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換一個方式進行解釋。約瑟夫·鮑蘇姆和馬斯洛公布了一項實驗報告，他們發現，看可靠的人照片上的麵孔往往比不可靠的觀察者所看到的要熱情。為什麼會這樣，這是仁慈心的投射呢，還是天真的投射，或是更有效的感知和理解呢?結果如何，仍有待未來的研究。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實驗，以便能使被觀察的麵孔具有已知的熱情或冷靜的水平。然後，我們可以問，那些觀察到或歸屬為更多熱情的觀察者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或者他們對熱情麵孔或冷靜麵孔的判斷是正確的還是有誤的?他們看到的是他們想要看到的嗎?他們是在要求自己喜歡他們的所見嗎?
最後說幾句關於存在認知的話。這是一種對現實最純的最有效的觀察和理解，盡管這有待於實驗的檢驗。它是對認識對象的更真確更可靠的認識，因為它最超然、最客觀、最少受到觀察者的願望、畏懼和需要的汙染。它是非幹預的、沒有要求的、最能接受的。在存在認知中，二歧傾向於溶合，分類傾向於消失，對象被看作是獨一無二的。
這樣的觀察在自我實現的人身上最容易發現。但也曾在幾乎所有的人中都得到這種觀察和認知的報告，是在他們生活最高潮、最快樂、最完善的時刻做出的。仔細的研究表明，認識對象變得更個體化、更統一、更整合、更有趣、更豐富多采、更健康；而且它們是同時發生的，並能從任何一方開始。
也就是說，世界變得越完整，人也變得越完整。同樣的，人變得越完整，世界也變得越完整。這是一種動力學相互關係，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一個信息的意義顯然不隻是依賴於它的內容，而且也依賴於人格能夠對它做出反應的程度和範圍。更“深的”含義隻有更“深的”人才能理解。他的個子越高，他能看到的也越多。
正如愛默生所說：“我們是什麼，我們也隻能看到什麼。”但現在我有必要再附加一句：“我們看到的什麼又傾向於使我們相信它是什麼和我們是什麼。”個人和世界之間的溝通關係是一種相互形成和彼此升降的動力學關係，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可逆的同型”作用。高水平的人才能理解高水平的知識；高水平的環境也傾向於提高人的水平，正如低水平的環境傾向降低人的水平一樣。二者之間會相互影響以便使彼此更相似。這些看法也適用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且有助於我們理解人怎樣相互幫助和彼此塑造。自我實現的完美狀態
從理論上看，自我實現被誤解為靜態的、不真實的、“完美的”狀態，似乎在這種狀態中，一切人的問題全都超越了，人們“永遠快樂地生活”在寧靜或狂喜的超人狀態中。但從經驗上看，情況並非如此，這也是我急於糾正的主要原因。
為了使實際情況更清楚些，我們可以把自我實現描述為這樣的人格發展，這種人格發展使人擺脫了青年的缺失問題，也擺脫了人生的神經病態(幼稚的、幻想的、不必要的、“不真實的”）問題。因此，他能夠對付、忍受和抓住人生的“真正”問題，因為人內在的和終極的問題，避免不了“存在性”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並沒有什麼完善的答案。也就是說，這並不是問題不存在了，而是一個從過渡性問題或不真實的問題運動到真實的問題。為了使人驚醒，我們甚至可以把自我實現的人稱之為自我認可和頓悟的神經症患者，因為這個概念能夠解釋“理解和承認人的固有狀態”的同義語，也可以說，勇敢地麵對和承認人性的“缺點”，甚至是對這些缺點“欣賞”並感到有趣，而不是力求否定它們。
正是這些真實的問題，甚至是（或者尤其是）最成熟的人都要碰到的問題，才是我們希望在將來討論的。例如，真實的內疚，真實的悲痛，真實的孤獨，健康的利己，英勇，責任心，對別人負責，等等。
隨著普遍級人格的形成一起到來的，除了看到真理時的內在滿足而不是欺騙自己之外，當然還有量上的（以及質上的）增進。從統計的角度來看，大多數人的內疚是神經病性質的，而不是真實的內疚。成了無神經病性質的內疚的人，確實意味著內疚的數量更少了，盡管真實的內疚可能繼續存在。
不僅如此，高度發展的人同時也有更多的高峰體驗，並且這些體驗是更加深刻的（即使這一點可能不大符合“著迷的”或阿波羅型的自我實現的實情）。這就是說，雖然成了更完善的人仍然有問題和痛苦（盡管是“更高級的”類型），然而實際情況卻是，這些問題和痛苦在數量上是較少的，而愉快在數量上則是更多的，而且在質量上是更高的。總之，由於達到了個人發展的更高水平，所以個體在主觀上更入佳境。
自我實現者比一般公眾在特殊類型的認知，即我們稱之為存在認知上是更有能力的。我們把這種認知描述為本質的、存在性的、內在結構和動力的、人和物或任何事物現存潛力等的認知。存在認知與缺失認知、或以人為中心的認知和以自我為中心的認知形成鮮明的對照。正是因為自我實現並不意味著沒有問題，所以存在認知作為自我實現的一個方麵，包含著一定的危險。
在自我實現的研究對象身上，存在性認知和缺失性認知之間有什麼關係呢？他們是怎樣把沉思和活動聯係起來的呢？
首先，這些自我實現的研究對象在存在認知、沉思和理解能力方麵比一般的公眾要大得多。這一點看來是個程度的問題，因為每一個人似乎都有偶然的存在認知、純粹沉思、高峰體驗的能力。
第二，他們同樣也有更多的有效活動和缺失性認知的能力。必須承認，這可能是在美國選擇研究對象的副現象，甚至這也許是研究對象的選擇者是美國人這個事實的副產品。總之，在我們研究過的自我實現的人中，還沒有碰到像佛教僧侶那樣的人。
第三，在大多數時刻，大多數完美人性的人都過著我們叫做日常生活的生活——購物，吃飯，成為有教養的人，去看牙科醫生，考慮金錢，反複思考是選擇黑色皮鞋還是棕色皮鞋，去看無聊的電影，閱讀流行的文學作品等等。可以一般地預測，他們對惹人厭煩的事情是生氣的，對罪行是震驚的，等等。盡管這些反應可能是不太強烈的，或具有同情色彩的。高峰體驗、存在認知、純粹沉思，無論自我實現的人看來是如何頻繁，但是從絕對數量上看，即使是對他們來說，這些也是罕見的體驗。這一點是實際情況，盡管還有另一種實際情況：即更成熟的人在一些別的方麵會全部或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更高水平上，例如，更清楚地區分手段和目的、深層和表麵。一般的是更表現的、更自發的，同他們所愛的東西是深切地聯係在一起的，等等。
因此，這裏提出的問題更多的是終極問題而不是中間問題，是理論問題而不是實踐問題。然而，與理論上努力說明人性的可能性和限度相比，這些二難推理問題是更重要的。因為它們是真實內疚、真實衝突的起因。它們是我們可以叫做“真實存在心理病理學”的起因。我們必須繼續同這些二難推理問題做鬥爭，因為它們也是個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