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有結構狀態的含義。在這種狀態中，狀態本身的邏輯要求有所反應並明確地表明了各種反應。無結構狀態就大不一樣了，它並不明確地要求提出是這些，而不是那些答案，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外部世界是被故意地忽略了。因此，從另外一個意義上來講，我們也可以說羅夏板是沒有結構的。當然，在這個意義上，它們剛好是幾個問題的對立存在。在幾何題目中，結構極為嚴謹，不管人們怎樣思索、有什麼感覺和希望，也隻可能有一個答案。
其實，所謂羅夏板根本就不存在，除了對擔負重任和應對的回避之外，沒有規定什麼重大的任務；因此，它不光同羅夏實驗有著相似之處，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患者終於學會了怎樣正確地進行聯想，如果他能夠遵循醫囑，不加抑製、不按現實邏輯地報告他的意識中所發生的事情，那麼這種自由聯想最終必然會表現患者的性格結構；隨著現實的決定作用越來越小，對適應的要求越來越易於忽略，對患者性格結構的表現也就會越來越明顯。病人的反應於是成了一種由內向外的輻射，而不再是對外部刺激物的反應。
患者在自由聯想時所描述的，幾乎完全決定了構成性格結構的各種需要挫折、態度等。夢的情況也是一樣，我們必須將夢看作是性格結構的表現，因為在夢中，現實和結構作為決定因素比在羅夏試驗中還小。痙攣，神經質的習慣，無意之中流露真情的過失，甚至遺忘都帶有很大的功能性，但卻又並非完全是功能性的；它們也有所表現。
這些表現的另一個作用是使我們可以越來越直接地看到性格結構擔負重任的態度、對難題的解決、應對、有目的尋求，這一切都屬於人格具有適應性的外表。性格結構則更為遠離現實，更受自身法則而不是物理和邏輯法則的支配，更為直接地與現實打交道，因此為了成功而必須遵循現實法則的，是人格的外表，弗洛伊德式的自我。
按照理論，盡最大努力排除掉現實和邏輯的決定力量，才是把握性格結構的方法。安靜的房間，進行精神分析用的躺椅，充滿自由的氣氛，精神分析專家和病人都對作為各自文化代表的責任背景，這一切要求都正是為了達到上述目的，當患者學會表達，而不是應答時，自由聯想的效果就會逐漸表現出來。
當然，我們還要麵對一個特殊的理論難題。我們已經知道，故意的、自覺的表現性行為會對性格結構本身發生一種反饋。例如，我常常發現，在經過適當選擇的人中，要他們盡量自我感覺很勇敢、很慈愛、很憤怒，最終會使他們真的勇敢、慈愛、憤怒起來。在這種治療實驗中，應該選擇你覺得本身具備一定的勇敢、慈愛、憤怒，但卻受到了壓抑的人。這樣，有意誌的表現就會使整個人都變了樣。
藝術最大的優越性在於它是獨特人格的表現形式；最後，也許應該這樣說：任何的科學事實或理論都可以由別人提出，但隻有塞尚才能畫出塞尚的畫。隻有藝術家才是無法替代的。在這個意義上，相對於一件有獨創性的藝術品來說所有科學實驗都更受外界的製約。
控製功利性而非全盤否定
人是動物的種，不過，它具有獨特的和史無前例的屬性，試圖以人是動物這種假設為基礎來尋求解決人類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答案，這種嚐試使人類自身一再陷入荒謬的境地。有關人類之謎的這種錯誤理論究竟有何等危險，可以通過這些失誤當中的一個典型——種族理論得到說明。我們已經看到，這種理論曾為希特勒空前規模的大屠殺作辯護，而且，正是這種理論給從南非到阿肯色的部分人類帶來不幸。
人類本性是由與貫穿於大部分生命世界裏基本一致的進化力所形成的。人肯定沒有完全從其動物軀體賦予他的所有鐐銬中解脫出來，不過，在人那裏，進化力所塑造的模式是這樣獨特，以至於人類能夠遨遊太空，並且獲得了對於任何別的有機生命來說都是難以想象的力量。人類的力量包括了足以摧毀他自身的力量，如果他願意作此選擇的話。不過，其中也包括著知識，它使得人能夠依據他將選擇的道路引導其人性進化的方向。我們必須避免將生物學上的人視為整體人的庸俗錯誤，然而，除非將人性視為人的曆史發展的產物，否則，人性就頗難得到充分的理解。當然，人的曆史發展部分也是生物發展。
此處的目的不在於詳細羅列人類生物本性及人類進化的種種獨特性質，我隻能概略地嚐試指出那些影響人類的進化力量，尤其是在形成他的道德心方麵起作用的力量。在有關人類本性起源的任何討論中，都能記住進化過程的兩個普遍特性。首先，進化總是富有功利性的；其次，它又表現為一連串的機會。進化之所以是功利性的，是因為進化的主導力量是自然選擇，自然選擇行為通常傾向於維持或加強生命對於環境的適應性，而進化之所以是機會，則是因為自然選擇缺少對未來的預見。生命和人的進化不是前定的，它是自然界的創造過程，既包括自由的因素也包括可能的失敗。人的生物本性，正如同其他現存物種的生物本性一樣，它們所以在長期進化中形成，乃因為這些屬性使人類能夠持續生存下去，並擴展至地球上的各個角落。然而，除非進化受到有意識的控製，否則，它就會出現驚人的短視。在任何特定時期內，進化都傾向於創造出能支配該時代的那些成功適應於環境的物種，而根本不顧及未來的需求。因此，這就產生了明顯的謬誤：活的物種幾乎總在朝著更大的適應性方向變化，而其中的大多數都會趨向於滅絕的結局。
根據任何生物發展的合理標準來看，人都是有機物進化的最輝煌的產物。人類不僅在數量上急劇增長，而且其足跡擴展至地球上的各個角落。人不僅通過使自身的生物性適應於他的環境，而且通過強使環境適應於他的本性來使自己順應於環境。他已經或者將要控製所有其餘的有機體，可以想象，這些有機體能與之對抗，而且常常攫取他的生命，不過，人類作為物種的滅絕可能性幾乎是微乎其微的，除非是由於他自己的愚蠢。
人在生物學意義上的成功絕對不意味著他的生物本性就沒有缺陷或瑕疵，情況遠非如此。人是一個充滿著內在矛盾的可疑動物。一方麵，他稟賦著理性和同情心，盡管我們現在不再持有啟蒙時代的樂觀斷言，認為隻要通過某種政治和教育改革，人們就能夠自然而然地過上富有德行的生活，但我們大多數人仍然相信，民主是為多數人實現某種程度的幸福生活的有效途徑。然而在另一方麵，我們常常目睹，甚至那些相當有教養的和過著優裕生活的人仍以一種醜陋的方式在行事。弗洛伊德及其追隨者試圖勸我們相信，我們是伴隨著一大堆混亂願望而出生的，這使得我們隻有在克服最大困難的前提下，才能與任何人類社會中的生活需要相融洽並且在大多數場合下，我們隻能通過壓抑或升華的手段才能達到這一點。看上去，大多數信奉原罪和地獄的人對於人類本性所持的看法，比起某些弗洛伊德門徒所持見解，要更使人感到滿足。
另外的考慮更為實際。在生物進化問題上所存在的機會論導致相應的缺陷和不足，但是，由進化所賦予人的種種缺點因其他品質的優越性而得到補償。盡管人就其體質而言，既不更加強壯和靈活，也不能更為適應嚴酷的氣候，然而人種在生物進化上的成就畢竟是一種事實。人在種族翰經中之所以是勝利者，乃因為他大腦的力量，而不是由於他的體質。自然選擇不可能在離開其他品質的基礎上改進人的力量、忍耐力以及智力。人是作為完整的存在物幸存或死亡、養育家庭或不生子女。適應性強的理智或許補償了相對來說較為鬆弛的體質上的衰退。因此，自然選擇強化了人的持續生存能力，而未增強作為物種的人在生物機能方麵的全麵完善化。
使人在生物世界中占據支配地位的人的獨特品質，是他能借助符號和抽象的思維，這種借助符號和語言的能力導致人類獨特交往方式的發展。這種語言現象在動物那裏隻有微弱的征兆。通過語言，以後是通過書寫文字的交往，使人得以發展出構成文化本身的獨特學習傳統和技巧。生物特性遺傳的效果要遠遠低於文化的傳遞。前者隻有經過兩性細胞中不同基因在父母至子女以及其他直係親屬之間的遺傳關係才得以完成，而後者則是通過學習和訓練，並且在原則上任何普通人都樂意於接受它，況且，隨著書麵語言和印刷術的發明，這種文化傳遞方式便有可能潛在地脫離空間和時間上的距離而獨立進行。獲得性身體特性不是經由遺傳獲得的，而獲得性文化品質則可以與傳統本身一起傳下來，從而日益豐富了文化遺產。人類遺傳特性賦予人以吸收基本價值的能力，亦即通過在一代與一代之間獲得和傳遞知識與技能來支配環境。每一代後來人經過自身選擇都可以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之上，追求著更大的成就。這種遺傳方式的出現真是進化的絕妙作品，它使人達到了生命世界的頂峰。
人們曾作過種種有趣嚐試來理解作為我們這個物種遺傳特質之一的人類價值的起源問題，居裏安·赫胥黎近來是這種觀點最積極的倡導者。確實，可以頗為合理地假定，某些與價值世界相關聯的機製是由遺傳所決定的。人類是哺乳類動物的一種，而哺乳類動物的一個獨特適應方式在於，其後代的成長是在父母照料下進行的。這種父母之愛根源於深層人性之中。既然人是一種社會動物，所以，他總是更多地獲益於人之間的友好情誼，而不是獲益於那種好鬥的傾向和行為，自然選擇必定是植根於我們那些適於有組織生活的傾向中。不過，若僅僅根據這一基礎，的確很難解釋存在於人類社會之中的價值體係，許多視為道德的或值得讚許的行為方式既未能提高生存的機會，亦未能增加以此種方式行動的人再生產的成就。然而，一種遺傳特質的選擇價值卻可以經由其生物載體給後代所帶來的好處予以衡量。關於人類價值起源於自然選擇的看法，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難以證實的假說。人類價值是我們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它們是文化進化之火鍛造的結果，而不是生物進化過程的產物，它們對於人性中生物基礎的依賴性是真實的，然而卻是間接的。
人們同樣考慮到了啟蒙時代的樂觀信條。人類精神完全是由經驗和教育形成的，然而，若據盧梭的看法，正是出生時這種完全相同的白板，才使得每個人都是善的——“人生來就是善的，隻是由於製度，他才變成惡的”。這種自然人是一種高貴的未開化人，他們尚未為文明的邪惡所玷汙。如今，這種對於高貴的蒙昧人的信念已經毫無認識價值了，然而這種有關人天生即善的看法卻仍由阿什利·蒙塔古頗為聰明地作了辯護，“不是由邪惡的嬰兒才長成邪惡的人類，相反，倒是邪惡的社會才使得善良的嬰兒變為不正常的成人，並且這一切都是在不良社會製度下形成的。嬰兒生來即善，並且渴望繼續為善”。
可以將這種白板說頗為容易地與相反的信念聯係起來，那就是，人生來就是惡的，這方麵的古典例證是霍布斯的觀點。在他看來，人在自然狀態下表現為一切人對人對一切人的持久戰爭。這聽起來就像達爾文所說的為了生存所展開的鬥爭。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達爾文本人很可能會厭惡地予以摒棄的學說，不過是霍布斯、馬爾薩斯以及生物種族主義的一種狡黠的、矯揉造作的大雜燴。與白板說相反，它認為，個性是由我們的基因所決定的，我們每一個人都伴隨著不同於別的所有人的基因而出世，然而，從戈比恩到達林頓的種族主義者都聲稱，某些人生來就是善的或超人一等的，而另外一些人則由其遺傳上的惡和劣等性，或者這兩者同時所預告決定了環境和教育對於改變這種由基因所決定的品質是無能為力的。不過，或許是由於一種奇妙的巧合，種族主義者本人幾乎總是自以為屬於那些遺傳上最優等的人群之列。
關於人類文化進化係由種的遺傳稟賦所決定的這種看法，有其足夠的根據。一個人隻有通過學習，以及從嬰兒期開始的社會化過程才能獲得其獨特的文化品質。不過，具備正常的人類基因對於接受人類社會環境的社會化影響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畸型小頭白癡的基因會使人完全不可能從事學習。一隻類人猿、猴子、鸚鵡或者一條狗盡管能夠學會許多不同的東西，然而，卻不可能學會一個人類幼兒輕易就能學會的許多行為。文化隻有在它的某些基礎上已在生物進化中形成時，才是可能的，不過，文化又會反過來影響著生物上的特性，人類在生物發展上的主要趨向曾經給予文化發展以充分的活動餘地。
文化進化的自主性並非意味著，在我們的文化與我們的基因中間，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文化的自主性隻是表明，基因雖然使文化的發展成為可能，然而卻不能決定其內容。同樣，人類基因決定了言語能力，但卻不能決定人將說些什麼，這種自主性的證據來自於激進的文化變革時期。在這裏，在沒有明顯的基因變化情況下，許多人類社會卻經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生活於100年以前或更近些時候的我們的祖先，還是粗魯的未開化人，他們仰仗歐洲森林地帶有限的自然貢物竭力維持險境叢生的生活。然而，僅僅用了幾代人的時間，工業革命就已經改變了數億人的居住條件及生活方式。很有可能，在所有人類居民那裏，都發生著遺傳變異，不過，還沒有理由相信，存在於我們的文化狀態與兩代人。
人們曾一再努力，試圖證明存在著導致人類社會盛衰交替的遺傳變化。羅馬的衰亡曾被歸結為傳說中晚期羅馬人劣生習俗的盛行，而我們自己文明的蛻化則被歸為在經濟上遭受不幸的那些階級過高的出生率。對這方麵的情況作細節上的討論在這裏顯然是不可能的，不過，上述各種嚐試迄今為止並未產生使人完全信服的結論並不為過。人類居民的遺傳品質狀態確實應予以密切關注，尤其是當許多狂人試圖通過投放更多原子彈來確保他們自身安全時，更是如此。同時，由於人類居住環境的改善，可以預期，人類命運也會發生巨大的改觀。
人在沒有相應的遺傳變異情況下所具有的文化適應能力，以及改變他的居住條件、生活方式、甚至信念、希望和願望的能力，是生物發展史上最奇妙的現象。人以外的其他有機體往往選擇一種或幾種生活方式的同時而發展了專門的機能；在這裏，對新環境的適應隻有在發生了種的遺傳品質進化變異的條件下，都是可能的。然而，人卻可以通過改變其文化來適應新的環境，或者幹脆通過他的文化手段來改變環境，這是人類生物本性最為基本的特性之一。那種白板說似乎是來自於日常生活的觀察，因為，至少與動物相比較而言，人們多多少少更易於根據新的條件和新的使命來調整他們自身。
上述觀察無疑是對的，而由之引出的結論卻是錯誤的。關鍵的事實在於，人類社會和文化環境具有其獨特的不規則性，無論是由個人的生活，抑或根據家庭、氏族和種族的命運任何一方麵來看，都是如此。生物遺傳一般都是依照極為嚴格的方式進行的，而生物進化又是如此緩慢，以至於難以成為適應不斷變化的人類環境的機製。然而，正如以上所述，文化的遺傳卻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並更易於進行廣泛的傳播。這本身就充分說明了促進文化遺傳改變的基因是由人類進化過程中的自然選擇建立起來的。它們產生了具有無限潛力的人類適應機製，後者可以借助人類所具有的生物條件而有效地發展作用。眾所周知，有機體在不改變其通常機能運動條件下，針對其外部環境所作出的補償能力，被稱為體內平衡，而人類經由其經驗、學習和教育而獲得福利的能力，則是一種獨特而有效的自動平衡機製。
白板說的原理對於那些相信凡人皆為平等機會所創造的人來說，或許是有所幫助的。不過，平等是一個倫理學上而不是生物學上的概念，這是文化進步的結果，而不是生物進化的結果。平等並非建立於生物同一性基礎之上，事實上，除了孿生子之外，世界上沒有任何兩個人攜帶完全一樣的基因，這並不意味著，人是“自由的和不平等的”，人的個性發展顯然是因為存在著文化環境上的差異。白板說的追隨者們以此作為證據，他們斷言，人都是相象的。不過，恰恰是相反的結論才是有根據的。人類發展模式的可塑性是造成人們相互之間差異的原因，它是根據人們生活條件的不同進行適時調整的手段。人是形形色色而又彼此平等。
人精於控製其周圍的物理環境，由於技術的進步，如今生活於不同地域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隻有較少的區別，不過，如果整個人類仍然滯留於原始文化狀態，這種區別將會大得無法比擬。相反，文明一次次召喚人們作出新的向往，提供了在諸如職業、角色方麵日益增長的廣大範圍。那麼，進化過程究竟是以何種方式為適應這種本質上無限的功能變化作準備的呢?從生物學上講，隻有兩種方式是可能的。首先是遺傳特化。這一點可以與狗、馬、或其他馴養動物的飼養作一類比而得到說明，人們已經馴化出獵狗、看門狗以及為退休老處女所迷戀的各式各樣的狗。第二種方式是體內平衡和發展生物適應性。
人根據其社會文化環境所作的調整涉及到這兩種方式，然而，這些方式並非像通常所設想的那樣可以任意加以選擇，相反，它們是互補的。依據經驗和訓練的修正總是伴隨著遺傳上的多樣化。的確，大體上講，發展適應性是這兩種方式中更為重要的方式，正如我們所指出的那樣，由這種適應性帶來的細節上的逐漸改進，曾適應了人類進化過程中那些最有意義的特征。社會對於個體所提出的要求是形形色色的，更為重要的是，它要求個體迅速隨時代而變化，以便使得遺傳本身足以確保種的持久延續性，至少在文明階段上是如此。不過，遺傳多樣化倒是促進了人類適應潛能的不斷增長。
人種的遺傳品質並不能規定所有人本質上的善或無可救藥的惡，不能規定人是有德行的還是邪惡的，聰穎的還是呆滯的，愉快的還是乖僻的。寧可說，它們隻是提供人們以可能性的範圍，但這種潛在可能隻有根據環境才能得到實現。然而，並不存在對所有人都完全一樣的遺傳特性，甚至也不存在對所有“正常”人來說共同的遺傳品質。遺傳品質是極其多樣性的，這種多樣性幾乎是與活著的、曾經活著的，乃至將要出生的人的生命數量一樣多樣化地同時並存。每一個人都是一種史無前例的、非再生性基因模式的載體，人類的本性是複雜多樣的，這就如同他們的人生觀一樣。
人們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主要的差別就表現在，某些人是較為抽象地在思考，因此，他們很自然地首先會想到統一性，想到整體、無限性和其他諸如此類的概念；而另外一些人們的精神則是具體的，他們往往考慮著健康的疾病、利潤和虧損，他們創造了圈套和悲劇，除了那些他們業已具備，可以應用於實際問題的知識之外，幾乎從不對別的知識發生興趣，他們總是試圖去勞作、付酬、治愈和教授。第一類人可以被稱之為夢想家；第二類人通常被認為實際的和有用的。曆史表明，這種實際上的事務人往往缺乏遠見卓識，同時也說明“懶惰的”夢想家的正確。不過，曆史也表明，夢想家們往往出錯。
可惜，我們無法獲知，在多大程度上“夢想家”與“實踐家”之間的上述區別是由其基因上和他們所處環境的不同所產生的，這兩者很可能都在某種程度上被卷入過程中。無論如何，一個由夢想家和實踐家組成的社會肯定要比一個僅由夢想家或僅由實踐家組成的共同體好得多。人類社會，尤其是文明社會，其繁榮都仰賴於多樣性，至於這種多樣性究竟是由環境還是由基因引起，都沒有兩樣，這是由於人類社會本身就是由許許多多有待運轉的不同機構所組成的。的確，人的進化在一方麵業已為可教育性和職業上的多樣性提供了生物基礎；另一方麵，也為基因的多樣性提供了生物基礎。在這裏，最有趣的謎語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們同等權利背後所存在的這一多樣性，以便確保人類最大限量的最大幸福。有誰敢鬥膽聲稱，他已經完全解答了這一謎語呢?
完善個人行為的圖式
有機體的進步和人的進步之間存在著相仿的基礎，即還原論假設。這種假設是：生物學最終可以還原為物理學和化學，同樣，行為科學和社會學亦可以還原為生物學。或者說，一個生命有機體是一種複雜的物理化學係統，所以人們設想，人的行為是那些低於人類的物種所表現出來的各種行為方式和行為因素的特別錯綜複雜的綜合產物。
我認為，事情並不如此。簡明扼要地說，我確信科學領域是由這樣三個層次組成的——物質自然、有機體和人的行為即個體行為和社會行為。
讓我再澄清一下我所表達的含意。我並不是說在這三個層次之間彼此毫無連續性。作為一個對物理學下了很大功夫的生物學家來說，顯然，我認為物理學和化學是生物學的必不可少的基礎研究。同樣，生物學又是人的行為科學的必不可少的基礎研究。我要強調的是，突現觀點是基本正確的——每一更高層次上會呈現出較低層次上所不具備的新的特征。
讓我們把這個圖式運用到人的行為研究當中。人的行為的獨一無二的特征是什麼?我認為答案簡單而明確。人的所有特點是在語言、思維以及其他所有的行為方式中創造了一個符號世界。
人在自然中的獨特地位是以其生活中的符號優勢為基礎的。除了那些生物學需求的即時滿足，人主要不是生活在一個物的世界裏，而是生活在一個符號的世界裏，這裏符號取代了物。例如，一個硬幣是一種工作量或作用價值的符號；一份文件是某種成就的符號；一個詞或一個概念是一件事或一種關係的符號。一本書或一種科學理論是積聚起來的符號的奇妙的構建；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這些都表明，人的生物學價值和其作為人的價值是不相同的。與那些根據對個體和種類的生存“有用”或“有害”而進行的生物學劃分不同，我們所談的人的價值主要是指在曆史中發展起來的符號世界。你可以發現這個定義涵蓋了人類行為的一切領域，如科學、技術、藝術、道德或宗教。當技術使人可以控製自然時，這些符號係統就可能具有生物學意義上的適應性和功利性。這些符號係統可能是中性的，如希臘雕塑和文藝複興時期的繪畫，很難說它們對更好地適應和生存有什麼貢獻。這些符號係統也可能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個人的小符號世界崩潰了，就會導致戰爭和大規模的毀滅。
我的觀點引出了許多可以思考的問題，這裏我隻能討論其中的一部分，即神經學和進化論問題。人取得特殊成就顯然源於其大腦的進化。用一種過於簡單粗糙的話來說，正是由於神經學家的功勞， 才使我們能夠區分具有原始功能、本能和衝動的舊腦或原腦與具有人格、意識知覺、情感、意誌行為，特別是人的符號功能特征的大腦皮層或新腦。讓我們觀察一下從低等脊椎動物到人的大腦，可以發現它們的特點是大腦皮層的發展，即前腦的腦量及其複雜性增加了。我們所說的人的發展 指由於前腦腦量的大量增加所造成的智力方麵的發展的結果。由此 ，人類才得以建立起言語和思維的符號世界，並在5000年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當中獲利科學和技術的某些發展。
然而，由於對此缺乏解剖學基礎的證明，在人的本能方麵幾乎看不出有什麼發展。這裏的結論既適用於行為的積極方麵，又適用於行為的消極方麵。盧梭所塑造的是質樸的完善的自然人，隻是被文明所腐蝕了，而弗洛伊德所塑造的是被潛意識壓抑力不可靠地束縛著的天生的侵略者、弑父者和通奸者。這兩類人同樣都是浪漫的不現實的人。盡管這種本能行為可能是傳統道德規範的基礎，但它並不是人所獨有的。幾乎在所有動物身上都存在這種父母兒女的特性，其中有些表現得更加充分。我們取得了發展，從原始的神話到量子論用了5000年，從蒸汽機到氫彈用了大約150年。然而，自從老子、釋迦牟尼或基督至今的一般道德水準的發展卻並不樂觀。解剖學的解釋非常簡單，即人的大腦皮層為智力成就提供了大約100億個神經細胞，但是並未為情感和本能方麵的發展提供基礎。
從文化人類學和曆史學的角度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人為的符號係統是基於分類之上的，這種分類部分是人類共有的，部分是在某種特定文明曆史中發展起來的。第一個事實可以解釋所有高級宗教共同遵循的關於行為的黃金律特征。第二個事實可以解釋某些道德規範的特殊性。道德價值確實是有差別的。這種差異之大，以至在某種文化傳統中正常的行為方式會被在其他文化中的人看成是精神分裂症。這完全是由不同文化的符號結構所決定的，甚至是由一種文化中不同的參照係所決定的。在和平生活中將受到懲罰的謀殺行為，在戰爭的參照係中卻被看成是一種英雄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