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生育
在生育與性別的關係問題上，女性主義最關注的問題包括母性對女性的束縛問題、性別比失常及由此反映出來的性別偏好問題等。一、母性問題在生育方麵的區別是兩性之間最明顯的差異。人類在公元前9000—7000年才開始了解男性在生育中的作用。男人發現自己在生育中的作用之後，一改過去對女性神秘的生育功能的敬畏之情，開始堅持子女要姓男人的姓，把女人變成奴隸，令其婚後到男方家庭中居住，使她們與娘家分隔，遠離親戚，將她們放置在男方的監督和控製之下，嚴密監督女人的性活動。從此以後，男性開始虐待女性。這種男尊女卑的新秩序在5000年前已經遍及全世界。在1870年以前，所有的歐洲婦女從結婚到停經一直生孩子，想中斷卻沒有工具。這種生育模式直到1870年後才開始發生變化，到1930年時，西方社會中的生育率下降了50%。這一變化從西北歐開始，發展到中歐和地中海地區，最後到達愛爾蘭、阿爾巴尼亞。變革所使用的話語是人門危機、人口爆炸等。中國的情況也如此，隻是時間表推遲了一個世紀：真正的變化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開始實施後。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一個女人生育五六個以至十幾個孩子是普遍的現象，這種狀況從20世紀70年代後才開始改觀。女性主義認為，在當前的社會狀態巾，所謂母性就是束縛女性的符號、封印、方法和方式。母親和女人在男權製社會是作為非人或怪物的形象出現的：亞裏士多德就曾經以男性身體為標準，認為如果一切止常，必生男嬰；如果生女嬰，必定是有什麼事做錯了。女性一直被男權社會當作足正常人類的變異。在生育和母性問題上，波伏瓦的觀點最為鮮明，也引起廠最多的爭議。波伏瓦將男權製的形成和女性相對於男性的地位低下歸咎於生育和母性。她是這樣說的：在任何情況下，分娩和哺乳都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種自然功能，它們和任何設計無關。這就是女人據此找不出任何高度肯定她的生存理由的原因一她被動地服從於她的生物學命運。家務勞動，由於可以和母性事務協調一致，注定要由她來做，同時又把她禁錮在重複性和內在性之中。正如列維，斯特勞斯所說：“公眾的或純粹的社會權力始終屬於男人。”波伏瓦還鼓勵女性直接擺脫生育的責任和做母親的命運，她說：人們根本不可能直接強迫女人去生育，人們所能做到的隻不過是把她置幹其唯一出路是做母親的處境中一法律或社會習俗要求人們必須結婚，不許節育和墮胎，不許離婚。按照波伏瓦的觀點，生育和母性是把女性束縛在其動物性或生物性而使其不能成其為人的一個主要原因。女性要想做回一個自由的自主的人，就應當擺脫生育和母性。女性主義思想家巴特勒也曾抱怨道：隻要女人到了二三十歲由於生理或社會的原因沒有懷孕，你就要麵臨與規定你的性別的行為規範作鬥爭的局麵。性別規範假定每一個生理女性都有母性，都願意做母親，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有相當一批女性並沒有母性，並不願意做母親，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女變男的易性者。一些持本質主義觀點的保守主義者認為，生育是一個無痛苦的過程，因為女性天生有很強的熬痛能力，又因為她們的“母親本能”能夠使她們不在乎疼痛。這種疼痛甚至對女性有好處，使她們不能從生育過程中獲得性的快樂，以保存女性的羞怯、端莊、穩重和節製。這種觀點相當無恥，是典型的男權製性質的冷酷。然而，也有一些女性主義者對生育持肯定的態度和正麵看法。例如，一批主張女性寫作和女性快樂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在懷孕、生育和撫養孩子的過程中能夠得到正麵的價值甚至享受。自由的女性寫作可以直接來源於女人的身體經驗，它還沒有被男性文化“殖民”過。它要表達的是活躍的女性身體經驗的特殊性。她們認為，波伏瓦否定女性的正常快樂，因而喪失了群眾基礎：女人並不是都不喜歡、不願意生育和做母親的。此外，從對女性生活實踐的調查來看，生育雖然並不會嚴重影響女性的丁作能力、工作效率以及在職場的地位，但是負麵影響還是會有一些。此次調查中訪談到的一位原市勞模、紡織女工就是因為結婚生育而不得不放棄當勞模的，她說：我28歲結的婚，在當時就算晚婚了。結婚第二個月就懷孕了，我就當不了市勞模了，身體不行，產量就上不去了。要想當市勞模就不能要孩子。我想，我都快30了，還把孩子做掉？我最後決定還是顧著1昏姻和孩子，不當勞模了。這是生育為女性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中帶來不利影響的一個方麵，也屬於女性主義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因為它導致了男女兩性在公領域競爭中的不平等。無論是客觀環境角度，還是主觀意願角度，男性的事業和生育似乎不必對立起來，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衝突，而這二者在女性身上就會發生衝突。生育給女性帶來的困難隻是被當作一個女性的天然弱點，它隻是被聽之任之地擺在那裏如果你想當勞模，你可以選擇不生孩子呀一一而沒有任何彌補這個弱點的保障性的措施。這不能不說是男女平等事業中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二、生育控製不管是不是男性的主觀意願，在男權製社會中，男性統治的策略首先是把生育和撫養孩子規定為女性的責任，然後把生育、撫養孩子的丁作邊緣化。因此，女性主義將計劃生育和自主墮胎權視為婦女重新控製自己身體的表現。在美國，桑格開創了生育控製運動。通過1973年美國著名的羅依訴魏德案，美最髙法院批準了墮胎合法化。在女性自己掌握生育決定權的問題上，這無疑是一個進步。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女性的生育決定權進一步完善起來。在最近幾十年間，在墮胎、避孕和絕育技術方麵出現了長足的發展。對於女性主義來說，新生殖技術最重要的意義是身體的具性和非自然化。新生殖技術透露了一個新的信息：生養孩子並不是女人的生理基因決定的，而是由社會因素決定的。這就引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懷孕還是必要的嗎？由於從技術上講，女性現在可以不盡這個責任了，於是男性就慌了，他們用各種辦法強迫女性盡這個責任。女性都很支持新生殖技術的發展，並且期待著在生育方麵的巨大改變。盡管如此，在避孕和墮胎問題上，男權製的影響也並沒有完全消失。英國女性主義批評家指出：英國避孕研究所獲得的資助僅僅是武器研究的十萬分之二。此外，在英國，女性能否墮胎大多是由男性醫師決定的。在我國，由於人口爆炸的原因，計劃生脊幸運地被確定為國策，雖然中國計劃生育與西方相比，並不是從解放婦女和男女平等出發的，但是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卻把中國婦女從傳統的沉重的大暈生育的壓力下解放出來。在城市普遍實行了嚴格的一胎化政策之後，一個如果沒有這個政策則永遠不會出現的現象是：在城市中，有一半家庭不會有直係男性後代了。這真是中國男女平等事業的一個意外收獲：這些人不得不改變對女兒的看法，人們在論證“女兒也可以傳宗接代”，男尊女卑的傳統秩序受到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挑戰。在避孕技術的采用上，我國城市女性和農村女性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區別。在此次調查樣本中，城市組共采用了6種避孕方法，其中包括避孕套、避孕環、避孕藥、安全期避孕、體外射精和絕育手術；農村組共采用4種方法，包括絕育手術、避孕環、避孕套和安全期避孕。在避孕工具的使用比例上也因城鄉、年齡而異：在城市老年組中，有五成人用過避孕套，四成人用過避孕藥，二成人用過避孕環，一成人做過絕育手術，一成人用過安全期避孕法，一成人用過體外射精。使用這些避孕手段的分項比例合起來之所以超過100，是因為有人用過多種避孕方法。在城市青年組中，六成人用過避孕套，四成人用過安全期避孕法，三成人用過避孕環，三成人用過體外射精，二成人用過避孕藥。農村老年組八成人做過絕育手術，四成人用過避孕環，一成人用過安全期避孕法。農村青年組六成人用過避孕環，兩成人用過避孕套，一成人用過安全期避孕法，還有一些人尚未生育，沒有采用避孕措施。在避孕套的使用上⑴以看出男權思想的影響。一位城市老年女性說：避孕方法上我們沒有商量過，他覺得是女人的責任。避孕套他有時戴有時不戴。我幹活累，睡著了，迷迷糊糊的，誰知道他戴沒戴，後來就懷孕了。男同誌就是這樣的，不管你怎麼想。比較不照顧女性感受、比較自我中心的男性會排斥避孕套。一位城市中年男性說：我從來不帶套，因為肉體上不舒服。我隻用安全期和體外排精的辦法。我用這種辦法隻失誤過一回。年青一代在避孕套的使用上比較能夠溝通。一位城市女青年說：個別時候我和他有分歧。比如，男同誌用安全套感覺不好，我就說，要不用我就心裏慌，不能繼續做下去。他也能理解。還有很人一個比例的人使用了避孕環來避孕。一位城市老年女性我戴環。生了第二個孩子就戴環了。原來戴避孕套，有個大夫告訴我，這樣缺乏男女交流，陰陽交流，我就戴環了。1996年取出來的，沒有必要了。早就不過性生活了。我們是60歲停止過性生活的。由於擔心服避孕藥的副作用，用避孕藥來避孕的人比較少。一位城市女靑年說：我吃避孕藥。原先吃的那種藥毒性大，廠家不生產了，改成吃“媽媽福”，天天吃。一月吃一次的那種藥怕不保險。我倒沒覺得有副作用。我們從來沒用過避孕套，我周圍的人他們都很少用那個。調查中發現，有些老年婦女根本沒有避過孕。她們的人生經曆在當代中國越來越成為絕對的少數。一位城市老年家庭婦女說：我32歲就不生了。就是少過性生活。我一共生了9個孩子，沒有避孕辦法，流產要100塊錢，誰做去呀。國家那時也沒要求避孕，生就生了，一個轟著倆趕著，養一個還是兩個孩子沒什麼區別後來生得也害怕了。要是不避孕再生三個兩個都可能。年青一代的避孕實踐是分普遍的，但是也有年青一代因特殊原因不避孕的個案。一位城市女性說：我們不避孕。我們房事生活很少。由於有感情隔閡，就越來越淡漠。很少的幾次都用安全期。現在一個月都沒一次。像朋友一樣，我不想跟他有這種事。女同誌是感情的動物，男同誌我不敢說。要是沒感情就不想做這件事。避孕的作用首先是控製人口的過快增長，其次，它還起到保護女性健康的作用，因為不斷懷孕和人工流產會損害女性的健康。一位城市老年女性說：我用避孕套，吃藥，還上了兩次環。上了環後手疼得不行，就取出來了。手不疼之後，過了一兩年就又上了環，因為又兩次懷孕做人流。到60歲時把環摘了。在生育問題上，有批評意見認為，西方女性主義所呼籲的育前檢查和墮胎權被挪用到第工世界，可能會被用來做不利於女孩的事。這種說法主要是指有性別偏向的墮胎。但是，我們隻能反對有性別偏向的墮胎，卻不可以籠統地反對墮胎權，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人門過剩、人們的生育意願又極其強烈的國家。如果籠統地否定墮胎權，必定加劇人門爆炸的程度，其後果不僅害了整個國家，也害了女性自身。另一種批評的角度是說，女性主義“擁護墮胎”，從而使右翼勢力搶先占據了“擁護生命”或“擁護家庭”的立場。應當說，擁護墮胎與擁護生命並不矛盾，在這一點上，中國文化中以孩子降生為生命開端的觀念就比西方以卵子受孕為生命開端的觀念要更有利一些。由於在中國文化中，一般認為如果孩子還沒有降生，就不能算生命，所以不會有禁止墮胎的宗教禁令。如果不是這樣，中國的人口恐怕已經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有餘。擁護墮胎與擁護家庭就更加不會矛盾。家庭完全可以是沒有孩子的或隻有少量孩子的，墮胎隻是減少每個家庭孩子的數量而已，又不是反對家庭本身，墮胎和家庭二者怎麼會發生衝突呢？此外，女性主義並不是隻支持避孕和墮胎的技術，不支持生育技術和治療不育症的技術。在避孕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正確的態度是：既支持避孕的技術，也支持治療不育症的技術。因為技術是為人服務的，想生育和不想生育都是人的合理選擇。避孕技術可以使不想生育的人不生育；治療不育症的技術可以使想生育的人生育。兩者都是滿足人類需求的手段，不可偏廢。在新生殖技術迅猛發展的過程中，采用新技術生育的人越來越多，還引發了一些與生殖新技術有關的問題，例如：人工授精子女有無權利知其生父？是否單身女性要求就可以人工授精？女同性戀者可否人工授精？女性可否花錢購買她心目中理想男士的精子？在美國發生了這樣一個案例：一位女性采用人工授精技術生育之後又離婚了，她的丈夫不為孩子提供撫養費，理由是他不是孩子的父親。法律最終判決他應當付撫養費，因為精子捐獻者並無父親身份，他的身份等同於捐血者和捐腎者。生理父親不一定是倫理父親。陌生的捐精者沒有父親的責任，但同意妻子人工授精的丈夫卻應當負有父親的責任。因為她的懷孕是由於倫理父親的同意而不是生理父親的精子。美國的另外一個案例是這樣的：一位女性借男友的“種子”懷孕生子，男友要求對孩子的探視權。法院支持了他的請求，判他有探視權和撫養責任。生育領域中出現的一個新問題是代母問題一借腹生育的問題。這個問題不但在西方引起爭議，在中國也出現了姐妹充當代母引發爭議的事件。在代母問題上，女性主義觀點麵臨挑戰。女性主義對代母的態度陷入—個兩難窘境：既不願意通過法律禁止女性做代母，從而使代母成為罪犯；又不願意看到女性變成生育機器。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所應遵循的原則是支持女性個人意願的原則。如果一位女性自願做代母，她應當有權利這樣做。內由處置自己的身體應當是女性享有的憲法權利。生育行為還使人注意到女性教育問題。生育統計資料顯示：文肓或受教育少的女性生育最多，女性的生育數量與受教育程度成反比。但是，或許教育與生育的因果關係隻是表麵上的，實際上二者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關係，而有一個共同原因，那就是女性的生存條件。當女性的生存條件好起來時，她們就會有更多的麼民權和生育權，就會受更多的教育，就會更容易掌握避孕方法，較少出現避孕失敗的差錯，就會更了解自己的身體，在家內和家外就會有更多的言論自由，有更多的生存技能，在財政上、實踐上和精神上也更獨立，於是就會選擇少生孩子。與生育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推行計劃生育的手段問題。在目前世界上，相比之下羅馬尼亞和中國實行了最嚴格的生育控製製度，因為這兩個國家能夠對公民施行完全控製的程度高於其他國家。但是，兩國生育控製的方向完全相反：中國是禁止計劃外生育；羅馬尼亞卻是在1965年開始禁止墮胎，為了增加人口。相比之下，有些國家不是用行政力量，而是用經濟杠杆的作用來影響人們的生育行為的。例如日本用每月5000元（相當於38美元）補貼的辦法鼓勵女性生育，生第三個孩子補貼加倍。即使如此，日本女性的生育意願仍然很低。目前中國正在考慮將計劃生育的思路從以行政處罰為主轉向以物質鼓勵為主，相比之下，這也許是更加有效、更加人道的做法。在農村，目前計劃生育主要還是靠罰款等措施在強製推行。在北京郊區，獨生子女政策已經實行十兒年了，我訪問的一位農村婦女告訴我，剛開始計劃生育的時候，超生一胎罰500塊錢，現在沒指標生孩子，頭胎罰一萬，二胎罰兩萬。她指著村裏路邊一個正在和爺爺玩的小男孩說：他們家為他就交丫兩萬塊錢。這種做法雖然能有效地降低窮人的生育願望，但是對於富人就不大管用。在那些先富起來的沿海地區，多少罰款也不能製止富人的計劃外生育，結果是把計劃生育變成了一個有階層偏向的政策：隻能管住窮人，管不住富人。因此，隻有從根本上改變人們的觀念，使他們自願少生，才能最終解決人口過多的問題。而為了改變養兒防老的觀念，還必須解決農村人養老的後顧之憂一如果必須靠子女來養老，就沒法降低人們生育特別是生男孩（女孩要出嫁，去為公婆養老）的願望。目前，北京郊區的農村開始嚐試為農民做養老保險，這才是徹底解決農民性別偏好的觀念和現實需要的根本辦法。我國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千分之33.43下降為1991年的千分之19.68。按國際通用標準，出生率低於千分之20即屬於低出生率國家。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下降為1992年的2.0（低於更替水平2.1），人口控製取得了顯著成效。然而，持續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後果之一是使具有嚴重重男輕女觀念的人們喪失了不斷生女孩以等待男孩的希望，鋌而走險，選擇直接終止妊娠的辦法來獲得自己所期待的男孩。這就導致了出生嬰兒性別比的升高。有專家指出：中國總體出生性別比升高是強製性計劃生育造成的性別選擇性流產和溺棄女嬰的結果。從統計上所顯示出來的相關關係看，中國出生性別比隨著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而日趨嚴重。從對出生性別比地區差異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出生性別比的升高速度與生育率下降速度關係密切。這一負相關關係（生育率下降與性別比升高）不是巧合，而是必然的。其根本原因是“歧視性性別偏好”的存在和強化。三、性別比問題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定義是：某人口一定時期內的活產男嬰數與女嬰數之比。在不做人為幹預情況下，受孕時男女性別比為140比100，此後一路下降，由於流產等原因，正常出生性別比為106或105。1955年聯合國確認過的正常出生性別比值域為10210%由於在隨後的各個年齡段，男性的死亡率均高於女性，因此人口的性別比應當比出生性別比更低一些。自20紀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出生性別比出現了偏高且持續上升的趨勢。從總體水平看，1980年我國出生性別比為107.4，1985年上升為111.4，1990年達到114.73，1995年更高達117.4。從分地區情況看，1989年全國有16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出生性別比在110以上，1995年擴大到21個。1989年我國出生性別比最高的省份是浙江，為117.6，而1995年出生性別比超過120的省份有10個，最高的省份湖北為134.6。目前，全國隻有上海、貴州、西藏、新疆的出生性別比還在100—107之間，其餘省份均高於108。目前，我們能夠找到的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數據如下：從曆史統計資料看，我國是屬於件別比偏高的同家。14此紀時，性別比為125460；在19世紀70年代，性別比為兒童430，成人194。從近現代的情況看，新中國成立前性別比偏高，新中國成立後前幾十年性別比平衡，1985年後逐漸走高。在人門出生性別比偏高的背景下，還出現了一批極端個案。例如，在1982年，湖北某村1歲以下兒童的比例是503男100女；武漢市1歲以下兒齏是154男100女。以上性別比是以女性為100的男性人數。根據這種統計方法，在1982年中國的新生兒中，每1000個男嬰隻有921個女嬰；在1983年，這個數寧變為每1000個男嬰901個女嬰。在沒有性別偏好的國家，例如歐洲、美國和日本，女男比例是106比100。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的女男比例是101比100。所有女比男少的國家都是人為造成的：例如印度1901年是97女100男；1971年是93女100男；1991年是92女100男。巴基斯坦是94女100男。采用以男性為100的女性人數的一個原因是它可以更直觀地反映出缺失婦女數的嚴重程度。根據這一統計方法，歐洲1986年的女男比例為105女100男，北美為104.7女100男。並不是因為這些同家是發達國家才會有女多男少的現象，因為該年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那些貧窮但是沒有性別歧視的國家，女男比例為102.2女100男。下列數據是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某國家的性別比與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一樣，那麼那裏女性比男性少多少？”得到的數據被稱為“缺失婦女數”。“缺失婦女數”在東南亞為240萬，拉丁美洲440萬，北非240萬，伊朗140萬，中國4400萬，孟加拉國370萬，印度3670萬，巴基斯坦520萬，西亞430萬。如果我們看某國缺失婦女數與實際婦女數的比例，那麼巴基斯坦為12.9，印度為9.5，孟加拉國為8.79，中國為8.69，伊朗為8.5，西亞為了8%，北非為3.9，拉丁美洲為2.2%，東南亞為2%。由女性超額死亡導致的女性人口赤字估計數從上表我們讀出的是性別偏好的嚴重程度，有性別偏好的國家集中在亞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而從以下的統計資料看，一些中東國家人口的性別比失調主要源於石油生產的需要，而真正由於性別偏好導致性別比失衡的國家大多是亞洲國家。在全世界跨文化的比較中發現，偏愛男孩在中國（包括香港、台灣八朝鮮、新加坡、印度最為嚴重。這些聞家多集中在亞洲。按照傳統統計方法（以女性為100的男性人數），這些國家的性別比都在106到114之間。在泰國和菲律賓的一些部族民中，男女反而是相當平等的。除了地域和民族文化所造成的區別之外，總的看來，發達國家的出生性別比較低，欠發達國家的出生性別比較高。這是一個基本的模式。這個立論的一個佐證是：同屬於亞洲，9本並沒有出現性別比偏高的問題，而日本正是亞洲第一發達國家。印度性別比偏高的原因據說是較髙社會階層中殺女嬰現象嚴重，其根源是女性難以找到合適的婚配對象，結婚時嫁妝也過於昂貴，以及女性就業氹難。在印度，女孩吃不飽，還遭遇到選擇性墮胎。在1981—1991年間，100萬女孩被選擇性墮胎。在4到6歲前，又有400萬女孩死去，約占女孩數的36%。有殺女嬰現象的國家還有巴基斯坦、阿爾巴尼亞、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國。台灣的性別比為10%台灣夫婦一般的做法是：如果有兩個男孩則不再生育，如果沒有男孩就一直生下去。因此台灣的家庭模式是以男孩為主的小家庭，外加以女孩為主的大家庭。作為對比，西方一些國家則麵臨性別比偏低的問題。例如美國目前麵臨的問題就是性別比太低：美國的性別比在1800年為105，1910年為106，此後一路下降，1970年為95，1975年為96。葛滕塔格等人的《女人過剩》一書探討了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問題，認為性別比失衡在兒童中關係不大，但是在老年人口中，性別失衡則會帶來社會問題。而問題最嚴重的是在婚齡男女中的性別失衡。班尼特的《兒童性別選擇》一書提出，每種新技術的出現都會開啟一種新的選擇方式，而個人的選擇積累起來會導致集體性的後果。在選擇嬰兒性別的技術尚不成熟的時期，人類隻能按照自然形成的幾率生男育女。但是，在選擇新生兒性別的技術日臻成熟之際，人類就必須根據自己所在文化的背景做出相應的政策選擇。人類在技術上已經可以做到選擇性別，但是要不要發展這項技術？就連在美國這樣的西方國家，人們還是有性別偏愛的，很少有隻要一個女孩的家庭，在隻有一個孩子的情況下，多數是一個男孩。最常見的是一男一女，如果有更多的孩子，往往是男孩多於女孩。在中國，由於傳統文化的影響，性別偏好的問題要嚴重得多。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關於性別選擇問題的辯論，主題就是在人類能夠做出生育的性別選擇之後，應該如何應對，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由於丙方社會中性別偏好不嚴重，所以他們對生育過程中的性別選擇並沒有完全禁止，而是辯論和研討嬰兒的性別能夠選擇之後將會出現哪些後果；中國則不可能允許選擇，因為在我們的社會和傳統文化中，性別偏好過於強烈，如果允許人們自由選擇生男生女，後果不堪設想。新加坡在1975—1977年做過父母可以選擇子女性別的實驗。這一實驗有兩個目的：一是控製人口數量。實驗結果表明，在這個國家，父母選擇子女性別無論對於個人還是社會，都可以造成家庭規模縮小的效果，因為想要某一性別子女的父母在得到之後就可以停止生育，不用一等再等，從而在無形中多生]很多孩子出來。二是控製人口質量。可以降低與性別有關的遺傳疾病的發生率。比如，父母有會傳給某一性別子女的遺傳病，這種情況用選擇性終止妊娠的方法就可以避免。這種實驗在中國也是不可想象的：人們在違法的情況下還要拚命打掉女孩，如果對以自由選擇，恐怕出生人門性別比要升高到無法想象的髙度。除了性別偏好之外，男女性別比的失衡還有生理和環境的原因。根據生理學的研究，由於繁殖力主要取決於雌性個體的數量，因此，機體如能得到特別充足的營養，就會產生較多的雌性後代；如果情況相反，就會產生較多的雄性後代：食物充足，則多生雌性；食物匱乏，則多生雄性。做皮匠的都慷得，富足地區多出雌獸的皮毛，貧困地區則多出雄獸的皮毛。就人類而言，農村地岡出生的男孩要比城市多。而我們都知道，鄉下人的膳食狀況往往比較差，城裏的生活條件則一般較好。還有人注意到，與富裕人家相比，窮人家生的男孩要多一些。影響出生性別比的因索雖然有生理學和社會學等諸多因素，但是學界一個公汄的觀點是：中聞近期的人口性別比異常偏高，絕大部分成因是社會學因素。造成我同出生性別比大大超出正常範圍上限這一反常現象的社會學因素被已有的研究者歸納為閃種：部分女性胎兒經性別鑒定後被人工流產；溺棄女嬰；怠慢女嬰，使女嬰成活率降低。第二孩之後性別選擇性受孕。第一種原因是性別選擇性人工流產。在我國，存在著性別選擇性人工流產現象的一個證據是：雖然生育上的重男輕女強度原本是欠發達地區大大強於發達地區，是農村強於鎮，鎮又強於城市，但是由於8超鑒定胎兒性別的技術首先是進入發達地區與城市的，因此，出生性別比失調最初發生在發達地區與城市，然後才是鎮，緊隨其後才波及農村。（馬瀛通等，171）1981年，城鎮出生性別比為109.9，農村為107.6，城鎮高於農村。少數民族為104.5，低於漢族。第一胎為105，第二、三、四胎分別為107、13、115，第五胎以上為10。這些反常現象都證明，有相當普遍的性別選擇性人工流產的現象存在。一項對吉林省扶餘縣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原因的調查研究表明，扶餘縣引產率為8.121引產前8超檢查率為27.718超檢查性別後引產胎兒中女性是男性的14.3倍。（韓曉華，45另一調查表明，某地因8超檢查後有性別偏好的引產行為，導致引產男女比例為3比1到4比1。據調查，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福建省出生性別比開始出現失調，其中選擇性人流已上升為第一位的原因。中國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1990年，有1500萬女孩被選擇性墮胎，占到女嬰缺失數的一半，其餘為殺嬰、遺棄、選擇性忽視。第二，溺棄女雙。正式計入人口統計的出生兒性別比偏高的原因除將女嬰流產之外，還有一些溺棄女罌的現象。某地近年來共發現棄嬰37個，33個為女嬰，4個為男嬰。據不同地區的統計，在所有棄嬰當中，女嬰占棄嬰總數的99.45。第二，怠慢女嬰。根據調奄，除了將女嬰流產、遺棄之外，還有不給女嬰好的食物和醫療條件的做法。存活嬰兒病後就醫比例及到鄉縣級醫院就醫比例男嬰高於女嬰；死亡嬰兒死前醫療費指數男嬰顯著高於女嬰；男女孩病後去縣級醫院就診的機會不同，男孩是女孩的2倍多。女嬰得不到好的食物和醫療條件直接造成了女嬰死亡率不正常偏高：嬰兒死亡性別比正常的應當為100，也就是說，應當是每死亡100個女嬰，有20130個男嬰死亡。而據調査，某地男嬰死亡率占千分之31.8；女嬰死亡率占千分之46.06。這表明了女嬰存在非正常死亡的情況。有調查表明，中國的女嬰死亡率1978年為千分之37.7；1984年為千分之67.2。女嬰死亡率在生育技術和醫療水平越來越發達的時代出現如此升高的現象，無論如何無法解釋，隻能被認為是存在著技術和醫療水平之外的原因。第四，性別選擇性受孕。利用現有的生育知識，能夠用改變婦女陰道酸堿度一類的辦法增加懷男孩的幾率。因此，有專家認為，中國近期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原因之一是使用性別選擇方法，增大受孕性別比所致。在此次調查中也可以看出對女孩的歧視，尤其是在農村。有些人就是用忽略喂養的辦法致女嬰死亡的。一位農村老年女性說：我媽又生了一個女孩，我後爹看不上，不給她吃的。我媽就嚼高粱米喂她，她的眼睛都燒瞎了，後來就死了。我媽又小產了兩回。我媽病得要死，後爹就要把我們姐倆送人。後來幸虧我媽又緩過來了，不然我和我妹就無家可歸了。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主要社會性危害就是在這些年頭出生的人進入婚齡期之後的婚姻擁擠。所謂婚姻擁擠是指配偶一方數最的短缺。據人門專家預測，19851995年間，我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年份出生的人口在2015年將全部進入初婚市場。假定我國出生性別比完全是真實偏高，則我國2015年初婚市場的婚配性別比為111.37略高於1965年我國婚配性別比109.91（但是低於1955年台灣的婚配性別比138.62）。2015年，我國的婚配性別比預計在106.58—111.37之間，婚姻擁擠程度並不是很高，還不至於引起嚴重的人口和社會後果。（鄧國勝，假定我國出生性別比完全是真實偏高並民1995—2000年保持為1995年的117.4，則2020年我國初婚市場的性別比為115.98，比2015年上升4個百分點左右。這表明出生性別比持續偏高會使婚姻擁擠程度進一步上升。2020年以後我國的婚姻擁擠程度可能會加重，並有可能出現以往婚姻擁擠嚴重的國家出現的社會問題。王元璋指出，據統計，在1982年，我國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000萬左右，占全部男性人口的5.72。在扣除過剩的老年女性人口影響後，在實際上已經和不久的將來找不到配偶的男性約有4850萬人，占男性總人口的9.33%。更極端的數字有郭虹在1992年提出的：“20年後全國町能會有7000萬男性在婚配中過剩。”李南認為，1990年出生性別比約114的值將會導致20多年後，約的男性無初婚對象的嚴重後果，而且這種後果是不能被婚姻模式分布的變化輕易吸收的。張翼認為，我國未來婚姻市場壓力增大的原因在於出生性別比的持續性失衡。他認為，1990年全國30~44歲786萬大齡未婚人口中男性占94.32，每百名3044歲的男性中就有6名未婚者，而相應的女性僅為0.4，原因也在於出生性別比的持續性失調。廖巍認為，近年來的出生性別比，尤其是農村的出生性別比，已遠遠超過了臨界線。“從2015年至2024年間，每100個農村婚齡男性中至少有18個打光棍，10年裏就有1538萬……如此下去，每10個年頭農村就要留下1538萬的男性被動獨身者，占農村同齡男性數的以上。無論是絕對數額還是所占比重，都是社會無法承受的。如果再積累三五個10年，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其他國家也有類似問題，例如，韓國人口專家指出，由於出生性別比的偏高，韓國到1999年每6名男青年中就會有1名找不到對象。因此有專家指出，性別數量對比的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