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如果性解放的條件由男性來決定，性解放就絕不是女性的解放。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反性派女權主義者激烈抨擊與陌生人發生的開放的性活動、那些在單身酒吧和夜總會尋找性伴的性活動。此類性活動以及虐戀性活動，成人與少男少女的跨代性活動，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戀性活動，都被劃歸統治與屈從的父權製關係，被認為是反女權主義和反女性的。她們認為，女性看重的是親密的性關係和浪漫的溫存，不喜歡情感淡漠的性關係和作為性客體的“一夜情”。從這種觀點出發，對女性來說，良好的性活動是那些使她在暴露自己的性的弱點時感到安全的性活動，而不是使她感到存在著性虐待和性剝削的威脅的性活劾。因此，對於女性來說，真正能夠使她滿意的性活動就是同一位可愛的、忠實的伴侶之間的一夫一妻製的性活動。在這個艾滋病時代，開放的性被視為危險的性，開放的性有多個性伴，而有多個性伴的性活動被視為不安全的性。反性派女權主義的第四個攻擊目標是所有的“反常”性活動。在1980年，美國全國婦女組織提出反對虐戀和跨代性關係，提出的原因同10年前反對女同性戀一樣，即父權製的壓迫性的權力關係與女權主義原則不符。這些受到攻擊的“反常”性傾向除了虐戀和跨代性關係之外，還有異裝傾向、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戀關係等等。反性派認為，上述傾向是具有壓迫性質的傳統男權製中的性角色分工的再現，而女權主義的目標就是要從這種壓迫中解放出來。此外，易性傾向也在被批評之列，易性者被批評為希望按照父權製模式給自己換一個“正確的”身體。總之，她們給所有這些“反常”的性活動戴上了—頂“政治上不正確”的帽子，她們把具有壓迫性質的、以男性為中心的性關係稱為“政治上不正確”的性關係。反性派女權主義者認為，無論是男同性戀中成年人與少年的關係、女同性戀中分男角女角的關係，還是虐戀關係，都屬於具有壓迫性質的性關係，因此是“政治上不正確”的性關係。性自由派女權主義者為這些性關係所作的辯護則認為，上述關係並不是對父權製的統治與屈從關係的模仿，它是人們探索自己性本質的具有正麵價值的創造性方式。在性自由派女權主義看來，反性派女權主義者製造了一個具有壓迫性質的性環境，它如果不是更具壓迫性，至少是同舊的壓迫製度相等的，它拒絕了男女兩性充分實現其熱情和快樂。反性派女權主義的第五個攻擊口標是女同性戀活動。在1969年一1971年間，美國全國婦女組織試圖將女同性戀者從她們的組織中清除出去。同性戀傾向被弗裏丹稱為“紫色威脅”是向男權主義性關係的倒退，會對女權主義運動造成損害。但是在隨後的10年間，女同性戀女權主義成為婦女運動的決定性力量。對女權主義政治與女同性戀性傾向的這一結合的最佳表述是阿特金森的一句名言“女權主義是理論，女同性戀是實踐。”然而，由於許多女同性戀女權主義者並不把自己的性傾向看做是有意識的政治選擇，而僅僅視為一種性傾向或一種生活方式，這一概括在女同性戀者和異性戀女權主義者之間仍是一個很有爭議的提法。在反性派女權主義和性自由派女權主義的論爭中，女同性戀女權主義是一個獨特的群體。她們一度被稱為“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她們的觀點認為，異性戀是男性統治和女性受壓迫的中心所在，隻有女同性戀才是女權主義的政治實踐，雖然並不是說所有的女同性戀者都是女權主義者。然而女同性戀的政治立場並不是一概要求女性同女性建立性關係，而是要求女性同男性之間不建立性關係。因此，“女權主義是理論，女同性戀是實踐”這一口號風行一時。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英國，許多女權主義者開始重新定義自己的性本質和修正自己的性實踐。有些人脫離了男性，開始與女性結為伴侶，或者仍然保留異性戀關係，但是停止插入性的性活動。她們認為，對女性的任何插入式性行為都屬於侵犯行為，它有損於女性的信心，削弱女性的力量。對於男性來說，它是權力和主宰的行為，它使男性變得強大，不僅超越一個具體的女性，而且超越了女性全體。英國的女同性戀女權主義組織利茲革命女權主義團體就持有這種看法。對於許多女同性戀女權主義者來說，這些改變被視為性革命的開端。在當時的女權主義陣營中，許多女性認同女同性戀，不僅是把它當做一種性傾向，而托是把它當做一種政治選擇。這一選擇之所以具有政治性，是因為她們認為，男女兩性之間的關係在本質上具有政治性，含有權力和統治的成分。由於女同性戀拒絕了兩性關係而選擇了女性，她就蔑視了現存的政治體製。在當時的政治潮流中，許多政治性的女同性戀並不一定是性傾向上的女同性戀。這種政治性的女同性戀最終拒絕了這樣一個理論，即認為性僅僅是女人不得不為男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女人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女同性戀女權主義者認為，作為女性階級的一員，性實踐的政治意義隻有兩種：或者是對性階級及異性戀意識形態的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再生產；或者是脫離異性戀及其意識形態。由於這種觀點過於激進，難以得到廣大婦女群眾的認同，同性戀女權主義者所期望的分離主義的性革命一直沒有到來。女同性戀女權主義者中的最極端者認為，作為女同性戀者不僅意味著異常的性行為，而且意味著異常的性別行為：不屈從於父權製的性別角色，以及性別的反叛，甚至是徹底脫離女性這一性別，把女性性別本身視為象征性和實質件地對男性權力的服從。在這一激進女權主義的模式中，性別不再限於男女兩種，而至少有3種：男性、女性和女同性戀。概括地說，當時的政治性女同性戀者不僅把性看做個人行為，而且看做一個鬥爭的舞台。在這一鬥爭中，男性的統治和女性的屈從或者被鞏固和維持，或者受到根本的挑戰。她們反對把性僅僅看成是私下的和個人的事。傑弗瑞斯指出：“一個基本假定認為，性是私下的和個人的事。或許社會與政治壓力對臥室中發生的事會有一些影響，但是性行為並不被認為能夠影響臥宰之外的世界中的權力關係結構。性被理解為私人生活的最為個人的領域，因此規範男性性行為的婦女運動被視為不可理解或被完全誤解就不足為怪了。”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這一潮流開始消退。女同性戀者“變為正常人”；異性戀女權主義者也開始尋求插入式性活動的快樂；許多認同女權主義的女同性戀者公開而激烈地否定了“香草型”的性話語，以頗具危險性的語言取而代之，例如操、來快感、虐戀、皮革服裝等等。性自由派女權主義者有時會故意使用一些驚世駭俗的話語，以矯枉過正的衝擊力來對付傳統的男性話語和男性觀念。在1970年，性自由派女權主義者格裏爾激情澎湃地寫道：“革命的女性可能會參加婦女解放組織，痛罵警察，對他們大喊大叫，同他們格鬥，但是你聽到過任何一個在街上遊行的女人撩起裙子說‘來發掘它吧，女陰是美的’嗎？伊甸園就是女陰。美麗聖人曼朵拉就是女陰。神秘的玫瑰就是女陰。上帝的方舟，天堂之門，女陰就是將一切吸入其中的隧道。女陰就是知識。知識就是接受力，就是活動。女陰就是性感科學的象征，是對瘋狂征服一切的技術的必要更正。裙子必須掀起，緊身內衣（女人穿它的曆史隻有一個世紀）必須永遠拋棄。發掘女陰的時刻到了，而女人必須首先來做這件事。”性自由派女權主義者格蘭特指出：“陰莖統治的時間太長了。在大英博物館裏有一個公元前430年至公元前420年的水甕，上麵畫著一個女人正在澆灌一排竹筍一樣的陰莖。這種女性為男性的性器與權力的圖騰服務的圖景已延續了太長的時間。下一步將不可避免發生的將是以陰蒂、陰道為中心的性革命和文化革命。如果沒有男女兩性之間的性平等，性革命就不能徹底完成。未來的性將推翻陰莖中心主義，結束壓製同性戀的法律，將有更多的陰蒂中心的活動。”性自由派女權主義者麥肯西則這樣說：“為什麼女權主義還在讚賞天真？為什麼天真仍被視為美德？性壓根就不是什麼值得羞恥的事，為什麼我們還要尊崇天真？難道它的對立麵是有罪的和應受責備的？我們好像不應當喜歡性，我們不被鼓勵對性持有正麵的看法。如果我們有了性經曆或者承認自己喜歡性，就會被視為‘肮髒’或‘墮落’。我們對被人視為‘妓女’怕得要死，以致接受廣這樣的觀點，認為一旦參與性活動，我們在其中隻能是受害者。‘可敬的’女性（包括女權主義者）仇視喜歡性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喜歡與男性發生性關係的女性。如果女性喜歡性，那麼我們就不再是一個暴力和強迫的男性的完全受害者了。如果女性喜歡性，那麼性就不再是女人為從男人那裏得到的東西（家庭、婚姻、愛情、安全等）所付出的‘代價’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些女性喜歡性，那些隻是為了保持某種關係而不得不欺騙自己、出賣自己來忍受性折磨的女性就喪失了這樣做的理由了。”性自由派女權主義的基本觀點是：隻反對性別主義，不反對性。她們對德沃金和麥金農的觀點提出批評，認為它在兩個層次上過於簡單化的。其一，將女性所受的壓迫簡化為性客體化和性壓迫；其二，將性視為僅僅是男性對女性所做的事，而且對女性完全是負麵的、危險的。性可以成為一種壓迫機製，但它也可以成為女性正麵發展和解放的欲望、感覺和思想。反性的女權主義的最大錯誤在於，認為異性戀的目的和性別主義就是男性想讓女性為他們提供最大限度的性快樂的陰謀。當然，性自由派對於男權社會中的性也不是毫不批評的。自由派女權主義者對男權社會中的性的批評認為，非個人化的純粹為性而性的行為是男性的變態表現，男性應當向女性學習的是，性可以是一種範圍史廣的、更富於情感的表達方式。雖然她們從多方麵、多角度對男權主義的性觀念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絕不是反對性本身。性自由派很重視福柯的思想。福柯對於女權主義的吸引力在於他激進的反本質主義立場，以及他關於性是由權力構成的而不是僅僅受到權力壓抑的這一觀點。盡管福柯很少關注女權主義和性別問題，怛是他對身體的關注，他將身體當做話語權力的彌散的載體這一思想，開啟了主體性別化的思維方式。在兩方，身體長期以來一直與低下、異類、被壓抑者、肮髒、惡心、性以及女性聯係在一起，不登大雅之堂。福柯的工作為人的身體“正名”，使之“登堂入室”，令女權主義感到意外的欣喜。此外，福柯本人歡迎男同性戀與女權主義的結合，他認為，“這就使同性戀能夠表明，他們對男性的愛好並非陰莖中心論的另一種形式。”福柯關於女權主義與性的關係的最重要的一個觀點是這樣的：“長期以來，他們試圖將女性限製在性的領域。多少世紀以來她們一直被告知：‘你除了你的性之外什麼都不是。’而這種性根據醫生們的說法是脆弱的，幾乎總是病態的，或總是包括病態在內的。‘你是男性的病態。’但女權運動作出了挑戰性反應：我們天生是以性為主的嗎？那麼好吧，讓我們就這樣獨特地存在，就這樣以我們原本所具有的特殊性存在吧。讓我們接受它的後果，重新創造我們自己這種類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存在……”性自由派女權主義者認為，西方20世紀70年代的性革命對女性的影響比對男性的影響要大。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大多數女性接受被動角色。她們避開性這一罪惡，通過幻想強奸來躲避對性欲的罪惡感。在傳媒中，女性總是被表現為非性的，使人聯想到死亡與責任。傳媒總是將女性表現為避開欲望的、討厭快感的、在性方麵天真無邪的人物。在經曆了性革命之後，女性的性模式發生廣較大的改變，女性幻想著掌握她們喜歡的男性，與許多人共享性快樂，以她們願意和喜愛的方式付出和獲得她們所向往的一切性快樂。在80年代，女性的性心理發生了激烈的變化，性革命並未因裏根和撒切爾的當選而停止，它在私人領域不斷內化和發展。80年代的虛無主義、死亡的威脅以及對未來的失望被新出現的女性豐富多彩的性活動所遏製，其力最之大是前所未見的。90年代興起的後現代女權主義更是在性的問題上大做文章。後現代女權主義者把性作為生命力的培養力量，將生殖器當做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是與精神相分離的肉體來看待。她們用性的語言、圖像和表演交流思想和感情。她們將性的檢査製度視為反藝術和反人性的。她們通過對性的肯定為自身陚權。她們通過愛1：性的自我而獲得快樂，治療這個病態的世界。在新的世紀，女性性權利的伸張已經從西方蔓延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就連一向在性問題上最為保守的東方社會也不例外。例如，在我們的社會中，關於女性的性權利也出現了大量知識性和學術研究形式的出版物。在台灣，女權主義者發起了關於性解放的激烈論爭，明確而尖銳地提出了女性情欲自主的問題。在中國社會中，性一向隱藏在私人領域中，現在正逐漸進入了公共領域，正如西方女權主義在性問題上所主張的那樣：私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權主義的性政治正在成為中國學術研究與政治運動的新的關注點。福柯有一次在談到當代中國社會對自慰的看法時評論道：這種看法停留在西方18世紀的水平上。從目前中國社會的性氛圍來看，我們在與性存關的大多數領域中，在對賣淫、淫穢品、性聚會、自慰、性快感、同性戀、虐戀、婚前和婚外性關係等問題上的看法和做法，可以說基本上仍處於西方20世紀70年代性革命之前的狀態。從女權主義角度為目前中國的性狀態定位，我們提出的是“男性貞潔”的要求、反對選美的要求、取締賣淫的要求、取締淫穢品的要求，這些要求仍停留在19世紀西方女權運動第一波中所提出的那些要求的水平上。對比之下，我們所處的階段是要求男性克製性欲、全民克製性欲、反對將女性變為性客體的階段，而遠非要求女性發展自己的性欲主體、女性與男性一起共同解放自身性欲的階段。如此看來，快樂離我們的國度還相當遙遠，性的開放程度還遠遠達不到人性——雖然東方與西方有文化上的差異，但人的性欲望應當不會有太人的差異要求。我們的性狀態即使不是相當於西方18世紀和19世紀的狀態，也不過相當於他們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狀態。每當聽到中國經濟狀態落後西方幾十年的說法，愛國的人們都很著急、很激動，有一種追上去的衝動；聽到中同的性狀態如此落後、如此封閉、如此停滯，愛國的人們為什麼不激動？在21世紀的今天，由於信息產業的巨大發展，地球上各個國家、各種文化之間的隔膜在迅速地消失，即使在中國這樣一個幾千年來閉口塞聽的國度，各種信息也開始四處傳播。任何偏安一隅的精神控製的企圖都顯得越來越軟弱無力。在性的領域也不例外。人們會越來越多地了解到，有些什麼樣的性觀念、性行為方式、性關係規範和性文化存在在這個世界上，它們與我們的觀念、方式、規範和文化有哪些地方相似，有哪些地方不同。這些信息的傳播必然會導致中國性文化的變遷。變化已經在發生。比如，中國人在婚前性行為的觀念、行為和規範上已經比20年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賣淫、淫穢品等領域，也出現了與20年前極為不同的局麵。雖然有些人試圖把眼睛閉上，假定這些變化並沒有發生，我們還是不得不麵對新的問題和社會文化的變遷。正確的態度在我看來是勇敢而冷靜地正視這些變化，研究和借鑒其他國家和其他文化的成功經驗，認真分析遺留在我們文化中的各類錯誤、扭曲、變態的性觀念，逐步理順中國的性規範、性政策和性法律，在我們的社會中建立起一種全新的、健康的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