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大學改革
最關鍵的是一個道德問題：既然大學教育的獎賞那麼豐厚，為什麼一個不上大學的窮人要為一個上大學的富人的教育納稅呢？這是對政府資助大學的一個根本性的挑戰。一般人認為，政府資助大學，是因為從大學教育獲益的不僅僅是受教育者，而是社會整體。一個教育水平高的社會，比教育水平低的社會更有競爭力。維德則指出，對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資的效益實際上是遞減的。
如今，全球都掀起了大學改革的風潮。歐洲的大學要引入市場機製、調高學費，中國也有了一陣“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熱鬧。大家改來改去，樣板全是美國的大學。
美國的大學無疑是世界上最為優異的。前哈佛大學的一位院長羅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於1990年就宣稱：“2／3到3／4世界最好的大學在美國。”經過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的擴張和大學的空前繁榮，這個比例以今天的標準看恐怕還是低估了美國大學的實力。大部分諾貝爾獎的得主是由美國大學培養並在美國的大學教書。一流的國際學生也把美國的學校作為首選。雖然美國是世界上的獨霸，但其GDP最多不過為世界GDP的1／3。除了美國的軍隊外，很少有美國的一個產業部門在世界上具有如此之大的優勢。
但是，美國的大學體製並非沒有問題。相反，美國的大學正處於危機之中。危機是什麼？如何對應？美國人自己也眾說紛紜。20世紀90年代以來，分析大學危機的書籍已經汗牛充棟。什麼是美國大學的理念？保守派和自由派觀點分立，爭論不休，遠非那些虔誠的模仿者想象的那樣簡單。
在諸多的問題中，公眾最關心的，還是價錢問題。美國的大學固然是世界最好的，但也是世界最貴的。一流名校的學費，許多已經上了4萬美元。若再加上生活費，一年的費用就達到5萬美元，超出了美國家庭的年平均收入。當然，並不是所有大學都是這麼貴。即使貴的大學，也常常有各種各樣的獎學金，一般老百姓不會花幾萬美元供一個孩子上大學。但是，大學費用的上漲率，在過去25年中平均每年超出了物價指數的上漲率35％，而且超出了家庭收入的上漲率。一個中等家庭為了支付一個孩子的學費，要比20世紀50年代多工作三倍的時間。
也正是因為如此，大學教育成為一個燙手的政治問題。民主黨強調加強對大學的投入，提高獎學金，共和黨則強調控製大學的成本，盡可能用市場機製解決問題。最近經濟學家維德（Richard Vedder）出版的《為了學位而破產》（Going Broke by Degree），就是在共和黨的立場上提出的驚人之論。他認為，大學費用不斷升高的原因，在於大學的運作不受市場規律的製約。聯邦和州政府以及捐助人對大學的資助，使大學不守財政紀律，花錢沒有邊際。
在維德看來，大學費用上漲的原因雖然有多種，但最根本的一條，是大學內職工的勞動生產率降低。在其他產業部分，生產同樣數量的鋼鐵、汽車、玉米等所花費的工時不斷減少，所用的勞動力數量急劇下降。但在大學，教育同樣數量的學生所需的教授和行政人員卻越來越多。
為什麼會如此？因為大學沒有產業化，沒有經受市場競爭。大學運營的經費，主要靠聯邦和州政府的經費以及私人捐助，不是靠學費。如果大學單靠學費活的話，大學就要處處考慮成本。成本一高，價錢一貴，消費者就不買，生產者就喪失了競爭力。可惜，現在美國大學的生存哲學則完全相反，靠的不是節衣縮食，而是靠“鬥富”、“尋租”，看誰能花大價錢請來明星教授，看誰能夠建設豪華設施。著名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大學排名，其實比的是投入（如校友捐助、教師與學生的比例），而不是產出（如傳授知識的總量）。大學弄得越氣派，第三方（政府和捐款人）的投資就越多。在維德筆下，美國的大學經營，多少有點像不靠門票吃飯的中國足球俱樂部。
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維德的荒唐之處。他甚至說，大學畢業生在市場上的價碼高，並不是因為大學教給了他們什麼，而是大學錄取本身把劣等人才過濾掉。企業喜歡大學生，是因為他們的智商、工作倫理、冒險精神等，在人口中屬於前百分之幾十的人。這種人不管受什麼教育，表現都會超出他人一頭。換句話說，大學的主要功績不是培養人，而是選拔人。選拔人是個很便宜的過程，根本不需要花那麼多錢。這種理論如果成立的話，美國的大學就應該取消，實行中國的科舉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