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膾炙人口的諺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它本來是“天上天堂，地下蘇杭”，約在五代時開始流傳，當時杭州是吳越首府，如何會將蘇州置於杭州之前呢？其實這一情形，唐代已然。白居易先後任湖州、蘇州、杭州刺史，《初到郡齋寄錢湖州、李蘇州》詩曰：“霅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此錢塘郡，閑忙恰得中。”“霅溪”指湖州，“茂苑”指蘇州，白居易做官，不想太忙於事務，從蘇州調任杭州，就感到輕鬆不少。因此範成大《吳郡誌》卷五十就說：“在唐時蘇之繁雄，固為浙右第一矣。”雖然蘇杭都是天堂，曆史上還是有點差別的。
人間天堂，首先是指一個美好的人居環境。蘇州的自然形勝，得天獨厚，它地處長江三角洲平原，碧波浩渺的三萬六千頃太湖近在西郊，萬裏長江流經北隅，京杭大運河繞城半邊，穿越而過。境內土地肥沃，湖泊星羅棋布，河港縱橫交錯。全年氣候溫和濕潤，雨水沛然，日照充足，故稻糧種植可得一歲三熟。在自然災難史上，很少看到關於蘇州的記載，即使偶然有之，也會很快恢複。自古以來，蘇州就以富庶繁華聞名，《隋書·地理誌》說：“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為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亦無餓餒。”“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輳。”章潢《三吳風俗》也說：“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墟，以跨引閩越，則姑蘇一都會也。其民利魚稻之饒，居果布之湊，造作精靡，以綰轂四方。”自唐代起，蘇州就是全國重要的經濟文化城市。明弘治十年，蘇州府領太倉一州，吳、長洲、常熟、吳江、昆山、嘉定、崇明七縣。清雍正二年，蘇州府領吳、長洲、元和、常熟、昭文、昆山、新陽、吳江、震澤九縣。蘇州工商業的發展，加速了人口積聚，城市規模不斷擴大，至嘉慶二十五年，吳、長洲、元和三縣人口已超過三百萬，府城人口超過六十萬，成為僅次於北京的第二大都市。雖然明初以後，蘇州賦稅之重為天下最，但城鄉百姓大都能得以溫飽度日，王士性《廣誌繹》卷一就說：“畢竟吳中百貨所聚，其工商賈人之利又居農之什七，故雖賦重，不見民貧。”
隨著蘇州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物質財富日益充盈，逾禮越製的現象越來越普遍，體現在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麵。這種奢侈之風，約起於明代中葉，家住相城的王錡，記下了自己的親身感受，他在《寓圃雜記》卷五中說：“吳中素號繁華，自張氏之據，天兵所臨，雖不被屠戮，人民遷徙實三郡、戍遠方者相繼，至營籍亦隸教坊。邑裏瀟然，生計鮮薄，過者增感。正統、天順間，餘嚐入城，鹹謂稍稍複舊，然猶未盛也。迨成化間，餘恒三四年一入，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於今，愈益繁盛，閭簷輻輳，萬瓦甃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從蓋，壺觴罍盒，交馳於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遊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綠波朱閣之間，絲竹謳舞與市聲相雜。凡上供錦綺、文具、花果、珍羞奇異之物，歲有所增，若刻絲累漆之屬，自浙宋以來，其藝久廢，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產益多。”
以飲食為例，明隆慶間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三十四說：“餘小時見人家請客，隻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賓或新親過門，則添蝦蟹蜆蛤三四物，亦歲中不一二次也。今尋常燕會，動輒必用十肴，且水陸畢陳，或覓遠方珍品，求以相勝。前有一士夫請趙循齋，殺鵝三十餘頭，遂至形於奏牘。近一士夫請袁澤門，聞肴品計百餘種，鴿子斑鳩之類皆有。嚐作外官，囊橐殷盛，雖不費力，然此是百姓膏血，將來如此暴殄，寧不畏天地譴責耶。然當此末世，孰無好勝之心，人人求勝，漸以成俗矣。”
清初稍有收斂，未久就故態複還，且愈演愈烈。董含《三岡識略》卷十舉順康間事說：“蘇鬆習尚奢華，一紳宴馬總兵逢知，珍奇羅列，雞鵝等件，率一對為一盆，水果高六七尺，甘蔗牌坊下可走三四歲兒。視明季，直土硎土簋耳。”至乾隆朝，奢風更其熾盛，吳江人袁棟《書隱叢說》卷十說：“蘇州風俗奢靡，日甚一日。衣裳冠履，未敝而屢易；飲食宴會，已美而求精。衣則忽長忽短，袖則忽大忽小，冠則忽低忽昂，履則忽銳忽廣，造作者以新式誘人，遊蕩者以巧冶成習，富室貴宦，自堆篋盈箱，不惜紈扇之棄置矣，而販夫賤隸，負販稍畢，即美衣鮮服，飲茶聽唱以為樂。其宴會不常，往往至虎阜大船內，羅列珍羞以為榮，春秋不待言矣，盛夏亦有為避暑之會者。味非山珍海錯不用也，雞有但用皮者，鴨有但用舌者，且有恐黃魚之將賤，無錢則寧質蚊帳以貨之者。此其衣食之侈靡也。賭博之風，十室而九，白晝長夜，終無休息，處處有賭場，人人有賭具，真所謂十步一樓、五步一閣者矣。秋冬則鬥蟋蟀，又鬥鵪鶉、黃頭，舉國若狂，所費不貲。甚而閨閣之中，不嫻中饋女紅，惟日慕浮蕩之習，暗有尼姑、牙婆等為之通聲氣，今日至某處博弈飲酒，明日至某處呼盧宴會。此風何可長耶？古有營妓，今無其籍，有無恥而射利者，倚門迎客，獻笑爭妍，有為之荒其本業者，有為之罄其家資者，有為之乖其家室者，有為之隕其身命者。觸處網羅，惟智者能避之也。人之最喪品而喪家者有四，曰闝、賭、吃、著而已，蘇城之風氣，獨於四者而加詳焉，不亦哀哉。又有篤信僧道，以理懺為名，簫琵細樂，其音靡靡，十番孔雀，蕩人心誌，僧俗滿堂，男女雜遝，生不衰而死不安甚者。婦女至春時入廟，以燒香為名，遍處遨遊，成群嬉玩，脂粉狼藉，鈿舄零落，高門蓬戶，莫不皆然，此風俗之尤惡者也。以上諸惡習，上台屢為禁止，亦禁於一時而未能終革也。司柄者當以此為急務，明目張膽，設法以絕之，其可哉。”昆山人龔煒《巢林筆談》卷五也說：“吳俗奢靡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反，安望家給人足乎？予少時，見士人僅僅穿裘，今則裏巷婦孺皆裘矣；大紅線頂十得一二，今則十八九矣；家無擔石之儲，恥穿布素矣；團龍立龍之飾，泥金剪金之衣，編戶僭之矣。飲饌，則席費千錢而不為豐，長夜流湎而不知醉矣。物愈貴，力愈艱，增華者愈無厭心，其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