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在宣統二年（一九一○）的春季，我離開故鄉的小市，去轉入當時的杭府中學讀書，——上一期似乎是在嘉興府中讀的，終因路遠之故而轉入了杭府——那時候中的監督，記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圖書館對麵。
當時的我，是初出茅廬的一個十四歲未滿的鄉下少年 ，突然間闖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圍萬事看起來都覺得新異怕人。所以在宿舍裏，在課堂上，我隻是誠惶誠恐，戰戰兢兢，同蝸牛似地蜷蜷伏著，連頭都不敢伸一伸出殼來。但是同我的這一種畏縮態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級同一宿舍裏，卻有兩位奇人在跳躍活動。
一個是身體生得很小，而臉麵卻是很長，頭也生得特別大的小孩子。我當時自己當然總也還是一個小孩子，然而看見了他，心裏卻老是在想：“這頑皮的小子，樣子真生得奇怪”，仿佛我自己已經是一個大孩似的。還有一個日夜和他在一塊，最愛做種種淘氣的把戲，為同學中間的愛戴集中點的，是一個身材長得相當的高大，麵上也已經滿示著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時候的心裏猜來，仿佛是年紀總該在三十歲以上的大人，——其實呢，他也不過和我們上下年紀而已。
他們倆，無論在課堂上或在宿舍裏，總在交頭接耳的密談著，高笑著，跳來跳去，和這個那個鬧鬧，結果卻終於會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輕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吸引大家的注意的。
而尤其使我驚慌的，是那個頭大尾巴小，戴著金邊近視眼鏡的頑皮小孩，平時那樣的不用功，那樣的愛看小說——他平時拿在手裏的總是一卷有光紙上印著石印細字的小本子——而考起來或作起文來卻總是分數得最多的一個。
象這樣的和他們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兩次也上了他們一點小當之外，我和他們終究沒有發生什麼密切一點的關係；後來似乎我的宿舍也換了，除了在課堂上相聚在一塊之外，見麵的機會更加少了。年假之後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曉為了什麼，突然離去了府中，改入了一個現在似乎也還沒有關門的教會學校。從此之後，一別十餘年，我和這兩位奇人——一個小孩，一個大人——終於沒有同到的機會，雖則在異鄉飄泊的途中，也時常想起當日的舊事，但是終因為周圍環境的遷移激變，對這微風似的少年時候的回憶，也沒有多大的留戀。
民國十三四年——一九二三、四年——之交，我混跡在北京的秋紅塵裏：有一天風定日斜的午後，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鬆坡圖書館裏遇見了誌摩。仔細一看，他的頭，他的臉，還是同中學時候一樣發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卻不同了，非常之長大了，和他並立起來，簡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樣子。
他的那種輕快磊落的態度，還是和孩時一樣，不過因為曆盡了歐美的遊程之故，無形中已經練成了一個長於社交的人了。笑起來的時候，可還是同十幾年前的那個頑皮小孩一色無二。
從這年後，和他就時時往來，差不多每禮拜要見好幾次麵。他的善於座談，敏於交際，長於吟詩的種種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個社交的中心。當時的文人學者、達官麗妹，以及中學時候的倒黴同學，不論長幼，不分貴賤，都在經他用了他那種濁中帶清的洪亮的聲音，“喂，老×，今天怎麼樣？什麼什麼怎麼樣了？”的一問，，你就自然會把一切的心事丟開，被他的那種快樂的光耀同化了過去。
正在這前後，和他一次談起了中學時候的事情，他卻突然的呆了一呆，張大了眼睛驚問我說：
“老李你還記得起記不起？他是死了哩！”
這所謂老李者，就是我在頭上寫過的那位頑皮大人，和他一道進中學的他的表哥哥。
其後他又去歐洲，去印度，交遊之廣，從中國的社交中心擴大而成為國際的。於是美麗宏博的詩句和清閑絕俗的散文，也一年年的積多了起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之後，北京變了北平，當時的許多中間階級者就四散成了秋後的落葉。有些飛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沒有見到的機會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黃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複在歧路上徘徊著，苦悶著，而終於尋不到出路。是在這一種狀態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頭，我又忽而遇見了誌摩。
“喂，這幾年來你躲在什麼地方！”
兜頭的一喝，聽起來仍舊是他那一種洪亮快活的聲氣。在路上略談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裏坐一會，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賚公司的輪船碼頭。因為午前他剛接到了無線電報，詩人太果爾回印度的船係定在午後五時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這老詩人的病狀的。
當船還沒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還不能夠交談的時候，他在碼頭上的寒風裏立著——這時候似乎已經是秋季了——靜靜地呆呆地對我說。
“詩人老去，又遭了新時代的擯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
因為太果爾這一回是新從美國日本去講演回來，在日本在美國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裏是不十分快活的；並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場重病。誌摩對我說這幾句話的時候，雙眼呆看著遠處，臉色變得青灰，聲音也特別的低。我和誌摩來往了這許多年，在他臉上看出悲哀的表情來的事情，這實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後的一次。
從這一回之後，兩人又同在北京的時候一樣，時時來往了。可是一則因為我的疏懶無聊，二則因為他跑來跑去的教書忙，這一兩年間，和他聚談時候也並不多。今年的暑假後，他於去北平之先曾大宴了三日客。頭一天喝酒的時候，我和董任堅先生都在那裏。董先生也是當時杭府中學的舊同學之一，席間我們也曾談到了當時的杭州。在他遇難之前，從北平飛回來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的，真真是偶然的，闖到了他的寓裏。
那一天晚上，因為有許多朋友會聚在那裏的緣故，談談說說，竟說到了十二點過。臨走的時候，還約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後會才茲分散。但第二天我沒有去，於是就永久失去了見他的機會了，因為他的靈樞到上海的時候是已經殮好了來的。
文人之中，有兩種人最可以羨慕。一種是象高爾基一樣，活到了六七十歲，而能寫許多有聲有色的回憶文的老壽星，其他的一種是如時賽寧一樣的光芒還沒有吐盡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寫許多文學史上所不載的文壇起伏的經曆，他個人就是一部縱的文學史。後者則可以要求每個同時代的文人都寫一篇吊他哀他或評他罵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橫的放大的文苑傳。
現在誌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詩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狀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認識他的人老老少少一個個都死完的時候為止。
往往，隻要仁慈友善就能將人從一個充滿恐懼、罪惡及疏離感的世界救起，並改變他的生活。
友善的話
——帕克
山卓出生時是個兔唇寶寶，對此，她十分在意，自卑的同時，她也怕其他人取笑或疏遠她。而五年級那年無疑是山卓最艱苦的一年，當學期即將結束時，山卓因擔心老師對她的評論而夜夜做惡夢。當那天終於來臨時，山卓緊張的強迫自己，走到老師的桌前接過成績單，打開後，山卓隻看到一個句子——“我多麼希望你是我的女兒。”
多年後，山卓回憶起這一段並說道，“明白了我尊敬的人愛我這件事，漸漸解開了我的自卑心結。”
往往，隻要仁慈友善就能將人從一個充滿恐懼、罪惡及疏離感的世界救起，並改變他的生活。有一次，我發現自己站在一個陌生城市的郵局前，我手中有三個箱子要寄，而且不久後還得趕搭飛機，這時一個男人走出郵局，他似乎發現了我的為難之處，走過來問我，“需要幫忙嗎？”之後，他幫我將箱子拿上階梯，並且替我放在走廊上。
我心中充滿了感謝，其實他根本不需要幫我，但他幫了，雖隻花了他幾分鍾的時間，卻使我有了完全不同的一天。此後，我也盡可能的對別人友善。
愛隻出現在我們給予的那一刻，雖然恐懼的心靈尖叫著：不可付出太多愛，否則我們將失去它，但愛從來不會太多，真愛會不斷繁衍，並回過頭來保佑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