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性別與性
一、女權主義圍繞性問題的論爭西方社會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來，性的問題逐漸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成為一個公眾和學術話語的題，到了80年代，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亀要的社會論爭的題口，又是人眾文化中隨處可見的因素。性問題所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例如，與家庭有關的性、性行為本身、性與母性、生育控製、墮胎與生育權利、性作為商品——賣淫業與色情業等等。對於女權主義來說，性問題的地位尤其特殊，因為性是婦女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從女權主義角度來看，件的問題的重要性首先表現在性與男女兩性統治與屈從的權力結構之間的關係。女權主義最為關注的與性有關的問題有：性的性別差異、淫穢品問題、賣淫問題、家庭暴力問題、女權主義應當對性采取什麼態度的問題，以及性解放與婦女運動之間的關係問題等等。在性的問題上，兩方女權運動分化為兩個陣營一激進派和自甶派。它們的論爭引起了人們對兩個問題的關注，一個是婦女運動與性的關係；另一個是婦女運動內部差異所餌有的含義。性與兩性不平等的關係問題一直是女權主義內部最富爭議性的問題。大多數女權主義者都認為，男性在經濟和社會上的權力影響到他們與女性的性關係；女人在性的權利和權力上與男人是不平等的；雙重標準的問題普遍存在。婦女運動向傳統的性觀念提出挑戰。傳統的性觀念認為，如果一個男人與許多女人有性關係，那麼他隻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可如果—個女人同許多男人有性關係，她便失去了身份和尊嚴。這種男女雙重標準對女人顯然是不公平的。此外，婦女運動最常提到的一個要求是，“男人不應當把女人當做僅僅是一個性對象女權主義向男性壓迫與女性屈從的秩序挑戰：過去一向是男人控製女人的性，男人“播種”，女人則應準備接受痛苦，被“耕耘”；男入就像擁有土地和財產一樣，也擁有妻子的性、生能力以及她子宮的產品。女權主義關於性機製是如何導致壓迫的問題有大量的探討。激進派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麥金農有一個相當驚世駭俗的說法，她說：“做一個女人就是做一個被操的人——男人操女人；主語一動詞一賓語。”在她看來，這就是女人最現實的狀況，這就是這個社會中在性別問題上的最後真理。性別就是女人的性的客體化的結果。換言之，所謂性別身份就是男性把自己的性要求強加在女性身上。兩性的差別成為令女性屈從於男性的借口。“這種差異就像戴在統治鐵拳上的一雙天鵝絨的手套。問題並不在於這種差笄是亳無價值的；問題在於它是由權力來定義的。無論這一差異被承認，還足被否認；無論差異的性質被褒揚，還是被貶抑；無論女人因此被懲罰，還是被保護。”按照麥金農的觀點，社會上的人被劃分為兩群：操人者和被操者。當然，在她看來，這一劃分並不是天然合理的或是由自然秩序造成的，並非因為一群人長了男性生殖器，也並非因為女人要生汽，這一劃分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女人不可逃避的命運。這種性別認問的規範是社會強加給人們的，而不是由兩性生理的差異自然形成的。總之，她對性非常看重，她有一句被人廣泛引用的名言：性在女權主義中的地位就像勞動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女權主義者弗裏丹則把性問題放在次要的地位上，她認為，隻要婦女獲得了社會平等，性問題就會自行解決；格串爾盡管不反對異性愛，但卻要求解放了的婦女不要結婚；費爾斯通則號召“在每間臥室中進行革命”；同性戀女權主義者傾向於把性解放擺在更為重要的地位，既要爭取兩性平等，又要爭取性傾向選擇的自由，她們爭取婦女解放的根本動幾是性解放，並認為隻有通過完全擺脫異性戀才能實現女性的性解放。在性問題的兩大陣營中，激進派持有如下觀點：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伴侶之問的性平等，雙方都既是主體，又是客體；最重要的是要掃除父權製機製，其中包括淫穢色情品製售業、父權製家庭、賣淫、強製性的異性戀；同時要反對男權主義的性實踐，例如虐戀、獵豔式的臨時性關係、童戀，以及陽剛陰柔角色的劃分，因為這些實踐會導致女性的性的客體化。自由派的觀點與激進派針鋒相對，她們認為，性自由所要求的是與激進派觀念完全相反的實踐，她們鼓勵超越社會所認可的性行為規範，堅決反對將性行為劃分為政治上的正確和不正確兩大類，反對把性行為限製在所謂政治上正確的界限之內。她們借助於從弗洛伊德、馬爾庫塞到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理論，提出男女兩性的性的基本不同點在於女人受壓抑，因此釋放女性的性能量比壓抑男性的性能量史為重要。因此，這兩派的區別又可以概括為，自由派更看重釋放女性的性能量；而激進派則致力於壓抑男性的性能量。兩派在對待性的看法上的分野實質上是讚成性和反對性。兩種態度。前者對性持肯定態度，對各種形式的性表達，包括淫穢色情品、同性戀、虐戀，以及女同性戀中的模擬男女角色（陽剛陰柔）關係，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態度；後者則對性持否定態度，反對淫穢色情品的製作和消費，反對性關係中的暴力及統治勻屈從關係等等。前者強調男女雙方共同探索性的內由；後者卻持有男性的攻擊性性行為是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的看法。前者支持中性的立法程序；後者反對中性的立法程序。前者接近於法理社會的個人價值；後者則接近於禮俗社會的社區價值。自由派持有一種關於享用性快樂的琿論，它主張，女權主義應當把性快樂作為一種權利，因為如果總是把性作為一種控製手段來談論，會令人惑到性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在西方社會的觀念中，女性的肉體既是低賤的，又是神聖的。女人們對性行為懷抱著一種羞恥、窘迫和害怕的感覺。她們討厭自己的乳房，因為它們要麼太大，要麼太小；她們不喜歡自己的陰毛和臀部。對於青春期的性行為，男孩子受到鼓勵，女孩子卻受到訓誡和禁令；女人因此認為性是危險的、神秘的、不可言傳的東西。成年女性免不了性衝動，卻又必須隱瞞它。凡此種種，導致廣許多青春期少女和年輕女人學會了對自己的性欲感到恐懼，並討厭自己的肉體。（愛森堡等，第51頁）自由派關於享用性快樂的立場可以追溯到婦女運動的第一次浪潮，其代表人物是高德曼。她以性的自由表達作為中心議題。她認為，性解放不僅是個人的實現，而且是人從剝削和私有財產製下的解放；她堅決反對男性對女性的性占有和性控製，反對貞節觀念。她對性問題的看法雖然影響並不太大，但卻較早注意到了這個被主流女權主義運動所忽略了的問題。另一位女權主義先驅人物伍德胡爾也曾公開主張婦女的性獨立和性自由，她在—次講座中宣稱：“是的，我是一個主張性愛自由的人。我有著不可轉讓的、憲法賦予的、也是天賜的權利，我想要愛哪個人就可以愛哪個人，想要愛多久就時以愛多久。隻要我願意，就可以每天換一個悄人。”（轉引自凱査杜裏安，第560頁）在20世紀60年代婦女運動的第二次浪潮中，自由派的主張更加明確，那就是，應當將女性尋求性滿足當做女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目標。然而，在艾滋病恐怖出現之後，自由派的觀點受到挫折。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的性倫理，即強調節製的性倫理。人們把性當成一種恐怖的事情。猶心，性的文化價值和性行為方式都有改變，—反過去盛行一時的樂觀主義的性解放和快感政治學。在這個性傳染病的時代，人們驚恐之餘作出的反應是：安全的性行為，對身體的控製和管理，以及持續監視的美學，因為性現在已經同死亡和疾病連在了一起。有的女權主義者抨擊了這種貌似有理的道德主義回潮。法國著名女權主義者伊麗加萊說：我不讚成這種觀點，因為這等於足說，性是罪惡和疾病，無論是什麼力量，隻要能起到限製性活動的作用，就是對人類的拯救。為此我們還要感激艾滋病，因為它將從誘惑中拯救我們，引導我們到鈣慧的路去。在性的問題上，女權主義關注的另一個方麵是男人對廠女人的刻板印象，比如認為亞洲的女人都是馴順的，黑種女人都是淫蕩和性關係混亂的等等。此外，還有一個引起許多爭論的問題，即異性戀霸權問題。有一些女權主義者，其中最激烈的是女同性戀分離主義者，公開提出應當反對異性戀，認為它是男性壓迫女性的機製；也有人不是絕對反對異性戀，而僅僅反對異性戀的霸權地位。這兩種立場的區別在於，前者將異性戀視為婦女受壓迫的基本機製；而後者則把異性戀當做多種性方式當中的一種。二、性的性別差異性的世界中一個最主要的統治與從屬的結構來自性別的差異。當然性還。階級問題、種族問題、文化問題有關，但是性別問題是與性問題聯係最為緊密的一個問題；性別角度也是研究性問題不可或缺的個角度。第一代性學家艾賓的一個關於男女兩性在性方麵的差異的觀點流行了數百年，很能代表人們對這個問題的傳統看法，他認為，在男女兩件之間，男性擁有更強的性欲望。這種觀念不僅是西方文化的觀念，也是世界上許多其他文化對男女性差異的信念。19世紀的性指南上說：“作為一般規律，女性極少有為自己的性欲和性滿足的。她服從於丈夫，但僅僅是為了他的快樂。”一位醫生在1865年寫道：“大多數女人很少受仟何性感覺的打擾。在男人是習以為常的事在女人隻是例外。”對於19世紀的女性來說，性交基本上是討厭的、殘忍的和短促的，那時的女性沒有被認為不應當對性活動感興趣。令事情進入惡性循環的是，由於相信女性基本不一是非性的，使那個時期的男性為他們不合格的性表現及忽視性伴侶的需求找到了理由。而男性的此種表現，又進一步加劇了女性與性的疏離。在那個時代，男女兩性的性行為模式區別一度表現為：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消費淫穢色情品，更多地嫖妓，手淫的比例更大，頻率更高。一般說來，男性的性活動比女性活躍得多，男件對性活動感興趣的程度也人大高於女性。例如，男性對各種性關係類型的容許程度都高於女性；主動提出性活動要求的男性多工女件；男性瑪中持有以肉休快樂為性活動目的的人數比例高於女性；男性婚外性關係的比例高於女性；男件假定他人對性感興趣的比例高於女性；男性對強迫性的件關係的容忍度高於女性；男性成為強迫性的性關係受害者的比例低於女性。在美國，男性性交快感幾乎達到100%，而女性當中隻有一半到3/4的人幾乎毎次性交都有快感。許多項調査反複證明，有10%的美國女性從未經曆過性快感。男女兩性在性觀念上區別最大的還要算是對偶然性關係的態度，比如對於奄無感情投入的“一夜情”的態度。男性對這種關係的讚成程度一向高於女性。在兩方社會，男性往往將愛與性分離，女件則往往被培養成能將愛、忠實、親密和性劃等號的人。女性從小所受的教育是性關係以人為中心，性和愛不可分割，男性則為性關係以身體為中心，性的目標是肉休的滿足。許多女性認為，隻有在有感情的情況下，婚前性行為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對於男性來說，有感情當然好，但不是非有不可的。—項以32個國家為對象所作的調査研究衷明，62%的國家中男性對於性伴侶的童貞要求高於女性，其中包括美國；其餘38的國家男女對於性伴侶的童貞要求相等或者都認為重要，或者都認為不重要。在許多文化中都有男性需要多性伴的看法和說法，為男性的性行為其中包括剝削和傷害夂性的行為提供生理的依據。雖然現代科學早已否定了這種貌似科學的以生理學麵貌出現的男件性衝動理論，但一般公眾中還有許多人相信男女兩性生理上的區別決定了他們行為模式區別的理論。不僅社會如此壓抑女性的性欲望和性權利，女性自身也會通過社會教化的過程，把這種觀念內化從而形成被扭曲的女性主體。這種女件主體對內身性欲望的壓抑表現在3個方麵：第”、在性關係中絕對不願表現主動性，對男性采取服從的態度，對男性有恐懼感，不敢堅持提出快感要求，不敢要求充分的刺激，以為一男性達到高潮，性交就完成了，隻關注給男件愉悅，不關心自己的愉悅。第二，對性活動本身的自我壓抑，其中包括對性欲望、性喚起和性快感的壓抑。第三，性欲低下。顯然，這種傳統的以女性為非性的觀念與在許多社會中存在的男女雙重標準不無關係。經調査所發現的兩性性行為模式的差異並不能說明女性的性欲和性能力確實低於男性，而是女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受到了社會規範的壓抑從而沒有能夠充分地發揮出來的結果。因此，從表麵現象看，男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似乎超過女性，但如果我們觀察這種現象背後的社會運行機製就會發現，這種區別並非來自兩性生理的區別，而足來自社會規範的影響。雙重標準的社會規範兒千年釆—直向女性灌輸這樣的觀念：男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比女性更強。結果，不僅男性相信這種說法，就連女性也對此信以為真。從女權主義的角度來，女性相對於男性的性欲低下並非由生理決定，而是受社會規範塑造的結果。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抑在性問題上的表現就是女性的性欲低下、性冷淡和女性這個性別的非性化。盡管長期以來，無論足科學界還是一般公眾都對於性欲望男強女弱的觀點信以為真，但有大量經驗研究表明，男女兩性的性喚起程度是不相上下的。柯些女權主義因此認為，上述神話之所以能盛行大有可質疑的原因，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男權社會為了貶低和壓抑女性的性表達、剝奪女性的性權利而有意製造出了那樣一種觀念。在現代的性觀念中，人們已經大多認同了男女性欲相近的觀念。早在1863年，美國的摩舍溥士就做過一項關於女性性行為的調査。調査發現，占樣本80%的女性自述有性欲望；72%的經曆過性快感；64%的有避孕經曆。她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了，盡管處於社會氣氛極為壓抑的維多利亞時代，一些女性還是能夠亨受到性的快樂，能夠表達出她們性的欲望。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一項調査表明，男女兩件的件活動模式其實是十分接近的，隻是男性比女性稍微大膽一些：摟抱行為在男孩中開始於14歲，女孩則近15歲；愛撫活動男孩始於16歲，女孩始於16歲半；初次性交男性17歲半，女性18歲；男女兩性從拉手到發生性關係的時間平均都在4年上下。日本青年從20歲開始接觸，但過程較短：男性平均從20歲初吻，到21歲性交；女性平均從20歲初吻，到22歲性交。一次對239項調査資料（調査對象共128363人，美加地區，1966—1990年）分析表明，雖然總的看來，男性對於各種類型的性行為的寬容程度還是略高於女性，對婚前性交尤其是非固定關係的性交的寬容程度也略高於女性，但是這種兩性區別以極快的速度縮小直至消失。到1990年時，男女兩性的性觀念已不再有任何區別。對男女兩性的雙重標準在中國、芬蘭、伊朗、摩洛針、俄國、瑞典和泰國也在迅速降低直至完全消失。在20世紀70年代的性指南上，常常可以看到類似下麵這樣的規勸女性的說法：為了喚醒你的潛力，你必須為你自己的性快樂負責，找到使你自己獲得性快感的手段。男性可以把他的陰莖供你享用，但是你亨用它的程度則是你自己的責任。要珍視被稱作欲望的東西。它可能是你最極端的性感覺，別人不能把你的欲望奪走。享受人生，享受你的快樂。時間，發掘和表達女性的性欲成為最熱門的話題。卜麵這位女權主義者對自己感覺的描述很能代衷這個時期女性對自身性欲的表達方式：“在性活動中，我喜歡用舌頭，這種做法會被描繪為屈從，怛我的經曆告訴我，這種動作富於令人難以置信的創造性，打開了肉體交流的渠道。被插入對於我來說也不是被動的行為，當我的陰道將剛莖包住時，這種動作刺激著我陰道的其他部分，於是我成了性交的主動方——荇時性使我非常悲傷，最令我悲傷的是我不能得到像我想要的那麼多。我很喜歡貝傑曼爵的一句話，當釆訪者問他一生有何憾事時，他說，‘我沒有得到足夠多的性。’不過沒關係，在我不能做這事時，我還可以寫這件事。女人不需要過陰鬱枯燥的生活：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力量，我們互相擁存，我們還有男人。女人常犯的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依賴他人，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人們在談論很多世紀的男性壓迫，而在我看來是幾個世紀的女性的軟弱。”有些專家甚至更進一步認為，女性比男性的性欲還要強烈。著名性學專家馬斯特斯和約翰遜以及其他一些科學家都認為，女性實際上具有比男性更強烈的內在性衝動，這、觀點與女性性動力較弱的思維定式針鋒相對。作為證據，他們觀察廣一種在發情期的雌性猿，它可以連續不斷地性交，一小時高達12次，幾乎是不知滿足的。男性性高潮後有不應期，可是女性可以連續達到性高潮，這些觀察都被視為女性的性能力強於男性而非弱於男性的證據。在一些東方國家的傳統性觀念中，也有女性性欲比男性強的看法。根據傳統印度人的信念，女性能夠比男性從性活動中得到更大的快樂。中國古代的性觀念也認為，男性的性能力是有限的，而女性的性能力是無限的。英國著名的中國婦女問題專家克羅爾在她關於中國女性地位變化的著作中，引用了“文化大革命”後一個時期內報刊雜誌上大量關於兩性差異的說法，發現其中有人將男女兩性的性欲做過比較後，得出了女性比男性性欲更強的結論。原因據說是因為女性的性欲長期受壓抑，所以變得更為強烈。據史學家和性學家的考證，古希臘人也持有女性比男性的性欲望更強烈的觀點，但是他們同時認為，女性的自我控製力不如男件。在這個問題上，女權主義者斯曼的觀點最為激烈，她明確指出：女性的性能力遠遠超過男性，是天生永不知饜足的；女性可以擁有無限多的快感隻要她們了解到了自己的潛力。從認為女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弱於男性，到認為兩性的性欲相等，再到相信女性的性欲比男性強，人們對男女兩性的性的看法幾經變化。雖然女性的性欲強於男性的看法還不能說服所有的人，但是人們大都已經認同了女性性欲和性能力並不弱於男性這一觀點。在對性問題的研究中，性別問題有多麼重要呢？性的問題與性別問題各自占有什麼樣的位置呢？在我看來，性別、階級、種族、性傾向這四個範疇處在同一個數景級。性與性別是並列的兩個範疇。但是性問題與性別問題又有著密切的關係。比如說，超性別傾向就和異裝、易性、同性戀、異性戀問題聯係在一起。在我們解構二兀結構時，既要解構同性戀與異性戀的二兀結構，又要解構男性與女性的二元結構。這樣，性問題就與性別問題連在一起了。三、家庭暴力問題女權主義在性領域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家庭暴力問題，因為家庭暴力不僅以女性受害者為多，而且是男性權力壓迫女性的一個極為典型的表現。上表的數字令人觸目驚心。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低得可憐。從統計數據看，發達國家的婦女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程度一般來說比不發達國家低一些，但是情況也好不了多少。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調査資料顯示出略有不同的結果。一項以2000對美國夫妻為對象的調査表明，25%有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行為。我在年利用北京市隨機抽樣樣本所得到的家庭暴力數據是，無論程度和頻舉如何，丈夫打過妻子的比例占樣本的21.3%；其中丈夫經常打妻子的約占1%。如此看來，家庭暴力似乎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無論社會製度是怎樣的，文化傳統又是怎樣的。其實情況並非如此。在一些社會和文化中，人們從不知家庭暴力為何物。這一點同這種社會與文化中的性別結構有著直接的關係。例如，萊文森對90個小規模民族文化的調査發現，其中的16個文化中基本上不存在家庭暴力問題。再如，在女權主義人類學家桑德對156個部落社會的調査中，47%的文化中基本上是“無強奸社會”。這就說明，至少有一些社會沒有受到以性別為基礎的暴力行為的侵害。根據20世紀60年代的一項凋査，在泰國中部地區，家庭暴力的現象也極為罕見。在我囷西南部摩梭人的母係社會中，不僅不存在家庭暴力，就連鄰裏、村落之間的暴力行為也很少發生。此類文化的存在盡管數量很少一一證明，對女性的暴力並不是源於男性生理、男性性欲或男性荷爾蒙的必然現象，而是由社會的性別結構決定的。跨文化的研究表明，對女性的暴力與社會的性別結構有關，具體來說，它同某一社會或文化中有沒有“男性理想”有關，所謂男性理想是指對統治、強悍和男件榮譽的強調。有社會學家研究了各種與性別暴力有關的因素。在反對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的問題上，有些女權主義者還提出了警惕“反暴力陷阱”的問題。“反暴力陷阱”是指在反對家庭暴力的過程中存在著這樣一個危險：對性別暴力的關注有可能導致性本質主義的增強，即增強了那種男性對女性施暴是因為他們的生理衝動，是由男女兩性的本質所決定的這樣一種觀點。本質主義對社會現象的解釋本身就存在著這樣一種潛在的危險，因為它為現存的地位等級結構提供了“生理的”依據。如果說現存的男女關係結構是有生理基礎的，那麼就應當認為它是“天然合理的”，甚至是“好的”，至少是不可改變的。有些反對家庭暴力的女權主義者雖然在主觀上想為婦女賦權，但是她們對家庭暴力行為機製的本質主義分析反而貶低了女性，把女性當做是完全被動的人，把女性貶低為僅僅是男性暴力的受害者。有人在看到男性暴力的數據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男性性欲中的哪些因素使他們做這種事？而反對本質主義的女權主義者認為，這個問題的提法本身就是錯誤的。正確的提問方法是：不同文化對男性氣質的建構中有哪些因素在促成男性的攻擊性性行為？社會對女性氣質的建構以及這一社會的經濟結構和社會權力關係中有哪些因素在允許此類行為繼續下去？從“男性氣質”角度（一般以生理根源來解釋）提出問題之所以是錯誤的，原因就是前文所提到過的，跨文化研究並不能證明男性針對女性的暴力是普遍存在的。一些跨文化研究證明，至少有一些社會完全不存在強奸和虐妻現象。在反對家庭暴力的過程中，本質主義觀點的錯誤會導致男性統治地位的合理化、自然化和固定化。從婦女長遠的利益來看，這樣做是不明智的。對婦女身體的暴力行為有一個特例，那就是盛行於非洲一些國家的女性陰部環切術。蘇丹女性達裏爾調査了她所在國家的女性陰部環切術狀況。她調査的地區是蘇丹北部，調査對象為3210位女性，其中3171人做過環切手術，隻有39人沒有做過這一手術。在做過環切術的人當中，81%是全切手術，手術將陰蒂、大小陰唇全部切除；12%是半切手術；1%做的是陰蒂包皮切除術。達裏爾調査了當地人讚成女性陰部環切術的原因，其中包括認為這是一種好傳統，合乎宗教要求；幹淨，可以得到較好的婚姻，丈夫可以得到更大的快感；保持童貞，防止不道德行為；提高生殖能力等等。其中宗教要求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不讚成女性環切術的原因則有：所信的宗教禁止這種做法，難以獲得性滿足，為婚姻和勞動增加了困難（這一點比例最高），個人經曆，為了人權和女性的尊嚴，怕喪失生殖能力等。根據達裏爾的分析，在她的國家，女性陰部環切術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的原因是：對其後果的無知，怕受到社會的批評（這一點比例最高），助產士使它得以施行，害怕引起社會變革，父母的無知、祖母的影響，怕違反法律，法律執行不得力，政府對人民啟蒙不夠和健康教育不充分。女性陰部環切術就像印度的燒寡婦和舊中國婦女的裹小腳一樣，一直是一個觸動民族文化神經的敏感而複雜的問題。西方女權主義在這些問題上的簡單批評往往會引起擁有這類陋習國家的婦女的反感。這是因為當某種傷害婦女身體的做法以習俗的方式被固定下來，並成為絕大多數婦女的實踐時，它必定是在現存的社會結構中有著某些功能，不能夠簡單地把它看做愚昧無知。比如，據考察，印度的寡婦自願殉夫的原因之一在於：守寡後，她們往往喪失了經濟來源，生活極為艱難，這就促成了殉夫習俗的形成；根據學者的研究，中國婦女的裹小腳有限製婦女出門的作用，此外一個現實的困難在亍，在盛行裹足的時期，如果不褻足，一位婦女就找不到體麵的男子願意娶她，不得不降格以求。社會的規範已經如此，不是可以用愚昧無知來全部加以解釋的。陰部環切術也有不少被當事人視為正麵價值的因素，簡單否定於事無補。女權主義對於這些傷害婦女的習俗隻能采取謹慎的批評態度，並且用建設性的態度來對它加以改變，絕不是簡單否定所能奏效的。四、女權主義的性政治跨文化研究表明，一個社會女性的權力與男性的權力越接近，女性就享有越多的性自由；一個社會中女性權力越小，她們的性行為就越受到禁止。因此，女性的性自由是女性權力的一個重要標誌。女權主義性政治的一個基本目標就是擴大女性的性自由權利。女權主義的性政治經曆了一個從反性禁欲到為女性爭取性自由的過程，其中的一個過渡階段是以女同性戀作為取代異性戀的政治實踐的階段。也可以這樣說，在女權主義性政治中，存在著這樣幾種政治力量，一種是反性派女權主義，另一種是性自由派女權主義，而女同性戀女權主義是一個特例，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一個特殊政治群體。在世界曆史進入近現代以來，隨著女權意識的高漲，女性的性權利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承認。但是，即使在女權主義內部，對於性問題的看法也不是一致的。雖然都是從女權主義角度出發來改變男女不平等的性規範，但是這種改變一向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反動的方式，另一種是進步的方式。反動的方式是用規範男性的欲望、提倡男性的純潔的方法來改變男女不平等的性狀況；進步的方式則是通過為女性賦權來解決男女性權利不平等的問題。這兩種方式、兩種主張一直處於不斷的論爭當中。女權主義的性政治也始終分為反動與進步、反性與性自由兩派。早在19世紀，女權主義剛剛興起時，運動的骨幹分子、那些中產階級的白種女性就集合在“純潔社會”的旗幟下，提出了兩個要求，一個是女性自治和選舉權，另一個是要求男性控製自己的性行為，像女性一樣保持純潔。她們當時提出的口號是：“女人投票，男人貞潔。”在19世紀末，英國女權主義者霍普金斯活躍於白十字軍的活動中，該會會員的義務包括：第一，尊重女性，盡力保護她們不受罪惡的侵害；第二，盡力避免粗俗的用語和玩笑；第三，在維護貞潔、法律方麵堅持男女平等；第四，在同伴中廣為傳播上述原則，幫助年輕的兄弟；第五，盡一切可能實現“保持自己的純潔”的要求。在19世紀後半葉的所謂“純潔社會”運動中，女性團體和宗教界人士聯合起來反對賣淫，反對社會不道德現象，尤其反對僅僅要求女性貞潔卻容忍男性到妓女那裏滿足他們的淫欲的男女雙重標準。禁娼運動打出的旗幟是“社會衛生”，運動的一個後果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美國的大部分地區，賣淫從合法行為轉變為非法行為。但這一非法化的後果是賣淫活動的分散化，並轉入地下，與集團犯罪合流。20世紀的社會純潔派女權主義者以保護婦女的名義阻止女性賣淫，指責女性的性開放和自慰行為埕罪惡，目的是鼓勵女性接受由傳統異性戀婚姻來定義的社會角色。這就是女權主義反對賣淫、淫穢品和同性戀的曆史淵源。從反對男性罪惡的立場山發，這種取締運動播下了反對所有性越軌行為的種子。在當代西方社會中，女權主義反性派的主張已經從要求男性貞潔演變為徹底反對一切性行為。反性女權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的德沃金、麥金農和英國的傑弗瑞斯。她們的理論框架是保守主義的性觀念，強調以男性處於統治地位的性關係對女性的威脅。由於她們把異性戀的性行為視為男性統治的生理基礎，所以認為要反對男性統治就要反對性關係本身。反性派女權主義的第一個攻擊目標是兩性之間的性關係本身。德沃金明確表達過這樣的觀點：異性性交本身就是對女性的奴役、貶低、玷汙和壓迫。她聲稱，“如果人類的目標是普遍的和平，那麼結束性交將是一個基本的完全符合邏輯的步驟。”她還公開承認，“我就是拒絕說我不反性”。1992年11月，德沃金在倫敦對《晚報》記者說廣事實就是女人並不那麼喜歡性交。性高潮的稀少就足以證明這一點。我們以為自己喜歡性，就像有些奴隸以為自己喜歡摘棉花一樣。”反性派女權主義者傑弗瑞斯則提出了一個旗幟鮮明的口號：“從所有未經邀請的男性接觸中解放出來。”在《反對快感》—書中，傑弗瑞斯說：“異性戀就是使男性優越的社會得以形成的體製，因此它必須被廢除。”她斥責那些屈服於對男性的欲望的女性，說她們的傾向是男權思想的回潮。傑弗瑞斯將異性戀與其性別基礎相分離，置於另一種兩分結構中，即兩性權力區別的結構中。她認為，“異性戀欲望是性感化的權力差異——它起源於男女兩性的權力關係，即使在同性關係中也可以存在。”麥金農在談到那些認為自己可以同男性建立平等性關係的女性時說：“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為你高興；接下來的反應是，你可能有沒看明白的地方；我最後的反應是，再等等看。真實的情況是，男人和女人是在兩性不平等的情況下經曆性行為的。在觀察了我的許多朋友之後，我得出結論，平均來說，男女雙方一般隻有兩個星期的平等。”反性派女權主義者認為，異性戀性關係本身就是男性針對女性的暴力。女性是受壓迫的階級，這一壓迫是通過性統治和性控製實現的。男性對女性的性統治是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實現的。直接方式是指通過強奸及其他明顯的性強迫方式；間接方式是指女性被教省成把自己身體的性殖民化當做性快感來對待。男性對女性的壓迫還擁有一種其他壓迫機製所沒有的“合法性”，那就是以男性的性本質作為社會控製的力量。它的表現形式包括強奸、性謀殺、在街道上、家庭中和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對兒童的性虐待（其中90%是女童）、打淫穢電話等。女性不斷受到男性性暴力的威脅，不斷被提醒她們所處的低下地位，並不斷因為是女性而受到懲罰。性暴力表明，統治、貶低、羞辱女性的欲望隻不過是天生的正常男性性本質的極端形式而已。這些正常的男性性本質包括暴力、攻擊性、陰莖中心、性與愛的分離、女性的客體化、戀物傾向、不可控製的性衝動等等。反性派女權主義就是這樣將兩性間的性行為定義為男性權力的實踐。反性派女權主義活動家用這種觀點向男性對女性的統治挑戰。這就是她們對性暴力和淫穢色情品分析的基調，也是她們對男性的性定義和性結構所作的基本分析。反性派女權主義的第二個攻擊目標是性的商業化。在西方，女性參與性工業的方式可以被概括為5大類：脫衣舞女、色情舞女、賣淫女、色情電影女演員、色情照片女模特。反性派女權主義者反對所有這一切，認為這是女性的商品化，而女性的商品化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是父權製環境中使男性無條件接觸女性的合法化。社會主義女權主義也否定這些活動，但她們是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問題的，她們認為，這種現象是婦女的貧困和婦女在經濟上受歧視造成的，是經濟上的受壓迫地位導致婦女成為男性的性客體的。反性派女權主義的第三個攻擊目標是性解放和對性的開放態度。她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