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西曆前三世紀之思潮
西曆前四世紀（前400年到301年。安王二年至赧王十四年）和前三世紀的前七十年（前300年至230年。周赧王十五年至秦始皇十七年），乃是中國古代哲學極盛的時代。我們已講過“別墨”、惠施、公孫龍、孟子、莊子、荀子的哲學了。但是除了這幾個重要學派以外，還有許多小學派發生於前四世紀的下半和前三世紀的上半。因為這幾家學派成熟的時期大概多在前三世紀的初年，故統稱為“前三世紀的思潮”。這一篇所說，以各家的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為主腦。
一、慎到、彭蒙、田駢 據《史記》，慎到是趙國人，田駢是齊國人。《史記》又屢說：“淳於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孟子荀卿列傳》及《田完世家》）似乎慎到、田駢的年代大概相去不遠。《莊子·天下篇》說田駢學於彭蒙。《尹文子》下篇記田子、宋子、彭蒙問答一段，又似乎田駢是彭蒙之師。但道藏本的《尹文子》無此段，或是後人加入的。大概我們還應該根據《天下篇》，說慎到稍在前，彭蒙次之，田駢最後。他們的時代大概當前三世紀初年。《漢書·藝文誌》有《慎子》四十二篇，《田子》二十五篇，今多不傳。《慎子》惟存佚文若幹條，後人集成《慎子》五篇（《漢書》雲：“慎子先申韓，申韓稱之。”此言甚謬。慎子在申子後）。
《莊子·天下篇》說：
彭蒙、田駢、慎到……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遍，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道通導字）。
這種根本觀念，與《莊子·齊物論》相同。“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象雖大，螞蟻雖小，各有適宜的境地，故說萬物平等。《齊物論》隻是認明萬物之不齊，方才可說齊。萬物即各有個性的不齊，故說選擇不能遍及，教育不能周到，隻到因萬物的自然，或者還可以不致有遺漏。“道”即是因勢利導。故下文接著說：
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郭注：“泠汰猶聽放也。”郭說似是。泠汰猶今人說冷淡）。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
“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椎拍斷，與物宛轉”，即是上文“道”字的意思。莊子所說的“因”，也是此理。下文又申說這個道理：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嚐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
這一段全是說“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的道理。老子說的“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即是這個道理。老子要人做一個“頑似鄙”的“愚人”。慎到更進一層，要人做土塊一般的“無知之物”。
如今所傳的《慎子》五篇，及諸書所引，也有許多議論可說明《天下篇》所說。上文說：“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反過來說，凡有知之物，不能盡去主觀的私見，不能不用一己的小聰明，故動靜定不能不離於理。這個觀念用於政治哲學上，便主張廢去主觀的私意，建立物觀的標準。《慎子》說：
措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厘發識矣。
權衡鈞石都是“無知之物”，但這種無知的物觀標準，辯別輕重的能力，比有知的人還高千百倍。所以說：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
這是主張“法治”的一種理由。孟子說過：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雲：“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以]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孟子又說：
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皆見《離婁篇》）
孟子所說的“法”，還隻是一種標準模範，還隻是“先王之法”。當時的思想界，受了墨家“法”的觀念的影響，都承認治國不可不用一種“標準法”。儒家的孟子主張用“先王之法”，荀子主張用“聖王為師”，這都是“法”字模範的本義。慎子的“法治主義”，便比儒家進一層了。慎子所說的“法”，不是先王的舊法，乃是“誅賞予奪”的標準法。慎子最明“法”的功用，故上文首先指出“法”的客觀性。這種客觀的標準，如鈞石權衡，因為是“無知之物”，故最正確，最公道，最可靠。不但如此，人治的賞罰，無論如何精明公正，總不能使人無德無怨。這就是“建己之患，用知之累”。若用客觀的標準，便可免去這個害處。《慎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