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文化的界限
通過無數年辛勤的探索性研究，人們終於認識到，能夠作為生物學的試金石的人是那些最富創造力、最健康、最堅強和最聰明的人。或者也可以這樣說，他們作為前哨的偵察員，或更敏銳的觀察員，能夠告訴我們這些較不敏銳者什麼是值得我們珍貴的價值。
我們很容易就能選擇出良好樣品，例如，那些在審美上對顏色、形式敏感的人，然後學會讓我們自己順從或聽從他們對顏色、形式、紡織品、家俱等等的判斷。
查爾德認為，有經驗的和老練的藝術家有相似的鑒賞力，這甚至是跨文化的。馬斯洛也認為，這樣的敏感不像一般人那樣容易受時尚的影響。
心理健康的人是受人歡迎的，他們喜歡的人也肯定受人們歡迎。亞裏士多德在這方麵已說過中肯的話：“優秀的人認為是好的，那就真正是好的。”
例如，自我實現者的特征在是非問題上比一般人較少懷疑。他們不會隻因為有95％的人不同意他們的看法就迷惑起來。馬斯洛指出，在他研究的被試者中，往往有趨向一致的是非概念，就好象他們在觀察某一真實的身外之物一樣，而不是在對那些可能會因人而異的好惡進行比較。
馬斯洛說：“一句話，我曾利用他們作為價值的試金石，或者，更正確地說，我從他們那裏學習什麼是可能的終極價值。也可以這麼說，偉大人物所珍視的價值也代表了我的價值。換句話說，我會用全身心的精力去追求它，就像在個人身體的某種不可或缺的器官一樣，也就是“論據”最終將會支持的價值。”
人們的超越性動機論在根本上是以這樣的操作為依據的，即，選擇優越的人，他們也是優越的觀察者，對事實的觀察、價值的觀察也都是優越的，然後利用他們對終極價值的選擇作為整個人種的終極價值標準。
在這裏，我們可以用遠為單純的方式措詞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選定的是健康人，那他們畢生的理想是什麼?他們的信念是什麼?他們心中不滅的火焰是什麼?什麼才能使他們奮發向上?
從另一種角度看這些問題，興許會有好的效果，如果真像我們所說的那樣，人是一個追求著的、選擇著的、判定著的動物的話，那麼，進行抉擇的問題就不可避免地包含在任何給人類下定義的努力中。但進行抉擇是一個程度問題，一個關於智慧、有效性和效率的問題。問題接著提出：誰是善擇者?他從哪裏來?他有怎樣的生活史?我們能傳授哪些技巧?什麼東西會損害這種抉擇?什麼東西能幫助這種抉擇?
當然，這些都屬於古老哲學問題：“哲人在哪裏?哲人是什麼?”此外，也是古老價值論問題的新提問：“什麼是善?什麼是合乎需要的?什麼是值得期望的東西?”
應該再強調一次，在生物學的曆史表明我們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我們現在要對我們自己的演化負責任。我們已經變成自我演化者。演化意味著選擇，因此也意味著做出抉擇，這也就是進行評價。以快樂的心態對待競爭
隱隱約約中覺得我們己處在一種生活的交界處，也己感到主觀生活與客觀生活的連接是一種趨勢與必然。人們期望，由於有這些新的跡象，對於神經係統的研究能有一個巨大的進展。
這一研究不是空穴來風，其中一項研究來自於奧爾茨，是被埋入嗅腦中隔區電極裏，證明這裏實際上是一個“快樂中樞”。當白鼠弓起身子做出一種姿勢，似乎想通過這些埋入的電極刺激它自己的腦時，它會一再重複這種自我刺激，隻要電極仍然埋置在這一特定的快樂中樞。
很明顯，痛苦區或不愉快己顯現出來，但當動物得到此機會時，一般會采取拒絕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這種刺激對動物來說顯得很“寶貴”(或合乎需要，或有強化作用，或有獎賞作用，或任何我們可以用來描述這種情境的詞)，因此它寧願放棄任何其它已知的外部快樂，包括食物、性等等。
我們現在已有足夠的、類似的人類論據能推論人的情況，說明人也有一些主觀意義上的快樂體驗能以這種方式產生。這一類研究剛剛處在開始階段，但已經在這一類不同的中樞之間做出某些區分，如睡眠中樞，食物厭足中樞，性刺激中樞，性厭膩中樞，等等。
可以設想一下，如果讓這一實驗與卡米亞的實驗相結合，那結果定會很喜人，卡米亞實驗利用了腦電圖和操作條件進行，當α波頻率在被試者自己的腦電圖中達到一定點時，便給予被試一個可見的反饋。用這種方法讓人類被試能把一個外部的事件或信號和一種主觀感受的事態相關聯，便有可能使卡米亞的被試建立對他們自己的腦電圖的隨意控製。那就是說，他證明一個人有可能使他自己的α波頻率達到某一理想的水平。
卡米亞有一發展廣闊的重要發現，那就是在能被測試的條件下，一定水平的α波能引起一種沉思的、舒適的狀態。某些跟進的研究以學會東方禪坐和沉思的人為被試，證明他們能自發地放射出那種“寧靜”的腦電圖，和卡米亞能讓他的被測做到的一樣。這就是說，已有可能教會人怎樣去感受幸福和寧靜。這些研究的革命意義是多方麵的和極其明顯的，不僅對人的改善，而且對生物學和心理學的理論都非常重要。這裏有很多研究計劃足以使未來的大批科學家為之奔忙。被認為是不能解決的心身關係問題，終於已顯得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了。
對於一門規範生物學的問題而言，這樣的論據是關鍵性的。現在顯然已有可能說，健康的有機體己有表露清楚、明了的信號的能力，這無疑宣告這個有機體的喜惡，以及認為合乎事態的標準是什麼，稱這些為“價值”是太遠的跳躍嗎?能說這是生物學上內在的價值，或似本能的價值嗎?假如我們做出這樣的描述、陳述：讓實驗室白鼠在按壓兩種自我刺激按鈕之間選擇時，幾乎100％的時間都按壓快樂中樞按鈕，而不選擇任何其他能引起刺激或引起自我刺激的按鈕，難道這和“這個白鼠寧願選擇快樂中樞的自我刺激”有任何重要的區別嗎?
“價值”一詞在這裏可用也可不用，或許不用這個詞也能說明上麵的問題，這也是有可能的。或許作為一個科學策略問題，或至少是作為在科學家和一般公眾之間的溝通策略問題，為避免論點的混淆而不說“價值”可能是更圓滑的手腕。但是，值得留心的是，我們十分認真地看待心理學和生物學中這些有關選擇、偏愛、強化、獎賞等等問題研究的新發展。
我們也應該認識到，這一類研究工作和理論探討固有的特征就是麵對一定程度循環論證的困境，這一點在人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但在其他動物那裏也會有這樣的問題。這種循環論證隱含在這樣的說法中：“良好的樣品或健康的動物選擇或偏愛某事物。”
我們應該怎樣解釋虐待狂者、反常者、受虐狂者、同性戀者、神經症患者、精神病人、自殺者做出的選擇和“健康人”的不同呢?值得懷疑的是，把這種困境與腎上腺切除的動物能在實驗室中作出讚許的動作相提並論是否正確，這個問題不是沒有解決之道，而隻是一個我們不得不正視並處理而不是回避或忽視的問題。
在人類被試那裏，很容易用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的技術選出“健康人”，然後指出得到如此分數的人(讓我們說在羅夏測驗中，或在智力測驗中)，也就是那些在自選(食物)實驗中成為善擇的人。但這裏的選擇標準完全不同於行為標準。我們正在利用各種方法證明其前景，證明反常、或謀殺、或虐待狂、或物戀的所謂“快樂”和在奧爾茨或卡米亞的實驗中所表明的“快樂”不是同一意義上的快樂。當然，這是我們供助我們主觀的精神病學技術得知的。
任何有經驗的心理治療師都能懂得，潛伏在神經症“快樂”或反常狀態下的實際上是大量的煩惱、痛苦和畏懼。在主觀領域自身中，那些對健康和不健康的快樂都體驗過的人都無一例外地承認他們喜歡前者而擯棄後者。柯林·威爾遜清晰地證明，性罪犯隻有微弱的性反應，而不是強烈的性反應。克爾肯達爾也證明，相愛的性活動比不相愛的性活動在主觀上優越。
由於人本主義心理學對生物學的人本主義哲學有一定的證明意義，因此有研究的必要。它可以用來證明對生物學的人本主義哲學所具有的激進後果和涵義。我們當然可以恰當地說，這些論據是支持有機體自我調節、自我管理、自我選擇的。有機體更傾向於選擇健康、成長、生物學上的成功，它已不是我們一個世紀前所設想的那樣了。這一般來說是反專製的、反控製的。這讓我回憶以前並仔細思考道家學派的觀點，更信賴孩子在當代生態學和習性學中能更快生長和自我實現。這意味著更強調自發性和自律性而不是預測和外部控製。用下麵這段文字來解釋預測和控製的論題：在這樣的事實麵前，我們能認真地把科學的目標定義為預測和控製嗎?我們自己想讓人預測或成為可預測的嗎?
成為被控製的和可控製的嗎?說到這裏必然涉及古老的和傳統哲學形式的自由意誌問題。但是，問題出現在我們麵前並吵鬧著要我們處理，這些問題確實具有某種性質和我們主觀上的自由感而不是受外界控製有關，等等。無論如何，我們描述為健康的人並不喜歡被控製，他們寧願感到自由並成為自由的。
這一整套思考能引起的後果也是較普遍的，那就是它對科學家形象的影響。不僅在他自己的眼中，而且在一般人的眼中都將改變。已經有一些論據表明，舉例說，高中女生設想科學家是怪人和惡魔，她們害怕科學家。例如，她們不認為他們是可供選擇的終身伴侶。
這種觀點既是“瘋狂的科學”電影的產物，但其中也不乏真實的內容。傳統的科學概念是由這樣的人製定的，他控製著、掌管著一切，他對人、對動物、對某些問題發號施令，進行工作，他是他審視的對象的主人。這一畫麵在觀察“醫師的形象”時尤其清楚。在半意識或無意識水平上觀察，他一般被視為一位主人，一個控製者，一個持刀者，和改革打交道的人，等等。他顯得是老板，是權威，是專家，是一個管事者，告訴人應該做什麼。
心理學家有可能栽在這個“形象”上，心理學家就被大學生認為是操縱者、說謊者和控製者的代表。
如果我們付與有機體智慧又將如何呢?如果它可以很明顯地得到更大的自主、更大的信任，能自我管理、自我選擇，那麼我們作為科學家，且不說作為醫師、教師，或甚至父母，就必須反映我們的形象轉換為更符合道家追求的形象。道家形象，這是一個我們能想到的最簡括的詞，它代表著人本主義科學家形象的多種因素。
“道家的”意味著提問而不是告訴，它意味著不打擾、不控製，它強調非幹預的觀察而不是控製的操縱，它是承受的和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和強製的。這似乎在表明，如果想知道鴨子的事，就要向鴨子詢問，而不是要教導鴨子，同樣對於人類兒童也要遵守此原則。在規定“對於他們什麼是最好的”時，似乎最好是找出一些辦法能使他們告訴我們，對於他們什麼是最好的。
幸運的是，這樣的優秀的心理醫師己不再可望而不可及，他們努力的方向是不把自己的意願強求於患者，而是幫助患者——不明確的，無意識的，半意識的——發現患者自己內部的東西。心理醫師幫助他發現他自己想要的或渴求的是什麼，發現什麼對於他這位患者是有益的，而不是對於醫師是有好處的。這是舊意義上的控製、宣傳、塑造、教導的對立麵。它顯而易見把我們所說的設想和意義作為基礎，但像這樣的設想是很難實現的，比如說大部分人要選擇健康而不想患病；相信主觀幸福狀態是一個頗為良好的向導，使人能達到“對於他本人是最佳的境界”。
這種態度意味著寧願選擇自由而不是控製，對有機體的信賴而不是懷疑。它設想，人人都想成為人性豐滿的，而不是想成為有病的，痛苦的，或想死亡。在我們作為心理醫師發現死亡願望、受虐狂、自我挫敗行為、自尋痛苦確實存在時，我們已學會把這種狀態設想為“疾病”，也就是說，如果這個人以前對一種較健康的事態有過體驗，那他就會舍棄使自己遭罪的那一套而去選擇它。
有些非常類似的情況也適合具有道家意味的教師、父母、朋友、愛侶的新模式，最後也適合更有道家程度的科學家。運用心理學提升競爭力
馬斯洛先生在30年代逐漸對某些心理學問題產生了興趣，他發現，那時的經典科學體係(行為主義的、實證論的、“科學的”、脫離價值觀的、機械形態的心理學)不能解答或有效處理這些問題。在他提出自己認為應當提出的問題時，也研究出一種新的心理學問題的方法來解答。這樣，研究就變成了一種哲學，它屬於心理學，屬於一般科學，屬於宗教、工作、管理，也屬於生物學。事實上，它已變成了一種世界觀。
心理學現在已不是一個整體，它已變成了三個互不相幹、互有支流的科學或科學集團。第一是行為主義的、實證論的、客觀主義的、機械論的集團。第二是起源於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心理學。
第三是人本主義的心理學，或“第三種力量”，這情形同現在的第一集團的情形一樣，心理學中的許多小組織構成了它的全部並形成一個體係，而在這裏談論的正是這第三種心理學。這第三種心理學包括第一和第二種心理學，並曾創造“在行為主義之上”和“在弗洛伊德學說之上”等詞來描述它。這對於那種中性和價值對立的、二歧式的傾向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例如，在肯定或否定弗洛伊德學方麵，我是弗洛伊德派的，我是行為主義派的，我是人本主義派的，而且實際上我還正在發展一種可以被稱為第四種心理學的超越心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