲月，盡管道路坎坷，艱苦非常，為了心中的理想，鄧小平吃苦耐勞，在困難前麵不低頭，在艱難之中愈挫愈奮，樂觀向上，表現出了一種生命不息，為理想奮鬥不止的信念和決心。
長征千回百轉，艱苦備嚐，是中國人民軍隊奮鬥史上三大最為艱苦的史實之一（其他兩大史實為南方三年遊擊戰爭和東北抗日聯軍的抗日鬥爭）。每一個經曆過長征的老紅軍都有許許多多的關於長征的回憶，都有說不完的關於長征的故事。但在問到鄧小平在長征時候都幹了些什麼的時候，他隻有三個字：“跟黨走！”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後期，彭德懷、劉伯承等大批高級幹部調往延安學習，鄧小平獨撐太行山抗戰局麵，在艱難困苦中，領導晉冀魯豫全區軍民奮鬥不息。他的女兒問他：“你那時一個人在前方，也夠不容易的吧？”鄧小平淡淡一笑，回答說：“我沒幹什麼事，隻幹了一件事，就是吃苦！”（《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第496頁）這些是怎樣的艱難困苦嗬，可是到了他的嘴裏，隻有簡簡單單、平平淡淡的兩句話。如果沒有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堅定信念和必勝信心，縱有再多的樂觀精神，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