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囑托
長期患多種疾病的鄧穎超早在 1978年 7月 1日，就鄭重地寫下了給黨中央的一封信。
這也是她的第一份遺囑，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我是 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團的第一批團員。1925年 3月天津市黨委決定我轉黨，成為中共正式黨員。人總是要死的。對於我死後的處理，懇切要求黨中央批準我以下的要求：
1．遺體解剖後火化。
2．
骨灰不保留，撒掉，這是在 1956年決定實行火葬後，我和周恩來同誌約定的。
3．
不搞遺體告別。
4．
不開追悼會。
5．
公布我的這些要求，作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為我認為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職務也都是黨和人民決定的。
1982年 6月 17日，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的鄧穎超，將她的第一次遺囑重新抄寫了一遍，同時根據反腐倡廉形勢的發展，在遺囑中又補充了兩條新內容，隨後再次將信呈交給了黨中央，這是她的第二份遺囑。
遺囑新增的內容是：
1．
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來共住的，是全民所有，應交公使用，萬勿搞什麼故居和紀念等，這是我和周恩來同誌生前就反對的。
2．
對周恩來同誌的親屬，侄兒女輩，要求黨組織和有關單位的領導和同誌們勿以因周恩來同誌的關係，或以對周恩來同誌的感情出發，而不是依據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給予照顧安排。這是周恩來同誌生前一貫執行的。我也堅決支持的。此點對端正黨風，是非常必要的。我無任何親戚，唯一的一個遠房侄子，他很本分，從未以我的關係提任何要求和照顧。以上兩點，請一並予以公布。
1982年 6月 17日，鄧穎超寫的遺囑
1977年 5月 20日，鄧穎超同侄女周秉德（左二）等六姐弟在西花廳
1982年 7月的一天，鄧穎超把侄兒侄女叫到中南海，告訴他們自己已將後事處理的安排寫信給黨中央。那天她還講了這樣一番話：“我得重病的時候，或我臨死的時候，千萬不要搶救，那時候搶救沒有什麼意義，隻能延續那麼一兩天的生命，搞得醫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到報上說美國有一個安樂死醫院。老了，該辦的事都辦了，就可以安靜地沒有痛苦地去死，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
除了這個遺囑，鄧穎超對她身後的其他一些具體事宜，也都向有關同誌作了委托。甚至連 1949年她同周恩來住進西花廳後所用的一些家具、物品應該交還給哪裏，也都一一作了交代。她反對搞吊唁活動，要求身邊的工作人員向中央反映：“我死後不要增加組織和同誌們的麻煩，也不要身後名聲。”為了辦好這些事，她鄭重地向身邊工作人員囑托：
委托下列幾位同誌辦的幾項事：由楊德中、李琦、趙煒、張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組成小組，請楊德中同誌負責主持，趙煒同誌協助。關於我死後簡化處理，已報請中央批準外，對以下幾件事，由小組辦理：一、在我患病急救時，萬勿采取搶救，避免延長病患的痛苦，以及有關黨組織、醫療人員和有關同誌的負擔；二、未用完的工資，全部交黨費。三、我和周恩來同誌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應仍交公處理，周恩來同誌和我曆來反對搞我們的故居；四、所有圖書、出版物，除由中辦給恩來的大字理論和曆史書籍，仍退還原機關外，其他的交由共青團中央酌分給青少年集中閱讀的單位用；五、我的文件、來往通訊、文書之類的文件，交中央文獻辦公室清理酌處，我和周恩來同誌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獻辦公室存或酌處，關於我的講話、談話錄音交中央文獻辦公室存處；六、有些遺物可分的均交公或交有關單位使用；七、我個
人的遺物、服裝雜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邊工作同誌、有來往的一部分親屬
留念使用。以上諸事，向委托辦理的同誌，先此表示謝意 !在以上範圍以外的其他物品統由小組同誌代處。
鄧穎超還向她的秘書趙煒交代，要穿哪套衣服，要用曾裝過周恩來骨灰的那個骨灰盒……這就是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偉大胸懷和高尚品德的鮮明寫照。一個為人民的幸福奮鬥終生，奉獻了全部生命和智慧的偉大女性的最後囑托。
人民的懷念
民日報》上公布了她的遺囑。鄧穎超的遺囑在報紙上全文公布後，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當中引起了巨大反響。海外的一些報紙也予以報道，稱讚鄧穎超“留下來的是一份無所求、充滿愛國情懷的‘遺囑’，留給後人的是無價的精神瑰寶”。趙樸初在挽詩中是這樣稱頌鄧穎超的：“晚歲善恬靜，無言如鍾杵；時然後一鳴，深入人心腑”。臧克家在題為“遺言動人心”的短文中寫道：“讀了她給黨中央的信，那七條遺言，比千言萬語更感人。字句雖少，但她的人格、品德，可從此中尋了。這是最感動人，最樸素，最概要，最傳神的自我寫照。它，是一座豐碑，鼓舞人向高處攀登；它，是一麵鏡子，讓每個人特別是領導同誌照照自己；它，是一副去汙劑，使塵垢消而清白出；它，是一則萬金難買可以傳之後人的箴言。”魏巍在《悼鄧大姐》一文中說：“她的臨終遺言，尤其感人肺腑。這無異是對全體中國共產黨人的殷殷忠告，誰能無動於衷 ?”是的，展讀鄧穎超的遺囑，誰能無動於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