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的學說，據現有的《尹文子》看來，可算得當時一派重要學說。尹文是中國古代一個法理學大家。中國古代的法理學乃是儒墨道三家哲學的結果。老子主張無為，孔子也說無為，但他卻先要“正名”，等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地位，方才可以“無為而治”了。孔子的正名主義已含有後來法理學的種子。看他說不正名之害可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便可見名與法的關係。後來墨家說“法”的觀念，發揮得最明白。墨家說“名”與“實”的關係也說得最詳細。尹文的法理學的大旨隻在於說明“名”與“法”的關係。《尹文子》說：
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故必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疑當作“名以檢事，事以正名”）……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在我。……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
這是尹文的法理學的根本觀念。大旨分為三層說：一是形，二是名，三是分。形即是“實”，即是一切事物。一切形都有名稱，名須與實相應，故說：“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尹文的名學好像最得力於儒家的正名主義，故主張名稱中須含有褒貶之意，所以說：“善名命善，惡名命惡，……使善惡盡（疑當作畫）然有分。”這完全是寓褒貶，別善惡，明貴賤之意。命名既正當了，自然會引起人心對於一切善惡的正當反動。這種心理的反動，自然會引起人心對於一切善惡的正當反動。這種心理的反動，這種人心對於事物的態度，便叫作“分”。例如我好好色而惡惡臭，愛白而憎黑：好色、惡臭、白、黑是名；好、惡、愛、憎是分。名是根據於事物的性質而定的，故說“名宜屬彼”。分是種種名所引起的態度，故說“分宜屬我”。有什麼名，就該引起什麼分。名不正，則分不正。例如匈奴子娶父妻，不以為怪；中國人稱此為“烝”，為“亂倫”，就覺得是一樁大罪惡。這是因為“烝”與“亂倫”二名都能引起一種罪惡的觀念。又如中國婦女纏足，從前以為“美”，故父母狠起心腸來替女兒裹足，女兒也忍著痛苦要有這種“美”的小腳。現今的人說小腳是“野蠻”，纏足是“殘忍非人道”，於是纏足的都要放了，沒有纏的也不再纏了。這都因為“美”的名可引起人的羨慕心，“野蠻”“殘忍”的名可引起人的厭惡心。名一變，分也變了。正名的宗旨隻是要“善有善名，惡有惡名”；隻是要善名發生羨慕愛做的態度，惡名發生厭惡不肯做的態度。故說“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
以上所說，尹文的法理學與儒家的正名主義毫無分別（參觀第四篇第四章，第十一篇第三章）。但儒家如孔子想用“春秋筆法”來正名，如荀卿想用國家威權來製名，多不主張用法律。尹文便不同了。《尹文子》道：
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禦險難，以萬事皆歸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
從純粹儒家的名學一變遂成純粹的法治主義。這是中國法理學史的一大進步，又可見學術思想傳授沿革的線索最不易尋，決非如劉歆、班固之流畫分做六藝九流就可完事了的。
三、許行、陳相、陳仲 當時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最為切要，故當時的學者沒有一人不注意這些問題的。內中有一派，可用許行作代表。許行和孟子同時。《孟子·滕文公篇》說：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屢織席以為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這是很激烈的無政府主義。《漢書·藝文誌》論“農家”，也說他們“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上下之序”。大概這一派的主張有三端：第一，人人自食其力，無有貴賤上下，人人都該勞動。故許行之徒自己織席子，打草鞋，種田；又主張使君主與百姓“並耕而食，饔飧而治”。第二，他們主張一種互助的社會生活。他們雖以農業為主，但並不要廢去他種營業。陳相說：“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因此，他們隻要用自己勞動的出品與他人交易，如用米換衣服、鍋、甑、農具之類。因為是大家共同互助的社會，故誰也不想賺誰的錢，都以互相輔助、互相供給為目的。因此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