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的奢侈之風，與經濟發展密不可分，陸楫《蒹葭堂雜著摘鈔》就分析了兩者的關係：“予每博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為生，其地儉則其民必不易為生者也。何者，勢使然也。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吳俗之奢，莫盛於蘇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繡者，不知其幾何也，蓋俗奢而逐末者眾也。隻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出遊，遊必畫舫、肩輿、珍羞、良醞、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幾。故曰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若使傾財而委之溝壑，則奢可禁，不知所謂奢者，不過富商大賈、豪家巨族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鬻者織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謂通功易市，羨補不足者也。”顧公燮《消夏閑記摘鈔》卷上也說：“治國之道，第一要務在安頓窮人。昔陳文恭公（宏謀）撫吳，禁婦女入寺燒香，三春遊屐寥寥，輿夫、舟子、肩挑之輩，無以謀生，物議嘩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為蘇藩，禁閉戲館，怨聲載路。金閶商賈雲集，宴會無時，戲館數十處，每日演劇，養活小民不下數萬人，原非犯法事，如蘇子瞻治杭，以工代賑。今則以風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此，蘇郡五方雜處，如寺院、戲館、遊船、賭博、青樓、蟋蟀、鵪鶉等局，皆窮人大養濟院，一旦令其改業，則必至失業，且流為遊棍、為乞丐、為盜賊，害無底止矣。”雍正二年六月，江蘇布政使鄂爾泰上奏折曰：“受事以來，見江蘇地方，外似繁華，中實凋敝，加以風俗奢靡，人情浮薄，縱遇豐年，亦難為繼。”故擬嚴加整治，清世宗胤禛不同意這樣做法，在奏折上批道：“凡轉移風俗之事，須漸次化理，不可拂民之意而強以法繩之也。從前如湯斌等及幾任巡撫，亦有為此舉者，皆不能挽回而中止，反致百姓之怨望，無濟於事。如蘇州等處酒船、戲子、匠工之類，亦能贍養多人，此輩有遊手好閑者，亦有無產無業就此覓食者，倘禁之驟急，恐不能別尋生理，歸農者無地可種，且亦不能任勞，若不能養生，必反為非，不可究竟矣。”“蘇常等處還是禮義柔弱之風，雖習尚奢靡，不過好為嬉戲耳。況人性多巧，頗嫻技藝，善於謀食，較之好勇鬥狠之風相去遠矣。若盡令讀書，勢必不能；若概令歸農，此輩懦怯之人，何能力田服勞。將來不過棄鄉棄土，遠往他省，仍務其舊業耳，非長策也。”（《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
一方麵是奢侈的需求，另一方麵是經濟發展的需求，兩相結合，以維持蘇州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這種奢侈之風，體現在包括衣飾、飲食、陳設、遊賞、觀覽、百工製作乃至言行舉止諸多方麵，影響波及各地，引領全國時尚。張瀚《鬆窗夢語》卷四就說：“至於民間風俗，大都江南侈於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於三吳。自昔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製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製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於器。是吳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觀赴於吳者，又安能挽而之儉也。”
由於具有優越的自然環境，相對安定的社會生活，聰穎靈慧的思維方式，再加以奢侈之風的引領，蘇州人以極大的熱情，表現出對物質生活質量的追求，將日常的衣食住行不斷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範成大《吳郡誌》卷二說：“吳中自昔號繁盛，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為田。人無貴賤，往往有常產。故多奢少儉，競節物，好遨遊。”袁學瀾《蘇州時序賦序》也說：“江南佳麗，吳郡繁華。土沃田腴，山溫水軟。征歌選勝，名流多風月之篇；美景良辰，民俗侈歲時之勝。”蘇州人對幾乎每一個生活層麵都十分講究，體現了生活的豐富性和多樣性。這樣一種講究，創造了許多物化的精神產品，其中也包括飲食。
蘇州飲食，實在是一個豐厚博大的文化形態，細細道來，當是長篇巨製，本書隻是淺近地作點介紹和描述，有時還稍稍延伸開去，讓讀者從飲食的角度，更多地知道一點蘇州曆史上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