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
這是說人治“以心裁輕重”的害處。《慎子》又說：
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
這是說客觀的法度可以免“以心裁輕重”的大害。此處慎子用鉤策比“法”，說法之客觀性最明白。此可見中國法治主義的第一個目的隻要免去專製的人治“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的種種禍害。此處慎到雖隻為君主設想，其實是為臣民設想，不過他不敢說明罷了。儒家雖也有講到“法”字的，但總脫不了人治的觀念，總以為“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語，見《離婁篇》）慎到的法治主義首先要去掉“建己之患，用知之累”：這才是純粹的法治主義。
慎到的哲學根本觀念——“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有兩種結果：第一是用無知的法治代有知的人治，這是上文所說過了的。第二是因勢主義。《天下篇》說：“選則不遍，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慎子也說：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即《天下篇》之“道”，化即《天下篇》之“教”）。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人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
這是老子、楊朱一支的嫡派。老子說為治須要無為無事。楊朱說人人都有“存我”的天性，但使人人不拔一毛，則天下自然太平了。慎到說的“自為”，即是楊朱說的“存我”。此處說的“因”，隻是要因勢利用人人的“自為”心（此說後來《淮南子》發揮得最好。看本書中卷論《淮南子》）。凡根據於天道自然的哲學，多趨於這個觀念。歐洲18世紀的經濟學者所說的“自為”觀念（參看亞丹·斯密《原富》[今一般譯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部甲第二篇），便是這個道理。
上文引《天下篇》說慎到的哲學道，“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遠，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這也是說順著自然的趨勢。慎到因勢主義，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上文說的“因人之情”；一種是他的“勢位”觀念。《韓非子·難勢篇》引慎子道：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適按服字下之於字係衍文，後人不通文法，依上句妄加者也），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麵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則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這個觀念，在古代政治思想發達史上很是重要的。儒家始終脫不了人治的觀念，正因為他們不能把政權與君主分開來看，故說：“徒法不能以自行。”又說：“惟仁者宜在高位。”他們不知道法的自身雖不能施行，但行法的並不必是君主乃是政權，乃是“勢位”。知道行政法所靠的是政權，不是聖君明主，這便是推翻人治主義的第一步。慎子的意思要使政權（勢位）全在法度，使君主“棄知去己”，做一種“虛君立憲”製度。君主成了“虛君”，故不必一定要有賢智的君主。荀子批評慎子的哲學，說他“蔽於法而不知賢”，又說“由法謂之，道盡數矣”。（《解蔽篇》）不知這正是慎子的長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