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侵犯了猶太人的公民權，三尺黨的文學侵犯了黑人的公民權，新教徒對天主教徒的攻擊侵犯了天主教徒的公民權？如果將此類出版物—概禁毀，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是否會因此喪失？這就是反對禁止淫穢品一派提出的質問。他們認為，反淫穢品一派的錯誤在於，他們把單個人的想象和幻想當做對社會的威脅，而一個保護言論自由權利的國家必須為單個人的幻想留下空間。反對禁止淫穢品的一方指出，反淫穢品的人們把淫穢品本身當做針對婦女的暴力，這是站不住腳的。暴力、性別主義和性是3個不同的現實：許多暴力行為與性別主義無關；性別主義本身並不局限於性，也不一定包含暴力；對性的表現完全可能既無暴力，也無性別主義。羅賓認為，反淫穢品一派所犯的最大錨誤，就是把“暴力”——詞當成了可以同“淫穢色情品”互換的詞，好像兩者是同義詞一樣，把淫穢色情品等同於暴力本身。羅賓嚴厲地批判了反淫穢品一派的女權主義者，她指出：“身為女權主義者而參與建立剝奪無罪的女性和男性的自由、生存手段和內心安寧的政策、態度和法律的共謀是不適當的、了恥的。女權主義者勾其他所有的入一樣都負有一種責任，那就是要記住，僅僅因為某些事物看去奇怪和恐怖，並不意味著它就是危險的或威脅公共安全的。”在淫穢品問題上，女權主義不應當“自我檢査”，同時也不應當允許別人來檢査自己。既要反對“麥長錫策略”，也要批判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非性化價值觀。女權主義者瓦蘭斯就曾說過這樣一段深思熟慮的話：“我越來越傾向於這樣一種觀點，那就是，如果你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你將很難從理智上認為禁止淫穢色情品是有正當理由的。”在這場關於色情材料的論爭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反檢査製度的立場。它強調指出，禁止色情材料的出版會傷害到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這一基本原則，為專製主義的檢査製度張目；而對基本人權的損害也是對婦女權益的損害；檢査別人也會同時檢査自己。一個明顯的後果是，如果要求一般地禁止色情出版物，也就要禁止女同性戀類的色情出版物，這就傷害廠這部分婦女的利益。因此，街人提議，應當做的事情不是——般地禁止色情出版物，而是改變過去色情材料以男性為主要消費對象的局麵，多出版為女性服務的色情材料，以便既改變了婦女在這個領域被剝削、被消費的局麵，又維護了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則。她們提出，我們婦女所需要的不是去禁止以男性為中心的淫穢色情品，而是應券去生產以女性為中心的淫穢色情品；不是去禁止男性“消費”女性，而是由女性去“消費”男性，或女性內己“消費”自己。她們進一步提出，應當創造—套新的淫穢色情話語，用以創造出女性的淫穢色情品，用女人的話浯而不是用男人的話語來表達女性的性，改變傳統淫穢色情品中所反映出來的權力關係一男人以女人為商品的消費。她們在淫穢色情品問題上提出的口號是：“由女人來生產，為女人而生產。”第二，那些將顱穢品定義為對女性的壓迫的人，至少沒有看到淫穢色情品市場的多樣性。同性戀淫穢品在市場上占有相當大的份額，它們完全不涉及性別問題；慮戀淫穢品也很多，其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女性統治，男性屈從，因此認為凡淫穢品必定是男性壓迫、剝削女性，是不符合事實的。有統計資料表明，在那些離歡“硬核”淫穢色情出版物的男性中，喜歡觀看男女關係平等的作品以及虐戀作品中男性屈從女性統治作品的占大多數。從淫穢色情影片和雜山中大量男性扮演性客體或扮演女人的性奴隸的內容來看，很難得出現代的淫穢色情出版物足男性統治的表現這一結論。反對淫穢品運動之所以失敗不僅因為大多數女性反對麥金農“我恨男人”的態度，而且囚為女性一向都足淫穢品的閱讀者。反對淫穢品的女權主義者堅持認為，淫穢色情品是對女性的冒犯。雖然許多女性確實認為淫穢色情品冒犯了她們，但是有相當多的女性喜歡那些被定義為淫穢色情的出版物。女性喜歡被性喚起，她們為這些性出版物付出了數以百萬計的金錢：美國的淫穢錄像市場的顧客有40%是女性；斯堪的那維亞的性雜誌《愛神》的訂戶中有40%是女性；《論壇》雜誌的訂戶也有40%是女性。女性不僅是占淫穢品市場40份額的消費者，而且越來越多地成為淫穢品的製作者，她們製作色情圖畫、雕塑以及各種形式的在傳統上被認為是淫穢品的作品。目前兩方增長最快的一個文學市場就是以女性為讀者對象的色情幻想文學。麥當娜的《性》被認為是後現代和後女權主義的性指南。麥當娜認為，女性必須接受色情品，接受這個巨大的滲透當代想象世界的後工業幹國。她指出，色情品業是最強有力的後現代實體。通過將色情品業女性化，麥當娜向反淫穢品派女權主義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見。第三，反對淫穢品的女權主義者與右翼宗教勢力劃不清界限。反性的宗教勢力在反對淫穢色情品的問題上不再是孤軍作戰，一向屬於進步力量的女權主義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兩者盡管有很多不同，但找到—個共同點：反對不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對於這兩個群休來說，性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無論是保護家庭，還是消除性暴力。激進女權主義反對淫穢品的運動與保守的右翼聯合起來這一事態是頗具諷刺意味的。這些女權主義者大量使用右翼的語言，與他們同流合汙。右翼的一貫立場是反對件教育，反對淫穢品，反對同性戀，反對一切所謂邪惡的東西。他們也為了自鋝的利益，利用了這些反淫穢品的女權主義者，利用了女權主義的話語，說自己之所以反對淫穢品，是因為它傷害了婦女的利益。他們反對性教育，反對睛胎，也都是打著為婦女的旗號。盡管反淫穢品派的女權主義者一再否認，她們讚成檢査製度的活動卻越來越明地受到來自基督教右翼力埴的支持。在今日英國，由反淫穢品派女權主義者舉辦的會議和辯論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基督教右翼分子參加，他們止是在這一過程中學會使用女權主義的話語為他們自己的利益服務的。羅賓指出：“反淫穢色情的女權主義者被右翼分子及其反動活動利用了。或許這兩種力量之間並不存在直接的共謀關係，但是兩者的目標和傾向肓定是一致的。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反淫穢品的運動已經越來越喪失了它在廣大婦女中的威信，因為反淫穢品運動同右翼、同國家權力結合起來的事態已經越來越不加掩飾。在60年代，受當時美11政府委托的一個研究淫穢品問題的委員會提出了與保守的政府搞這項研究的初衷相反的報告——報告的—個主要結論是，淫穢品的出版發行與性犯罪沒有相關關係，因而沒有必要設立反淫穢品的法律。怛是在1986年，一個新的關於淫穢品的政府報告基調是反淫穢品的，而所有參加反淫穢品運動的女權主義者都為這個報告提供資料，出庭作證，她們已經很難否認自己與右翼合流的態度，因而遭到廣大婦女的唾棄。第四，反對淫穢品一派的觀點屬於性問題上的浪漫觀點，按照這種觀點，做愛應當是美的、浪漫的、柔和的、可愛的；要避免肮髒、低俗、統治與屈從的衝動或任何種類的攻擊性。總之，在性活動中要強調人的親密關係，而不是肉體的快感。這種觀點認為，女性的性白由僅僅意味著擺脫以男性為中心的女性形象，而不是自由地從事多種多樣的性活動。反對淫穢色情品運動希望與道德保守主義劃清界限，但卻劃不清。她們否定所有平等關愛的關係之外的性幻想，把缺乏這種關係的性活動描繪成對女性的威脅，以此增強浪漫主義的假象。這種保守的浪漫主義的可怕之處在於，它散布一種女性基本上是不喜歡性活動的非性動物的神話。某些男性一聽到性欲不是男人的專利、雄性的證據的說法，就會感到受了威脅；某些女性也不願意放棄女性比男性更“純潔”因而應當比男性有更多向我禁製的想法。這些人不懂得也不願懂得女性的性欲，不懂也不願懂得女性可以做性的主體的願望。他們不願看到許多女性確實喜歡與男性發生性關係這一事實，而調査表明，許多女同性戀者喜歡與伴侶作插入式性活動，也並不足所有的異性戀關係都是性別壓迫的噩夢。反淫穢色情的女權主義者以女人為性的受害者，以為所有的性關係都屬於女性被男性強奸的性質，女性從不會在男性的懷抱中感到興奮。如果有些女性承認在“有感悄的、平等的關係”之外的性表達方式中或者從非傳統的性行為中獲得過快樂，她們就會被視為使男性的暴力合法化，而不會被看做這些行為是她們主動的追求。為快樂的性活動被視為男性的邪惡，喜歡性的女性被劃入“認同男性”之列，她們的追求被認為是在表達男性的性，而不是女性円身的性。這種思維定式認為，浪漫情調更容易使女性性喚起，而男性的性喚起則更傾向於“直露的性行為”。這種看法以金西調查中男女兩性對色情故事的性喚起率為依據。在金西報告中，男性聽色情故事的性喚起串是50，女性是14。有人因此推論，在對待淫穢色情品的問題上，女性比男性更加看重幻想因素，看重情感背景。所以一般來說，男性更喜歡直露的“硬核”淫穢品，而女性則喜歡“軟核”色情品。換言之，女性的幻想更強凋浪漫情凋和親密關係，而男件更強調肉體和新奇感；女性更強調性關係中的親密感，而男性更關注於親密關係中的性。此外，男性更傾向於主動發起性接觸，更看重性活動的變化；男件比女性更視覺中心，更容易在看到裸體、裸照和做愛情景時性喚起，雖然這種區別也許隻楚程度不同，也不一定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如此。但是，自由派女權主義者批評了這種從表麵看是在讚美女性的說法，直截了當地駁斥了這樣的“美化”。一位女權主義者說廣為什麼女性將性與愛分開就會被視為越軌？我就認為，對個人來說，將性與愛分開是好事。”同時，也有人量調査資料否定了關於男女對於淫穢品的生理反應不同的假設：1970年，著名的海曼實驗（男女各128人）表明，男女兩性對色情材料的反應沒有什麼區別，在觀看有撫愛與性交情形的幻燈片和電影後，有40%的女性報告了比男性還強烈的性喚起；在觀看活動後的24小時之內，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報告了撫愛和性交活動的增加。因此，說婦女對這類淫穢色情材料反應較弱是沒有根據的。這項著名的實驗釆用了測景器具來記錄男女兩性對淫穢色情材料的身體反應。研究將調査對象分為4組，第一組聽色情故事，第二組聽浪漫故事，第三組聽色情和浪漫故事，第四組是控製組。調査結果表明：首先，直露的異性戀描寫（色情故事和色情浪漫故事）性喚起功能最大。絕大多數男性和女性都對這兩類故事反應最強烈，無論是生理上還是內我評估上都是如此。女性對色情故事的性喚起功能評估比男性要高。男女兩性對於純浪漫故事均無件喚起反應，同控製組結果相同。其次，男女兩性都認為，由女性主動提出來的、以女性為中心的故事更能喚起件欲，可能是因為由女性主動的情節具有禁忌的性質。再者，女性有時會意識不到自己的性喚起，因為它不像陰莖勃起那麼明顯，這一點從自我報告的性喚起與測量設備記錄的性喚起之間的區別已經得到證明。總之，這項使用了先進測量設備因而可信度較高的調査表明，男女兩性對色情材料的反應相當接近，但女性有時會不知道自己生理上的性喚起。第五，有經驗研究表明，淫穢品的消費不會導致性犯罪率的上升，在某些方麵，還會導致犯罪率的下降。這方麵有說服力的例子有：在日本，有暴力內容的淫穢色情品（包括強奸內容）在社會規範允許的範圍內而導致的強奸率僅僅是美國的1/16；在丹麥和前西德，在實行了淫穢色情品的合法化之後，性犯罪率不何沒有升高，反而大幅度下降。此外，在中國、日本、波斯、古希臘這些古文化中，都有大量描寫性活動的圖畫，而此類淫穢品的消費與性犯罪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關係。研究表明，淫穢品的功能主要是信息、娛樂和改進性生活質量，與性犯罪沒有因果關係：接觸性材料所帶來的彩響。可以看出，人們對於性材料的看法以正麵為主，負麵的看法極為少見。持有反對禁止淫穢色情品觀點的女權主義者認為，美國淫穢出版物檢査委員會的報告誇大了淫穢出版物的有害後果，過於強調了淫穢山版物對於針對婦女的暴力的潛在影響力。她們提出的主要爭論點是，應不應當對有暴力內容的淫穢色情品和無暴力內容的淫穢色情品加以區別；將淫穢與色情加以區別。有一種較為精細的觀點，將淫穢出版物與色情出版物加以區分。調査表明，前者得到負麵評價；但後者得到正麵評價；有暴力內容的淫穢出版物得到最負麵的評價。關於淫穢品究竟會對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有大量的經驗研究。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宏觀研究，看淫穢品的消費對犯罪率、對婦女地位的影響；另一類是微觀研究，看淫穢品對於接觸者個人行為的影響。反對禁止淫穢色情品的女權主義者指出，經驗研究表明，接觸暴力淫穢出版物和影視作品基本上不會導致針對女性的攻擊性或反女性的性想象和態度。在接觸淫穢出版物與對女性的態度之間沒有任何關係。除青少年之外，被認為易受淫穢色情品影響的是潛在的性犯罪者，淫穢色情品會導致這些人犯罪。但一項對在押性犯罪者、其他犯人以及普通人的對比研究表明，接觸淫穢色情品對這3組人的影響並無差別；犯罪與否的差別倒是更多地取決於年齡、教育和社會經濟階層的區別。有人指出，淫穢出版物問題的最初提出是出於道德動機。雖然現在更多的人是從女權的角度提出問題的，但它仍是一個道德問題，隻不過在現在的提法中，科學和科學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他們創造出一個神話，即淫穢出版物與暴力的因果關係的神話。雖然一般常識以為淫穢品會導致性犯罪率的上升，似是經驗研究一再證明，性罪犯接觸淫穢品的頻率甚至低亍一般男性。在淫穢品的消費程度及頻率與性犯罪及暴力程度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調査還表明，在家庭背景和性犯罪之間有相關關係。性罪犯家庭環境的特點有：完全不討論性問題，比一般家庭更強調遵守傳統或保守的性價值。一項研究還發現，樣木中的強奸罪犯中凡是在少年時被家長抓到看淫穢品的都受到過嚴厲的懲罰，而同一年齡組的一般人被家長抓住看淫穢色情品的隻街受到過懲罰。經驗研究進一步表明，“軟核”淫穢品（如《花花公子》和《閣樓》雜誌）不僅不會導致犯罪衝動，反而能夠降低人的攻擊性。一項調査將凋査對象分為兩組，一組看沒有性內容的圖像，另一組看《花花公子》雜誌。在沒有憤怒的情況下，這兩組人所看的材料對攻擊性都沒有影響；但是在憤怒的情況下，觀看淫穢品的一組顯示出比控製組的攻擊性要低。這就確切地表明，淫穢品具有降低人的攻擊性的功能。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的多項調査表明，“軟核”淫穢色情品有降低攻擊性的功能，“硬核”淫穢色情品雖然會提高人的攻擊性，但這一攻擊性並不特別指向女性。在實驗室之外，在社會這個大“試驗室”的試驗中，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例如在英囷，自從對錄像、影片內容和公開暴露裸體實施嚴格限製以及隨後500家性商店被關閉之後，性犯罪有了大幅度的上升。有—部分人在反淫穢品方麵總愛以日本為例說明淫穢品與性犯罪的關係，他們指出，在淫穢品法律收緊後，日本的強奸率下降了。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日本對淫穢品的控製盡管嚴格，徂是在淫穢品內容的控製尺度上與西方差異很人。在那些受到控製的淫穢品銷售中，包括了“暴力”程度最高的內容，捆綁、統治屈從和拷打內容在日本的合法淫穢品中占據了主要地位。還有一些定最調査為性犯罪與淫穢品之間沒有關係的立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根據美國的一項定3調査，密蘇裏州的強奸率高於堪薩斯州，但堪薩斯州的“軟核”淫穢色情雜誌的人均銷售量是密蘇裏州的2倍；密西西比州淫穢品人均消費最是全美國最低的，但其強奸率高亍其他17個州。在相關分析中加入第三個因素，即“暴力傾向”囚索之後，淫穢色情品銷售量與強奸率之間的相關性完全消失，這就證明：有暴力傾向的男性與性雜誌消費及對婦女的攻擊性之間有正相關關係；而淫穢品的消費與強奸率之間沒有關係。在前曾提到著名的“丹麥試驗“也口了說明這個問題。1967年，丹麥實行了淫穢品的全麵合法化，此前四五年間，淫穢色情品已大量上市，人們可以很容易地在市場上買到淫穢品，其中包括青少年。淫穢品的消費不但不會使性犯罪率增加，反而具有降低性犯罪率的功能，淫穢品的合法化使各類性犯罪下降了16—80。當然，也有人認為，丹麥淫穢品的合法化與性犯罪率的下降之間可能沒苻因果關係，就像美國兒童被性虐待和強奸的增加與淫穢品的泛濫也沒有因果關係一樣。兩者可能都是某種社會變遷的結果。怛是，即使能夠證明在淫穢品的消費與性犯罪下降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不存在，它至少還能證明淫穢品與性犯罪率的上升是無關的。第六，雖然淫穢品的消費與兩性平等這兩者之間也許並沒有直接的、內在的因果關係，但是從現象上看，這兩個方麵卻存在著正相關關係，即一個社會兩性關係越是平等，淫穢品的消費量就越大。至少在表麵上存在著這兩種現象同步的現象。例如，在丹麥和荷蘭這兩個性別最平等的國家，對淫穢品和—般商業性性活動有著最開放的政策，這兩種現象的並存恐怕不僅僅是偶合。在世界的跨文化比較中可以發現，婦女地位與淫穢品數量是成正比的，即某個國家婦女地位越高，男女兩性越是平等，淫穢品的銷售量也越大。淫穢品與婦女地位的這種相關關係乍看似乎難以解釋。可以想到的原因有：婦女在一個社會中的政治經濟地位越高、權力越大，滿足婦女自身情欲和性欲的權力也就越大。從淫穢品消費市場婦女所占份額達40這一統計事實來看，婦女地位與淫穢品銷售量的關係是合乎邏輯的。第七，淫穢品是向傳統道德的挑戰，傳達了以快樂為性的目的的新價值觀。有學者提出：淫穢品可以被視為性的視筧的獨特媒介，它是欣賞身體性感的—種感官快樂，它是一種沒有後果的、輕鬆的自由觀念，它是一種不受時間限製的、重複的沉溺幻想。與維多利亞時代以僵化的方式對合法的性功能所做的狹隘定義的觀念相對立，淫穢品建造了一種町塑的多樣性和過度享用性快樂的模式。基督教文化總是把性行為與生飱繁衍的行為合二為—。與此相對立，淫穢色情品為性提供了—個獨立的地位：它是人性的一種深刻而具有顛覆性的狂萵。淫穢色情品的意義在於，它是以快樂為性的目的這種觀點的圖像表現，它讚美性的多樣性。也許它所傳達的信息並不現實，但是它表明，性是有趣的、可塑的、快樂的。如果說淫穢色情品傳達的觀念是性快樂，它為什麼會如此令人感到害怕？因為它以—種特殊的方式向傳統的道德挑戰，它描繪了人們對性的享受一通常是非生殖的性沒有罪惡感和羞恥感。傳統的性規範又是雙重標準的：男性可以追求性的快樂，女性卻不可以。傳統的性道德對於女性的壓抑表現為禁止女件追求以性快樂本身為目的的性快樂。似乎女性隻有在為他人服務時才能自我實現。在性方麵，女性可以為了生背，為了滿足伴侶的需要，或者是為了社會和政治的目標；如果去尋求內己的快樂就犯下了最嚴重的罪惡：自私囪利。根據女權主義者威利斯的說法，反淫穢法的基本目的一向是而且仍舊是增強對性的文化禁忌，壓抑女權主義、同性戀和其他形式的“性異教徒”。在這樣做時，反淫穢法壓製了非生殖的性觀念，鞏固廣性的等級地位。一位從事色情出版業的女性說：“我從來沒想到過享受快樂和給別人帶來快樂除了愉悅別人和愉悅自己之外還有什麼，當我聽到女權主義者責難淫穢色情出版業的人們剝削和虐待他人時，當我聽到她們說人們喜歡性、想滿足欲望是一種錯誤時，我真是大吃一驚。我對她們這種態度為人們的快樂所設置的障礙感到越來越震驚。”第八，淫穢品隻是社會問題的症狀，而不是它的原因。有的女性說，我並不喜歡淫穢色情品，但我肯定不認為這是世界上最壞的事。如果讓我在掃除淫穢品和提供救助兒童服務中選一樣，我們都知道選哪一樣可以讓大多數女性生活得更好。但對於一些女權主義者來說，淫穢色情品是成為社會失誤的原岡而不是它的症狀。自由派女權主義者反對禁毀淫穢品的理由之一就是，她們不認為淫穢品是導致婦女的從屬地位的原閃。盡管她們也批評淫穢品，但是反對把淫穢品作為造成婦女從屬地位的原因來看待。婦女處於從屬地位的原閃有宗教製度、家庭製度以及勞動製度等等因素，而不是淫穢品。反對社會機製中對婦女的歧視是比較難的，而反對淫穢品足容易的。因為這個問題已經被解決了一如前所述，我的調査表明，雖然沒有公開的消費，但地下的色情材料消費相當普遍——而是因為中國社會目前還不具備如上述爭論所需要的條件。我想，隨著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現代化，人們或遲或早終究會探討這一問題，並取得更好的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