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婚姻與家庭（二）
在19世紀，男女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教育程度的極大差異導致了男權製家庭的盛行。而對男權製家庭的批判的一個目標，就是要縮小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差別。穆勒為此做了理論的闡述。他認為，婚姻有兩類：一類以合法性關係為基礎，另一類是精神上的投契和結合。極不相同的人們之間的親密交往是無益的夢想。不相像可以互相吸引，而相同性才保持不衰。在舊式的男尊女卑的婚姻關係中，男女兩性相差太大，人們很難從中找到真正的幸福。穆勒心目中另一種更理想的婚姻模式是：雙方都是受過教養的有才能的人，他們的見解和目標相同，在他們之間存在著最好的那種平等、權力和能力相近以及相互的優勢。所以各自在看到對方時都能享受到樂趣，並且在雙方的發展中可以交替地享受領導和被領導的樂趣。穆勒深刻指出：“加在他們同類的任何人的行動自由上的每個限製都在某種程度上使人類幸福的主要源泉幹涸，使人類對個人生活有意義的一切東西，在覺察不到的程度黯然失色。”（按照穆勒的理想，未來的婚姻關係應當建立在有獨立的事業、獨立的經濟來源、在人格上完全平等的兩性之間。然而，在一個世紀之後，兩性不平等的婚姻關係仍然困擾著世界各國的人們。在1963年，美國婦女運動的著名人物弗裏丹提出了那個“無名的問題”，即中產階級郊外女性的生活空虛的問題。它在當時主要是美國中產階級白人中年女性的問題：她們發現，當最後一個孩子長大離開家庭之後，她除了是某人的妻子和某人的母親之外，沒有任何社會身份，而她日後的幾十年時間將無事可做，既無目標，也無生活的動力，生活中是一片空白，生命變得沒有任何意義。女性要有自己的職業，自己的事業，自己的生活目標，這就是當年美國女性主義者走出家庭、進入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潮流的緣起。盡管有許多女性還留在家庭中，盡管有許多女性不斷地從社會生活中回歸家庭和家庭主婦的角色，整個的社會潮流還是向著男女共同平等參與社會生活和生產的方向發展了。現代社會中，出現了各種衝擊一夫一妻製的新思潮。在當代西方，一種新的社會理論——酷兒理論——正方興未艾。酷兒理論表現為對幾千年來人類社會普遍實行的一夫一妻製關係的挑戰，昭示出人類新型人際關係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酷兒理論家提出了許多重大的帶有顛覆性的問題，例如：為什麼一個社會必須實行一夫一妻製？為什麼不可以有情人？為什麼不可以不結婚？為什麼人隻能和一個人發生性關係？為什麼不可以有開放的性關係？為什麼不可以有開放的人際關係？為什麼非要孩子不可？等等。這些理論絕不是少數激進分子憑空幻想出來的，它是人們最新的社會實踐的直接反映，它是人們新創造出來的人際關係對傳統的挑戰。福柯提出，我們生活於這樣一個人際關係的世界之中，體製變得相當貧困。規範著這個世界的社會和體製限製了人際關係的可能性，因為一個有豐富的人際關係的世界管理起來太過複雜。事實上我們生活在一個人際關係的可能性極其稀少、極其簡單、極其可憐的法律的、社會的和製度的世界中。當然，存在著一些基本的婚姻關係和家庭關係，但是還有多少關係應當存在啊！幾千年來，人們在這些基本的婚姻和家庭關係中生活，對它們早就習以為常，從來不會去設計和想像其他種類的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甚至沒有意識到有建立這些關係的可能性。沒有人設想或嚐試過婚姻關係之外的豐富多彩的人際關係，比如既不同於一夫一妻製又有感情與性的投入的關係。在21世紀，世界各國的人們在嚐試各種各樣的人際關係。例如在北歐國家，結婚者與同居者已經達到平分秋色的比例（接近一半對一半）。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寬鬆氣氛也已經使文化革命中殘酷不通人情的做法（包括離婚官司一打十幾年；對婚外戀實行法律或行政處分）慢慢消失了。由於通訊和交通的迅猛發展，國家和地區的邊界的阻隔力量會越來越弱，再也沒有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能夠同外麵的世界完全隔絕，自行其是。在這個意義上，世界正在走向一體化。但是，一體化並不等於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一元化。從人們的生活方式來看，多元化的趨勢已經出現，而且愈演愈烈。例如，在僅僅20年前的中國，還是人人都要結婚，人人都要生孩子的。據80年代初的一個統計，全國30歲以上的未婚者隻占人口的3.8%，結了婚不生育的人就更為少見。而近年來，不結婚的人越來越多，結了婚不生孩子的人也越來越多。婚前性行為的發生率越來越高，婚外戀也越來越多。離婚率這些年來不斷提高，以當年離婚對數同當年結婚對數相比，已經從70年代的約3%逐年增加到目前的約13%。社會上獨身者、同居者、自願不育者（丁克家庭）、離婚獨居者、再婚者、再次離婚者、單親家庭等生活方式，都構成了在統計上值得注意的人群。近年來，世界各國的單身女人越來越多，盡管這種現象主要還是一種都市中的現象。單身女人包括三種人，第一種是喪偶的女人；第二種是離婚女人；第三種是從未結過婚的女人。從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情況看，女人的壽命比男人長六、七歲是普遍現象，於是就有了一大批喪偶的女人。她們不願再結婚，或者難以再結婚，於是進入了單身女人的行列。世界各國的離婚率居高不下，僅以我國這樣傳統的社會為例，離婚率（當年離婚數與當年結婚數之比）也已經從20世紀70年代的約3%，上升到90年代末的約14%，形成了一個日漸擴張的龐大的離婚人群，這也是單身女人的一大來源。然而，最引人注目也最具價值觀變化意義的，還要數自願不結婚的單身女人。具體地看，每一個不結婚的單身女人都有她十分個性化的原因：有的人在等待愛情；有的人在找尋進入富裕生活方式的捷徑；有的人把獨身作為自己對今後一生的生活方式的選擇；還有一個相對數很低但絕對數量並不少的人群，她們不結婚是因為不願與異性建立婚姻和家庭關係，而更想與一位女性共同生活。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第三種獨身女人最值得重視，因為這是一種過去極少見到的新鮮事物，是一個新的社會群體，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類型，代表著一種新的價值觀念。在中國這樣的農業大國，幾千年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一個“當”字，表明了幾千年的基本事實，同時也表明了建築於這一基本事實之上的價值觀。看世紀末的中國農村，不結婚的女人仍是鳳毛麟角。就連癡呆女人也個個都結了婚，履行著傳宗接代的傳統天職。在21世紀，中國的社會發生了幾千年來從未出現過的大變遷，一些現代化的大都市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悄然崛起，有30%的中國人已經幸運地成為都市中的現代人。雖然離歐美那種人口中的絕大多數都已進入城市生活的狀況還相距甚遠，也許還要幾十年或更長的時間，但都市生活和都市人已經成為中國的現實。單身女人就是伴隨都市生活而出現的新的人群和新的生活方式。這個人群出現的基礎首先是女人獨立的經濟地位，沒有這一經濟能力，就不可能有自願選擇的單身女人存在。其次，女人有了自己的事業。在傳統社會中，女人除了相夫教子，無事可做，在廣大的北方農村，很多女性長期以來都不參與農業勞動，隻是做家務，所謂男主外女主內。現在女人也有自己的事業，自己的追求，結婚從唯一的“選擇”，成為女人幾種可做的事當中的一種。單身女人所代表的自由，是一種選擇的自由，是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在不自由的年代，結婚是女人唯一的生活方式，是她們不得不做的事，沒有其他的可能性，沒有選擇的餘地。現在，一些女人有了選擇不結婚的可能性。這是她們在成為都市人和現代人之後才擁有的選擇。歸根結底，所謂自由就是選擇的可能性。多元化的社會是一個豐富多彩的社會，與單調的一元化社會相比，人們在其中有著較大的自由空間。所謂自由空間，就是作出選擇的可能性。人們既可以選擇結婚，也可以選擇不結婚；既可以選擇生育，也可以選擇不生育；既可以選擇異性伴侶，也可以選擇同性伴侶。在21世紀，我們即使不會真正達到如此自由的境界，至少我們的社會將向這一目標靠攏。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在21世紀，我們將擁有更大的自由生活空間，可以做出更多的選擇，可以較少地受到壓抑，每個人按照自己的願望生活、選擇自己最喜歡的生活方式、充分地實現自我的空間會繼續擴大。在任何一個社會中生活，人們都會受到來自兩個方麵的壓抑，一個是來自真正意義上的權力方麵的壓抑：法律，政策，規定，它們是由權力機構製定和實施的；另一個則是來自社會規範方麵的壓抑（弗洛伊德所說的人類為了文明所付出的代價）。這些壓抑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人的自由也至少有一個界線，那就是不傷害他人。盡管如此，社會生活質量的好壞還是可以用這樣的標準來度量的：在一個運轉良好的社會，人們會獲得較大的自由生活空間，較少受到壓抑；而在一個運轉不良的社會，人們自由生活的空間較少，選擇的餘地較少，各種欲求受到較多的壓抑。在新的世紀，我們可以期望在婚姻家庭關係方麵人們的自由生活空間的擴大，生活質量的提高，以及兩性關係在婚姻和家庭內部變得更加平等與和諧。暴力盡管針對女性的暴力存在於一切曆史時期和世界各地，但隻是在最近的十幾年間，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它才被視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不僅僅是個人隱私問題。人們逐漸認識到，針對女性的暴力已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危機。從美國居高不下的強奸率，到印度女性因為嫁妝不足而遭謀殺，全世界女性麵臨著共同的恐懼。針對女性的暴力既有社會上的暴力犯罪，也有家庭暴力，還有針對特殊人群的暴力，如針對懷孕女性的暴力，針對女同性戀者的暴力，針對賣淫女性的暴力等。暴力的種類包括：強奸、家庭暴力、兒童性虐待、性騷擾。家庭暴力是近年來女性反應最為強烈的社會問題。各種救助在家庭暴力中受傷害女性的機構、組織、設施有了很大的發展。這個過去長期以來被人忽視的現象已經越來越成為人們注意的焦點。在中國，一個最引起關注的針對女性的暴力形式是綁架和拐賣女性。由於這一現象同女性的婚姻流動摻雜在一起，增加了解決問題的複雜性，以致在全國範圍內有較高的發案率，使不少女性的安全受到威脅。雖然由於打擊有力，這一犯罪的勢頭已經減弱，但它對女性安全的威脅依然存在，並且引起了關於中國女性地位的思考。在暴力問題上，也存在著某些爭議。在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和性騷擾行為的界定、處置辦法等方麵，世界各國正處於一種探索性的階段，一個又一個的案例常常通過各類傳播媒介成為公眾關注的中心；受害女性庇護所、全女警部隊等新事物、新製度更以不同社會文化為背景在各國出現。一、社會暴力據統計，在美國，每17秒鍾就有一個人成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每6分鍾就發生一起虐待女性的事件；有150萬女性是她們所愛的男人的肉體攻擊對象，據估計，有三分之一的女性畢其一生至少會被強奸一次。（Peden，1992）每年有3－4百萬美國女性成為暴力的受害者。根據美國的一項隨機抽樣調查，在被調查的930名女性中，44%的女性經曆過強奸或強奸威脅，21%的已婚女性受過丈夫的毒打，16%的女性在18歲前受過亂倫的虐待。另據統計，每年有6萬到10萬件亂倫案件或性侵犯案件發生在前青春期女子身上；亂倫案受害者絕大多數是女性，女男比例為十比一。年，美國的強奸案創曆史最高紀錄，警方立案的約10萬件，報案數比上年提高6%，增加5929起。這隻是報了案的數字，而強奸案是報案率最低的犯罪，因此可以推知，未報案的強奸案還有很多。據估計，如果把未報案的強奸案計算在內，美國每年有200萬女性成為強奸的受害者。在舊金山地區，統計表明，這個地區的女性在其一生的某個時期成為強奸受害者的可能性高達26%。（海德，第405頁在1989年4月，美國紐約發生了一起強奸殘害女性的事件，一位女大學生在為紐約馬拉鬆賽作參賽訓練時，遭到性侵犯致死。這一事件打開了鬱積已久的女性憤怒的閘門。女人們感到，現在無論是在公園，在家裏，還是在工作場所，都沒有安全感。更使她們感到憤怒的是，男性對女性日益增長的憤怒持不屑一顧的態度。美國各地有人為她的慘死舉辦了紀念長跑，用以抗議強奸罪行。在加拿大，每四名女性中至少有一名在其有生之年受到性侵犯；每年有100個女人死於丈夫或男友之手。在1989年12月6日，加拿大魁北克區蒙特利爾工程學校的14名女大學生，在一次遊行中被槍打死，另有13人受傷，人稱蒙特利爾大屠殺。在1992年死難女性三周年紀念會上，許多加拿大男性佩帶白色緞帶，表示他們反對針對女性的暴力的態度。在德國，每5分鍾就發生一起女性被打或被強奸事件。在瑞士的日內瓦，有2000多名女性常年躲在女性庇護所中，尋求法律、道德和財政上的支持，躲避丈夫的虐待。澳大利亞的一項研究（樣本中包含178位女性，156位男性）發現，在34個月當中，共發生793次暴力事件。其中男性攻擊女性是女性攻擊男性事件的兩倍；事件挑釁一方男性占57%，女性占43%；受害人女性占61%，男性占35%；男性喜用危險武器，女性喜用棍棒；女性更多使用口頭侮辱的方式。總之，調查表明，男性的攻擊性更強。在印度，針對女性的犯罪有陪葬陋習，燒死新娘，迫害女巫，嫁妝謀殺，打老婆，強奸，殺害女嬰，雛妓現象等，這些現象有明顯的上升趨勢。盡管傳媒和政府一再關注這些現象，近期發生的陪葬事件、打女胎殺女嬰現象和穆斯林女人的離婚權利問題表明，政府的呼籲和措施沒有什麼效力。據報道，索馬裏女性在肯尼亞的難民營裏遭到強奸和搶劫。施暴者是索馬裏的土匪和肯尼亞難民營的工作人員。聯合國特使正在努力改善這些難民營裏的殘暴狀況。女性主義者對主流社會關於強奸的話語與事實做了對照，發現二者大相徑庭：神話事實強奸是源於性欲的性行為強奸是以統治他人為目的的攻擊行為強奸犯是變態者強奸犯在個性心理、適應性或人際關係方麵與常人無異多數強奸發生在陌生人之間以上的強奸犯認識受害人多數強奸犯是黑人男子；多數受害者是白人女子四分之三的強奸案發生在同一種族之內，而非不同種族之間女性的穿著導致被強奸的強奸是事先策劃好的許多強奸報案報的是假案報假案的隻占強奸報案的強奸是在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強奸行為因文化而不同。在男性統治和忽視自然的意識形態的社會中最多；在尊重女性和女性主義價值的文化中最少。（Wood，337）在中國發生的對女性的暴力侵害中，最嚴重的首推拐賣女性。中國拐賣女性的現象有這樣幾個特點：第一，被拐賣女性所處地域廣泛，成分複雜，年齡跨度大。在80年代末，拐賣女性活動發展到全國除西藏以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較突出的省區有：四川、河南、河北、廣西、雲南、貴州、湖南、山東、安徽、福建、內蒙古等。多個省的女性被拐賣到一個省內的某個縣和村或某省某偏僻地區的女性被拐賣到全國各地的現象都有發現。據有關調查，河南省僅1989年以來需要解救的女性兒童就達萬人以上；山西省被拐賣的女性兒童牽涉16個民族之多。被拐賣的女性大多是農村女性，但也有城市女工、營業員、退學的中學生等。某省調查發現，被拐賣的女性中最小的僅12歲，最大的57歲，其中文盲半文盲占一半以上。第二，拐賣女性犯罪已由單個行動發展為團夥犯罪，有的形成了拐、運、接、窩、賣一條龍。如河南某地農民的一個犯罪團夥，在幾個中小城市設有中轉站接應；陝西某地區拐賣女性案中，兩人以上團夥行動的占總數的70%以上，有的一案多達100多人；1988年，徐州市查獲拐賣人口的犯罪團夥94個，成員349人，占查獲拐賣人口犯罪分子總數的72.7%；山東聊城地區1987年以來經檢察院審查的185起拐賣人口案中，有113起是團夥作案。此外，犯罪目的已由原來的單純營利轉變為其中夾雜著強奸、流氓、詐騙等綜合目的；犯罪手段已由過去的誘騙、拐賣向暴力劫持發展。多數女性在被拐賣過程中遭到犯罪分子的強奸、輪奸和摧殘傷害。有的人販子冒充公安人員解救被自己拐賣掉的女性，又以高價再次賣掉。有的人販子一次拐賣數名女性，公然叫賣，按質論價，影響惡劣。第三，被迫出賣與自願出賣現象並存，即拐賣女性現象同女性自願的婚姻流動現象摻雜在一起，後者有時會起到混淆罪與非罪的界線的作用，為解救工作帶來困難。據山東省有關部門統計，最近幾年流入山東省的女性有8萬人，其中被拐賣的有3萬多人；江蘇省徐州市所屬六縣1985年至1988年流入外地女性25347人，其中被拐賣的5991人，占24%；山西省渾源縣1988年下半年，28個鄉中有23個鄉流入外來女性509名，屬拐賣的有456名，占89%。不少婚姻流入地區的鄉村幹部不以拐賣女性為犯罪行為，甚至認為買媳婦是解決本地大齡未婚男青年婚姻問題的好辦法，是成人之美，能使地方治安穩定。因此，在公安人員去解救被拐賣女性時，村幹部給買主通風報信，串通一氣，橫加阻撓。部分買方地區的公安機關和基層黨政部門也以維護所謂當地群眾利益為名，抵製偵破和解救工作，甚至回避、刁難、圍攻解救人員，轉移被拐賣女性，使解救工作更加艱巨。有的地方，公安人員去解救女性，抓人販子，就像進入敵占區工作一樣，群眾普遍不理解，有的還將公安司法人員強行扣留作人質。（胡建輝，1991；莊平，麵對猖獗的拐賣女性犯罪活動，中國政府采取了強硬措施，已經起到遏製犯罪的作用。1989年，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堅決打擊拐賣女性兒童犯罪活動的通知》；1991年，全國人大根據有關黨派、團體的建議，又製定了《嚴懲拐賣、綁架女性、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這一決定是對刑法有關規定的補充和修改，對下列罪行的懲處辦法作了詳細規定：拐賣女性兒童的罪行；以出賣為目的，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女性兒童的罪行；收買被拐賣、綁架的女性兒童的罪行；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工作人員解救被收買的女性兒童的罪行等。規定還強調，各級人民政府對被拐賣、綁架的女性兒童負有解救職責，解救工作由公安機關會同有關部門負責執行。經過努力，1992年，中國拐賣人口的案件立案數比1991年下降了35.2%；1993年又比1992年下降了9%。1991和1992兩年，中國公安機關破獲了5萬多起拐賣女性兒童的案件，抓獲了7萬多名人販子，近4萬名遭受拐賣的女性兒童獲得解救，處理各類嚴重殘害女性案件數十起。1993年和1994年上半年，中國各級人民法院受理和判決的對女性暴力侵害案件分別為：強奸案30763件和14179件；拐賣女性兒童案6544件和3138件；綁架女性兒童案391件和254件。廣西在1993和1994兩年共偵破拐賣女性案件1674起，其中大案951起，抓獲人販子2310人，解救被拐賣女性兒童1865人；貴州從1994年起先後派出6個工作組共100多人，偵破拐賣女性兒童案件450起，被解救女性150多人，捕獲人販子429名；湖南從1993年起，查處殘害女性兒童的大要案774起，懲處犯罪分子2035人，解救被拐賣女性兒童2546人；四川1993年的發案率比1992年下降41.9%，比1991年下降60%。近年來，山東先後組織了四次大規模的統一打擊行動，共處理拐賣人口的犯罪分子14000多人，其中判刑的3100多人。他們還采取了縣市包鄉鎮、鄉鎮包村莊的辦法，逐村逐戶地對外地流入的女性排查摸底，當麵核實，凡是應該解救的，采取措施解救。1981年至1988年，全省共解救受害女性16000多名，兒童900多名。《人民日報》1989年11月15日對婦女身體的暴力行為有一個特例，那就是盛行於非洲一些國家的女性陰部環切術，又稱生殖器環切術。據統計，全世界有1億女性做了生殖器環切術。在索馬裏，有98%的女性做了生殖器環切術。蘇丹女性達裏爾調查了她所在國家的女性陰部環切術狀況，她調查的地區是蘇丹北部，調查對象為3210位女性，其中3171人（98%）做過環切手術，隻有39人（1.2%）沒有做過這一手術。在做過環切術的人當中，83.13%是全切手術，手術將陰蒂、大小陰唇全部切除；12.17%是半切手術；2.5%做的是陰蒂包皮切除術。（Dareer，）達裏爾調查了當地人讚成女性陰部環切術的原因，其中包括認為這是一種好傳統；宗教要求；幹淨；可以得到較好的婚姻；丈夫可以得到更大的快感；保持童貞，防止不道德行為；提高生殖能力等等。其中宗教要求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不讚成女性環切術的原因則有：所信的宗教禁止這種作法；難以獲得性滿足；為婚姻和勞動增加了困難（這一點比例最高）；個人經曆；為了人權和女性的尊嚴；怕喪失生殖能力等。根據達裏爾的分析，在她的國家，女性陰部環切術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的原因是：對其後果的無知；怕受到社會的批評（這一點比例最高）；助產士使它得以施行；害怕引起社會變革；父母的無知；祖母的影響；違反法律；法律執行不得力；政府對人民啟蒙不夠和健康教育不充分。（Dareer，）正如我們前麵提到過的，女性陰部環切術就像印度的燒寡婦和中國的裹小腳一樣，一直是一個觸動民族文化神經的敏感而複雜的問題。西方女性主義在這些問題上的簡單批評往往會引起擁有這類陋習的國家的婦女的反感。這是因為當某種傷害婦女身體的做法以習俗的方式被固定下來，並成為絕大多數婦女的實踐時，它必定是在現存的社會結構中有著某些功能，不能夠簡單地把它看作愚昧無知。比如，據考察，印度的寡婦自願殉夫的原因之一在於：守寡後，她們往往喪失了經濟來源，生活極為艱難，這就促成了殉夫習俗的形成；根據學者的研究，中國婦女的裹小腳有限製婦女出門的作用，此外一個現實的困難在於，在盛行裹足的時期，如果不裹足，一位婦女就找不到體麵的男子願意娶她，不得不降格以求。社會的規範已經如此，不是可以用愚昧無知來全部加以解釋的。陰部環切術也有不少被當事人視為正麵價值的因素，簡單否定於事無補。女性主義對於這些傷害婦女的習俗隻能采取謹慎的批評態度，並且用建設性的態度來對它加以改變，絕不是簡單否定所能奏效的。總之，在社會的變革中，針對女性的暴力問題不容忽略。應當分析暴力形成的結構和意識形態根源，特別注意暴力與階級、性別壓迫之間的關係。為了戰勝針對女性的暴力，還應提高社會經濟水平，製定有關法律，改進警察素質，增加教育和救助項目的投入。二、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一般公眾和學者近年來最為關注的問題。甚至有人認為，由於家庭暴力過於普遍，它已經成為常態而非例外反常現象了。盡管有法律保護女性不受虐待，但是家庭暴力案件很少能得到起訴，除非打成重傷或出現致死人命的情況。許多受虐女性因此喪失了起訴的勇氣，不得不繼續維持暴力的婚姻關係。有些人甚至去走極端，主張隻有用暴力和謀殺的手段才能結束這種關係。女性主義之所以關注家庭暴力問題是因為家庭暴力不僅以女性受害者為多，而且是男性權力壓迫女性的一個極為典型的表現。有調查表明，家庭暴力是一個不為人知的傳染病，是女性致傷的一個主要原因。在美國的家庭暴力中，95%的受害者是女性；在美國女性的一生中，每四人有一人會遭受其家庭伴侶的暴力侵犯；每年都有約600萬妻子受到丈夫的虐待；每年約有2000至4000名女性被毆打致死；美國警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花在應付因家庭暴力打來的電話上；所有警察受傷的40%和死亡的20%是被卷入家庭糾紛的結果；被謀殺的女性中有60%是死於熟人之手，最常見的情況是分居和離婚的女性被男方設陷阱加以謀殺；因傷住院的女性中有20－30%是被性伴侶傷害的；產婦中有17%報告說在懷孕期間受過暴力侵犯。在美國，一個樣本容量為2000人的隨機抽樣調查表明，在1979年，有16%的夫妻之間發生過暴力行為（從打一巴掌到真正的毆打）；整個婚姻關係期間平均約有28%的夫妻之間有暴力行為。關於婚內強奸的普遍程度的一項調查表明，在美國舊金山地區，12%的已婚女性報告自己曾經曆過婚姻關係中被強迫進行性交。一項以2000對美國夫妻為對象的調查表明，25%有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行為。（Hatfield，etal，）在法國，有200萬女性經常遭受男人的虐待；在德國有400萬女性遭受丈夫的虐待。有調查表明，在猶太家庭中，丈夫對妻子的暴力行為很普遍，其實猶太教義並不讚成家庭暴力，也是主張對施暴者加以懲罰的，同時應當對受害者給以補償。以色列的一項調查表明，受虐女性的生活環境同監獄極其相似：與世隔絕，受害人被割斷了與外界的信息聯係，喪失了來自外界的物質與精神支持。傳媒揭露的一個印度女性個案引起公眾的關注：她被姻親殺害，原因是婚後八年其父仍不能交齊嫁妝錢（約159美元）。這一案件使人們對在印度針對女性的暴力狀況有了認識。移民女性中的家庭暴力狀況也非常嚴重。每年有數以千計的南亞女性到達美國，由於丈夫的虐待，她們對新生活的夢想很快就被噩夢毀掉了。這個群體所處的困難環境使這些女性比其他人更難尋求幫助。在過去10年當中，已成立了十幾個支持南亞女性的團體，它們的願望就是要關心和幫助這些女性。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會在1994年主辦的一次婚姻質量調查表明，不論程度頻率如何，丈夫打過妻子的占21.3%；存在經常和嚴重的家庭暴力問題的家庭約占1%。中國目前正在展開關於婚內強奸問題的討論，嚐試從立法和司法的角度確認這一針對女性的暴力罪行。許多人提出疑問：為什麼這些受虐的女性還要繼續留在充滿暴力的家庭裏，答案是她們的自信心被暴力摧毀了。有調查表明，被動接受和麻木不仁是受虐妻子的典型特征。女性挨打一般要經過三個階段：挨打時，她們感到吃驚，竭力躲閃；然後感到恐懼，竭力討好丈夫；最後感到抑鬱，躲到一邊自責。一旦挨打成為習慣，其後果可能導致喪生。妻子挨打的社會後果除了傷害、致死之外，還可能成為下一代的效仿行為。妻子的挨打還常常伴隨著子女的挨打和受性虐待；待子女長大成人後，有可能繼續這種受虐的生活模式。（倫伯特，1993年有不少學者就家庭暴力的一些具有規律性的現象做了研究。例如，有人將暴力分為三類：家外暴力，對配偶的暴力和親子暴力，並認為，社會輿論更反對非家庭成員的暴力，而對家庭成員的暴力反對不力。據美國1985年全國家庭暴力調查（樣本為6002戶），那些家外暴力傾向強的人，家內暴力也很強；反之，隻是家內暴力傾向強的人，較少有家外暴力的行為。三、其他形式的暴力除了社會暴力和家庭暴力之外，威脅女性安全的其他暴力形式還有多種。首先是交友強奸與求婚暴力。近年來，交友強奸和求婚過程中的暴力侵犯問題已經成為傳媒關注的熱點。一項調查表明，美國有77.6%的女性和57.3%的男性在交友過程中受到過性侵犯；有14.7%的女性和7.1%的男性被迫經曆過不情願的性關係。（Muehlen hard and Linton，1987）在1985年，有31%的黑人女性和32%的白人女性曾受到過男性伴侶的肉體暴力侵犯。有一項研究調查了求婚過程中的暴力與婚後夫妻間暴力的關係，樣本為82位在家庭暴力避難所中借住的女性。研究發現，這些女性在求婚過程中和婚內遭受暴力的經曆十分相似。10至20歲的女青年有25%在約會中遇到過暴力。其次是校園暴力。這是針對女性的暴力的另一個引人注意的形式，也相當普遍。大學校園對女性來說已經不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然而，校方對大學生中的施暴者無所作為，即使是校園強奸也隻會受到輕微的處罰，不會被起訴。因此有人提出，為了有效地控製這種情況，學校行政當局必須首先了解事實，了解他們所麵臨的是個什麼樣的問題，然後才能談到解決問題的對策。在1990年美國的一項關於恐懼感的以大學生為對象的調查中，人們的恐懼感比15年前有所上升，而全部上升都是由女生恐懼感上升造成的，她們的恐懼感主要來自社會變遷和暴力。另一項對未婚大學男生的調查表明，有25%的人報告至少進行過一次侵犯行為，表現在強烈試圖性交達到了引起女伴掙紮或哭泣的程度。（海德，第399頁第三是工作場所的暴力。近年來，人們越來越多地注意到工作場所的暴力，也有人稱之為辦公室暴力。在美國，沒有一個月沒有工作場所的暴力事件發生，謀殺已經上升為女性在工作場所死亡的第一位原因。美國女勞工委員會接到的關於在工作場所受到暴力威脅的投訴電話日益增多。女職工受到的攻擊來自兩個渠道，一個是配偶或男友到工作場所來尋仇；另一個是同事視女性為弱者，施加暴力。民意測驗表明，有37%的美國人認為工作場所的暴力行為是一個正在出現的新社會問題。有人提議，雇主有責任為雇員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如果雇主不采取適當措施保護雇員的安全，雇員有權控告雇主安全措施不當。人們都注意到，在工作場所的暴力事件中，女人成為受害者的可能性比男人大。第四是針對女性中特殊人群的暴力。例如，針對懷孕女性的暴力行為。懷孕女性是否更容易受到暴力虐待？有人分析了美國第二次全國家庭暴力的調查數據，發現年齡在25歲以下的女性比25歲以上的女性更容易懷孕，同時也更頻繁地遭到丈夫和男友的虐待。盡管懷孕女性在受虐女性中並不是特別脆弱、特別容易受攻擊的一群，但是她們並不會由於懷孕而逃脫受男性虐待的命運。再如，針對女同性戀者的暴力。有人批評了最近一個時期在報刊影視作品中頻繁出現的女同性戀殺人犯殺男人取樂的情節，並且指出，實際情況是，男女同性戀者大多是暴力的受害者而不是施暴者。在美國賓州大學所做的一項調查（樣本為125名男女同性戀者）表明，有26%的人受過一次口頭侮辱；50%的人受過兩次以上的口頭侮辱；26%的人受過暴力威脅；17%的人財物被毀；6人經曆過嚴重的暴力侵犯。雖然總的看來，男同性戀比女同性戀遭到更多的暴力侵犯，但女同性戀者也難逃噩運。最常見的施暴者為室友、其他同學和老師。同性戀者中預期的受騷擾率和受歧視率很高。有調查表明，由於暴力傾向、同性戀恐懼症、種族主義的交互作用，有色人種中的女同性戀者麵臨著更大的暴力侵犯危險。另有一類性質不同的暴力行為，即存在於同性戀者之間的暴力問題。據調查，有12%的男同性戀和31%的女同性戀關係中存在性伴侶強迫其發生性關係的情況。此外還有針對賣淫女性的暴力。有調查表明，妓女常常成為肉體虐待和性虐待的受害者，施暴人包括警察、嫖客、妓院管理人和陌生人。社會和法律在受害妓女的問題上陷入兩難處境，又要幫助她們，又要製裁她們，不知如何是好。人們還注意到一些女性遭受暴力侵擾的特殊境況。例如，研究表明，有性暴力內容的搖滾樂能增強男性的暴力傾向；接觸重金屬搖滾樂能夠強化男性的性別角色定式，同時增強對女性的否定態度。除了音樂，體育運動對男性的暴力傾向也有某種程度的影響。一項研究表明，在那些美式足球迷中，每當本隊贏球時，女性被打、被刀紮、被攻擊、被物體扔在身上的頻率就會上升，因此自己喜歡的球隊贏球是男人傷害女人的導火索。對這種行為的解釋是，男人用暴力行為表達自己統治周圍事物的感覺。女性受暴力侵擾的方式還應包括流亡與自殺。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由於戰亂等原因，目前世界上有近2千萬難民，在這些因戰亂或其他原因避難他方的人們當中，女性避難者占到約80%。在大多數社會中，男性的自殺率高於女性，但也有例外：在中國，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據中國衛生部1988年對全國城鄉1億多人口的調查，城市女性自殺率為萬分之1.05；比男性的萬分之0.80高出萬分之0.25；農村女性自殺率高達萬分之3.04，比農村男性的萬分之2.31高出萬分之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