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一個人接受道家的“屈從”，就像是醫生讓即將手術的病人放鬆心情一樣。他願意放鬆，但不知道如何才能放鬆。安詳、沉著、寧靜、歇息、平和、鬆弛——也許這樣的字眼能較好地表達我的意思，雖然它們也不完全恰當。無論如何，它們確實表明，畏懼、緊張、惱怒和不耐煩是承受和“屈從”的敵人，一個人必須能夠尊重他正在審查或學習的東西。一個人必須能夠信任他自己，甚至讚成他作為他自己的樣子，並在注視他作為他自己的時候感到很有收獲甚至很高興，即，看著他展現他的內在本性，不受觀察者的本性的幹擾和改變，不被侵犯。我們這個世界的很大部分可以說都是膽怯的(這裏所說的膽怯可以比為一個動物或一個孩子那樣的膽怯)，因此，隻有忘卻自己的觀察者才會讓人看到秘密。
觀察者和他所研究的大自然兩者之間的和諧，是東方的作家對觀察者所提出的要求。這裏的著重點有些不同，因為它的含意在於，觀察者自身是他所觀察的大自然的一部分。他適應，他順從，他很自在，他是場景的一部分而不是屏幕畫麵的旁觀者。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他像是在母親懷抱中研究他的母親。當然，破壞、改變、操縱和控製是驕橫而不合時宜的。對於一位科學家來說，支配自然並不是他和自然相處的唯一可能的關係。
西方往往在生活的某些領域中也能接受一種承受的、非幹預的態度，因此，我們至少能理解這裏所說的是什麼意思，能理解僅僅觀察和承受地專注是怎麼一回事。
例如，觀看藝術品和傾聽音樂。在這些領域中，我們不侵犯、不幹預。我們僅僅由於能承受，能順從，能溶化於音樂而得到享受，我們對它“讓步”，任它自由自在。我們也能吸收陽光的溫暖或在浴盆中吸收水的溫暖而不做任何幹擾的事。
當然，有些人是聽話的病人，能精確地遵循醫生和護士的囑咐。在性關係中，在分娩時，在撫養子女時，在伴舞時，是能夠順從的。我們多數人在取暖時，在美麗的河流或森林前，都能從被動的承受中感到幸福。因此，支配人的態度並不能讓你適應漠生的社會環境，也不能讓你與一個接受治療的患者建立良好的友誼。
因為某種原因，認識中的承受態度在教科書中討論的並不多，還沒有作為一種科學的技術看待，也尚未受到高度重視。這是很奇怪的，因為這樣一種態度在許多知識領域是非常需要的。我特別想到的是文化人類學家，臨床心理學家，習性學家，生態學家。概括來說，承受策略在一切領域裏都是有效用的。
危險的恩賜
幾十年以來，人們越來越多地注意到“常規”科學的缺陷和罪過。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的的分析外，人們幾乎一直忽視對於導致這些過失的根源的討論。其實，傳統科學特別是心理學的許多缺失的根源在於以手段中心或者技術中心的態度來定義科學。
所謂手段中心，指的是一種對待科學的傾向，認為科學的本質在於它的儀器、技術、程序、設備以及方法，而並非它的疑難、問題、功能或者目的。
簡而言之，手段中心將科學家與工程師、內科醫生、牙科醫生、試驗室技師、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家、機器看管人等等混淆了。
在思考的最高層次上，手段中心往往呈現為一種特殊的形態，即將科學與科學方法混為一談。如果著重強調精微、醇化、技術和設備的不同避免，通常會產生這樣一種後果：課題和一般創造性的意義、生命力以及重要性遭到降低。幾乎每一個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的學生都懂得這在實踐中意味著什麼。
實際上，無論一個實驗多麼無足輕重，但隻要在方法上令人滿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評。而一個勇於向理論基礎挑戰的、有突破意義的問題，由於可能會遭到“失敗”，常常尚未開始被檢驗就被批評所扼殺。
的確，科學文獻中的批評似乎通常隻是對於方法、技術、邏輯性等的批評。至少在我熟悉的文獻中，我想不起曾看過哪一篇論文批評另一篇論文無關緊要、過分瑣碎或者意義不大。
所以說，傳統上對學術論文的主題要求得並不高，隻要得體即可。總之，傳統科學論文無需再是對人類知識的新貢獻，隻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研究領域內的技術手段以及已經歸納好的資料，對於好的研究計劃的重要性通常並不予以強調。結果，顯然是完全沒有創造力的人也可能會成為“科學家”。
從較低層次來看，即在高中和大學學院理科教學中，也能看到類似的結果。學校鼓勵學生將科學與確定的設備操縱方法以及菜譜中的機械程度聯係起來。簡而言之，遵循他們的指導，重複他人的發現。人們無法區別科學家、技術員或者科學書籍讀者。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論點並沒有貶低方法論的重要性的意圖，隻是想進一步強調：甚至在科學中，手段也很可能與目的混淆。實際上，隻有科學的目標或者目的使方法論顯示出重要性和合理性。有作為的科學家必須關心自己的方法，但前提必須是它們能夠幫助他達到自己合理的目的——解決重要的問題。如果哪位科學家一旦忽略這一點，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說的那種整天擦亮眼鏡但卻不用眼鏡看東西的人。
手段中心的一個危險後果是：通常被推至科學的統帥地位的人是技師、“設備操縱者”，但絕不是“提問者”和解決問題的人。我不想製造一個極端的、不真實的分界線，隻是要指出隻知道怎樣做的人和除此之外還知道為什麼而做的人之間的區別。前者總是有一大批，他們必然是科學界的牧師，禮儀、程序或者儀式方麵的權威。這種人在過去不過就是製造點麻煩。不過，現在科學已成為國家和國際上的策略問題，因此，他們也就很可能會成為一個有作用的危險因素。這種傾向顯然是很危險的。因為外行人理解操作者比他們理解創造者和理論家要容易得多。
手段中心的另一個強烈傾向是不分青紅皂白地過高看重數量關係，並且將它視作目的本身。這是因為以手段為中心的科學過於強調表達的方式，而忽略表達的內容。於是，形式的優美和精確便與內容的中肯和豐富對立起來。
持手段中心論觀點的科學家的特點是，使問題適合於自己的技術，而不是使技術服務於問題的解決。他們通常這樣發問：用我現在掌握的技術和設備可以進攻哪些課題呢?而不是這樣向自己提問：我可以為之奉獻精力的最關鍵、最緊迫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不是如此，又如何解釋下麵的現象呢：大多數科學家將畢生精力投注在一個狹小的區域內，這個區域的疆界不是由關於世界的一個根本問題來劃定的，而是由一件設備或者一種技術的局限性來劃定的。也就是說，這類科學家傾向於做那些他們知道如何做的事，而不是做那些他們應該做的事。
在心理學中，很少有人會體會到“動物心理學家”或者“統計心理學家”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隻要能夠分別使用自己的動物資料或者統計資料就不在乎它們是否能解決任何問題的人。
這最終會使我想起一個有名的醉漢，他不在丟失錢包的地方找錢包，而是在路燈下尋找錢包，理由是：“那兒光線好。”或者，像另外一個醫生那樣，他使自己的病人大為憤怒，因為他隻知道一種治病的方法，用唯一的藥方對付所有的疾病。
手段中心論最有害的作法就是將科學分成等級。在這個等級中，物理學被認為比生物更“科學”，生物學又比心理學更“科學”，心理學則又比社會學更“科學”。這樣的等級完全依據技術的完美、成功和精確度設想出來的。
以問題為中心的科學是不會提出這樣的等級的，因為根據它的觀點，在某種本質上，決不會有人認為失業問題、種族偏見問題、愛的問題，不如星體問題、鈉的問題或者腎功能的問題重要。
手段中心論的弊端就是過於機械地劃分科學的各個領域，並且在它們之間築起銅牆鐵壁，使它們分屬的疆域彼此分離。當有人問J.洛布他究竟是神經病學家、人學家、物理學家、心理學家還是哲學家時，他隻回答說：“我不屬於任何獨立領域，我隻是解決問題。”
假如科學界有更多像洛布這樣的人就好了。但是，我們迫切需要的這些特性卻遭到這樣一種哲學的明確抵製和幹擾：要使科學家成為技師或者專家，而不是成為富有冒險精神的真理追求者，即成為懂得什麼的人，而不是思考什麼的人。
如果科學家將自己看作是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人，而不是專業技術員，那麼就會有一股洪流湧向最新的科學尖端，湧向那些我們本應了解最多然而實際上卻了解最少的心理學和社會學問題。為什麼很少有人探索這些領域呢?從事心理學問題研究的科學家與從事物理學和化學研究的科學家的人數相差懸殊，這種現象到底是怎樣產生的?讓1000個頭腦敏捷的人專注於生產更先進的炸彈(就算包括更好的青黴素)，或是讓他們去研究和解決民族、心理治療或者剝削的問題，兩者哪個於人類更有利呢?
總之，手段中心論是科學家與其他尋求真理的人之間以及他們理解問題和尋求真理各種不同方法之間的一道鴻溝。如果我們為科學所下的定義是尋求真理，頓悟和理解、關心重要問題，那麼就很難將科學家與詩人、藝術家以及哲學家區分開，因為他們關心的可能是同樣的問題。
但是，最後還應做一個語義學上的區別，而它必須主要以預防錯誤的方法和技術的不同為根據。然而，假如科學家與詩人、哲學家之間的界線不像“常規”這樣不可逾越，這顯然有利於科學。
手段中心論僅僅將它們歸於不同領域，問題中心論將它們考慮為互相幫助的協作者。許多非常敏銳成績卓越的科學家的個人經曆表明，後一種情況較前一種更接近真實，而且很多大科學家本身又是藝術家和哲學家，他們從哲學家那裏獲得的營養決不低於從自己的科學同行那獲得的營養。
手段中心論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出現一種科學的正統，而且會由此產生一種異端。科學上的問題和疑難幾乎極少可以公式化分類或者歸入係統。過去的問題成了現在的答案，而將來的問題尚未出現。而且，有可能用公式表達過去的方法與技術並將它們分類。
於是，這些公式就被稱作“科學方法的原則”，它們被奉為經典並罩上傳統、忠實和曆史的光環，並且通常具有束縛的作用，而不僅僅具有啟發和幫助的作用。在缺乏創造力、墨守成規和謹小慎微的人手中，這些“原則”實際上就是要求我們隻按照先人解決他們的問題的方法來解決我們今天麵臨的問題。
這種態度對於心理和社會科學特別危險。要做到絕對科學必須遵循如下命令：請采用自然科學和生物科學的技術。
在許多心理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中間就出現了模仿舊技術的傾向，而不是去發明或創造新技術以滿足客觀現實的需要。於是，他們的發展程度、研究的問題、他們掌握的資料卻與自然科學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因此新的技術是必不可少的。
在科學中，傳統是個危險的“恩賜”，而忠誠則是絕對危險的冒險。
不值得做的事情
阻礙新技術的發展是科學正統觀念的主要危險所在。假如科學方法的原則已經公式化，接下來要做的事就是應用它們。進行研究的新方式或新方法必然是可疑的，它們經常受到敵視，比如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學，羅夏測驗。此種敵意的產生，也許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新的心理科學和社會科學所需要的關於同時並存、相互關聯的邏輯推理和數學尚未發明出來。
一般來說，協作是推動科學發展的永久動力。否則，有局限性的個人怎能作出重要的、甚至偉大的發現?如果協作消失，那麼發展往往會突然停滯不前，除非出現某個不需要幫助的天才。
正統觀點意味著拒絕幫助異端。既然正統和異端領域中都很少有天才，這就意味著，隻有正統科學能夠持續地、平緩地發展。我們可以想象，異端論點在長期的令人厭煩的忽視和反對中受到阻礙，然後突然衝破障礙(假如它們是正確的)，繼而變成正統觀點。
手段中心論滋養的正統觀念還具有一種更為嚴重的危險，即對於科學的範圍加以越來越多的限製。正統觀念不僅阻擋新技術的發展，往往還阻擋許多問題的提出。根據的是，人們滿可以認為這樣的問題用現有的技術不能解決，比如，關於主觀的問題，關於價值以及關於宗教的問題，正是這種愚蠢的根據導致了那種沒必要的認輸。那種自相矛盾的說法和那個“非科學問題”的概念，仿佛有什麼我們既不敢問也不敢解答的問題。
的確，任何讀過並且懂得科學曆史的人，都不敢說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他隻敢說有尚未解決的問題。依照後一種說法，我們的行動就有了明確的動力，它會推動我們進一步發揮獨特的創造力。
如果我們的頭腦裏想著這樣的問題：“我們用己經了解的科學方法可以幹些什麼?”那麼，我們就隻有作繭自縛，在人類興趣的廣闊領域中畏縮不前。這種思想會走向令人難以置信的危險的極端。
舉個例子，議會試圖建立一個全國研究基金會，在討論中，竟有許多物理學家建議，所有心理科學和社會科學不得享受基金會的利益，理由是這些學科不夠“科學”。
假如不存在對精微而尖端的高技術的尊重，假如完全忽視科學提問的本質以及來源於人類價值觀和動機這個事實，那麼，還會有什麼理由來提這樣的建議呢?作為一個心理學家，我應該怎樣解釋我的物理學家朋友們的這種嘲弄呢?我應該考驗他們的技術嗎?但它對於我的問題毫無用處，也不能使心理難題得到解決。
或許這些問題不應該得到解決?要不，科學家應該完全退出這個領域，把它還給神學家?或者是真的存在某種出於個人的嘲笑吧。那麼，它是否暗示心理學家愚蠢而物理學家聰明?這種本身並不可能的說法的依據是什麼?是印象嗎?那麼，我必須談談我的印象，哪個科學團體中都有蠢人，誰也不比誰多，不比誰少。然而，哪種印象更有根據呢?
我認為隻能說他們暗暗將技術置於首要位置——也許隻給技術以這樣的地位，否則，我實在找不到其他可能的解釋。
以手段中心為根基的正統觀念鼓勵科學家保持“安全、明智、穩妥”的風格，而不是“大膽勇敢”。它使科學家的事業仿佛是在平坦的土地上一寸一寸真誠地向前移動，而不是在未知領域中開辟新徑。它使人對於未知事物持保守而不是進取的態度。它往往使科學家成為定居者，而不是開拓創新者。
應當把科學家擺放在未知、朦朧之中，使其麵對難以應付的未知的事的這樣一個正確的位置。注意問題的科學家每當需要時，就主動處於這樣的位置。注重手段的態度將使他偏離這個位置。
過分強調手段和技術促使科學家認為：他們經自己的實際狀況多了一些客觀，少了一些主觀，他們不關心價值。
手段在道德上是中立的，疑難和問題則未必如此，因為它們遲早會招致關於價值的難以調解的爭論。回避價值問題的一個方法就是不強調科學的目標，而強調科學的技術。
的確，科學手段中心傾向的一個主要依據似乎可能就是竭力追求盡可能的純客觀性。
但是，在這裏我們需要特別提起注意的是，我們已經確認科學永遠不可能是客觀的，也不可能完全獨立於人類的價值。而且，科學是否應努力作到絕對客觀(而不是人類可能達到的客觀)，甚至也很值得討論。
在此，所有錯誤證明了忽視人性的缺點的各種危險。神經病患者不僅為其徒勞的努力付出了具大的主觀上的代價；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思想能力同時漸漸變得越來越差。
由於這種想象中的對於價值的獨立，價值的標準變得越來越模糊了。假如手段中心論哲學非常徹底(實際上它們很少如此)，假如它們完全始終如一(實際上它們不敢這樣，因為它們害怕得出明顯愚蠢的結果)，那麼就不會有辦法去作重要試驗與不重要的試驗，有的隻可能是在技術上成功和失敗的試驗。如果隻使用手段標準，那麼最無價值的研究就會受到與最富有成效的研究同樣的重視。
當然，實際情況並沒有這樣極端，這隻是因為使用了不同於手段中心的尺度與標準。雖然這種錯誤很少以明顯的方式出現，但是它的確經常以不太明顯的方式存在。這一點可以在科學曆史中得到證明，不值得做的事情決對不值得把它做好。
如果科學是一整套規則和程序，那麼它與國際象棋、煉丹術、牙科醫生的行業以及防護學沒有任何差異。
丟掉“對溫情的禁忌”
盡管科學會給人類帶來種種益處，但仍有些人會反對它，甚至於達到仇恨的程度，如非科學家、詩人、宗教家、藝術大師和普通人。對於他們眼裏的科學，他們有一種畏懼甚至仇恨的看法。他們往往覺得科學是對每一件他們認為神奇和神聖的事物的一種威脅，對每一種美的、崇高的、有價值的和激起敬畏感的事物的一種威脅。他們有時把科學看作是一種汙染劑、一個掠奪者、一種削弱的力量，而他們的思想卻使生活變得蒼白、暗淡和機械化，奪去了生活的色彩和歡樂，把一種偽造的確定性強加於生活。
看一看一般高中學生的思想，這就是你能看到的畫麵：女孩子一想到和一位科學家結婚就會發抖打顫，似乎他是某種可敬的怪物。甚至當我們解決一般人頭腦中的某些誤解時，如他混淆了科學家和技術專家，他未能在“革命科學家”和“常規科學家”之間做出區分，或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有所分辨，甚至這時仍然不能消除某些有理由的抱怨。
據我所知，這一把去聖化作為一種防禦需要的問題，科學家自己還沒有討論過。
我覺得，科學和每一科學的活動似乎都能夠而且常常被一個被歪曲的、弄得狹窄的、無幽默感的、反性化的、反感情化的、去聖化和反淨化的世界觀作為一種工具利用。這一去聖化能夠被利用作為一種防禦手段，反對被感情特別是謙卑、尊敬、神秘、驚奇和敬畏的感情所淹沒。
下麵就讓我用親身經曆過的事情來說明我的意思。那時我正在讀醫學院，並不自覺地認識到有這樣的問題，但回顧時似乎很清楚的是，我們的教授們幾乎都有意力求“硬化”我們，教我們以一種“冷靜的”、非感情的方式對待死亡、痛苦和疾病。
我所見的第一次手術可以說是一個力圖去聖化的典型例子，即在神聖的事物麵前去掉敬畏、隱秘、懼怕和退縮的意識，在驚人的景色麵前去掉謙卑的意識。
一位婦女的胸部要用一柄電刀局部截除，電刀燒穿截除部位。當炙燃肉塊的芳香氣味溢滿室內時，做手術的醫師對他的切除方式做出毫不動心的“冷靜的”和隨便的解釋，全不注意患者在痛苦中衝出屋子。然而醫師卻把那塊肉從空間拋出，噗通一聲掉落在對麵地板上，它已經由一個神聖的東西變成了一塊被丟棄的肥肉。
自然，沒有眼淚、祈禱、儀式或任何禮節，像在大多數文字前的社會中肯定會有的那樣，有這一切都是以一種純技術的方式處理的——無感情的，平靜的，甚至略帶傲慢的色彩。
然而，我第一次被領到手術室，第一次聽到讓我解剖死者時，那氣氛也與這沒有任何區別。於是，我不得不自己詢問死者，弄清他是一個伐木者，在一場爭鬥中被殺害。
我不得不像任何別人一樣學會如何處置他，不是作為一個死人，而是作為一具“屍體”，沒有任何禮儀地處置他。對於幾隻狗也同樣如此，那是在我們完成表演和實驗以後不得不在生理課堂中殺死的。
醫學院新生們自己也力求使他們的深沉情感變得可以排遣和可以控製，抑製著他們的畏懼、他們的同情、他們的溫情，在赤裸裸的生命和死亡麵前的敬畏，在他們完全和驚恐的病人打成一片時的同情的眼淚。
由於他們是青年，他們是以年輕人的方式這樣做的。例如，坐在一具死屍上並吃著一片三明治照一張像；偶而在餐桌旁從公文皮包中拉出一隻人手；拿人身幽隱處作為醫學話題的笑料等等。
這種對抗恐怖的頑強、隨便、不動感情和掩蓋著它們的對立麵顯然被認為是必需的，因為溫情可能幹擾醫師的客觀性和無畏態度。我自己常常懷疑這一去聖化和反淨化是否真正必需。
至少有可能的是，較多牧師般和較少工程師般的態度也許更有助於改善醫學訓練，或至少不致於把“較溫柔的”候選者逐出醫門，可能這種“頑強”訓練對於外科是必需的，那是可以商榷的。
但對於一位心理醫師呢?一位“人際認識者”難道不需要關心和愛嗎?顯然那是一種反心理學的訓練!在此，我們還必須進一步討論一個隱含的設想，情感不一定是真理和客觀的敵人，有時它是，有時它不是。
另外，還有一些人把去聖化作為他們的防卸手段。我們都熟識那樣的人，他們不能忍受親密、誠實、無防禦，他們對親密的友誼深感不安，他們不能愛或被愛。避開這種打擾人的親密或美是一種常見的解決辦法，或保持“距離”，甚至離開一臂遠。
或者最後可以抽去它的主要內容，剝去它打擾人的特性，弄成不自然的。例如，純潔可以說成是愚蠢，誠實可以稱為容易受騙，坦率變成缺乏常識，慷慨被貼上無主見的標簽。
前者使人不快，後者不致如此而且容易對付。請記住，實際上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對付”偉大的美或耀眼的真理或完善或任何終極的存在價值，我們能做的一切不過是沉思，感到歡樂，“有趣”，激發愛慕之心，等等。
隨著對“反向的價值”對真、善、美、完善、秩序的深入研究，我大都發現這些最高的價值往往能使人更意識到他自身內和這些價值對立的每一事物。許多年輕人覺得和一個不太漂亮的女孩相處更自在，美麗的姑娘容易弄得他自慚形穢、靦腆、笨拙、自卑，似乎他是站在某一皇族或神的麵前。去聖化能成為一種防禦手段抵製對搖搖欲墜而急需保衛的自尊的不斷衝擊。
在臨床醫師看來同樣明顯和同樣熟悉的是，某些男子沒有能力和一個姣好或美麗的女子性交，除非他們首先使她受到屈辱或至少弄得她不再是一位女神。男子在性行為中會把他的角色等同於肮髒的插入動作或支配動作，但他很難對一位女神或聖母或女祭司——很難對一位神聖的、可敬畏的教母做出這樣的行動。因此，他必須把她從高高在上的座位上拖下來，拖入肮髒人的世界，使他自己成為主子，或許以一種無故施虐的方式提醒自己，她也要拉屎、撒尿、出汗等等，或她是可以用錢買來的，等等。於是，他不再需要尊重她；他解脫了敬畏感，解脫了溫柔、崇拜、褻瀆或自卑感，不再像一個嚇壞了的小男孩那樣覺得自己笨拙、不般配了。
動力心理學家研究較少，但或許也很常見的一種現象是女方對男方的象征性閹割。當然，這至少在我們的社會中是人所共知的廣泛發生的現象，但它常常被賦於或者是純粹社會學的或者是純粹弗洛伊德學說的解釋。也很有可能是為了去聖化和反淨化而“閹割”男方，就像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之妻，以凶悍潑辣著稱，她對蘇格拉底的撒潑也可能是為了防禦她對蘇格拉底的極度敬畏感會把她自己淹沒。
從這樣的觀點看，我們常常認為是一種“解釋”的東西與其說是一種理解的努力或理解的交流或充實理解的努力，不如說是一種抑製敬畏、讚歎和驚奇的努力。看到雨後彩虹，十分激動的孩子可能會聽到大人以一種略帶輕蔑和揭穿真相的口吻說：“哦，那不過是水珠把白光分成了彩色，就像棱鏡的分光作用那樣。”這能貶低經驗的價值，類似以勝人一籌的態度嘲笑孩子和他的幼稚。它能具有扼殺經驗的作用，使經驗較少可能再次到來或表露出來或受到認真對待；它能使生活失去敬畏感和驚奇感。
我發現這也適用於高峰體驗。高峰體驗很容易而且常常被“解釋掉”，卻不能被真正解釋明白。我的一個朋友，在手術後的寬慰和沉思中忽然閃現一個經典式的重大啟示，深刻而震撼人心。他的意外發現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過後我想到這種體驗可能為我打開極佳的研究前景。我問外科醫師是否其他病人手術後也有這樣的洞察。他漫不經心地說：“哦！是的！Denlerol(一種止痛的商標)你知道。”
自然，這樣的“解釋”對於經驗本身的內容說明不了什麼，和引爆器說明不了爆炸的效應一樣。而這些毫無意義的解釋本身必須得到理解和解釋。
簡化的努力和“不過如此”的態度也需要解釋。例如，“一個人實際不過是24元藥品的價值”；“吻是兩個胃腸道上端的並列”；“一個人等於他所吃的東西”；“愛是對於你的心上人和其他姑娘之間差別的誇張”。我有意選錄這些少年男孩的例子，因為我相信這是去聖化作為一種防禦手段的最高利用。
這些男孩力圖成為強硬的或“冷靜的”或“長大成人”，就不得不向他們的敬畏、謙卑、愛、溫柔、以及同情和他們的奇跡感宣戰。他們這樣做，把“高的”拉下來，拉到“低的”地方，拉到他們覺得是他們自己所在的地方來。這些“觀念論”的年輕人不停地奔忙，向他們的崇敬衝動作戰，力圖貶低神聖的東西，褻瀆每一件事物，像“正常”成年人的所為。
一般原子論的分解技術等等也可能用於同樣的目的。你想說一朵美麗的花或一隻漂亮的昆蟲或一首精彩的詩等等的麵前避免吃驚，避免自慚或產生無知感，辦法很簡單，隻要把它劈開，並再次感受到自己有本事。歸類、分類、劃分範疇、製定規程一般也是如此。這些也是使可敬畏的事物世俗化、便於處理和日常化的方式。任何能回避整體性的抽象形態都可能服務於同一目的。
因此，我們必須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否科學或知識的根本性質在於它必須去聖化？或在現實的領域中是否有可能把神秘的、引起敬畏的、存在幽默的、震撼情感的、美麗的、神聖的事物也包括在內？假如可以承認它們的存在，我們怎樣才能取得對它們的認識？
在外行人眼裏，使生活去聖化是科學家的必然責任。這種看法通常是錯誤的，他們對於最優秀的科學家研究工作的態度有誤解。這種態度的“統一”麵——同時領悟神聖的和世俗的生活——太容易被忽略，因為大多數科學家都羞於表現出這一點。
客觀實際的情況又是如何的呢?事實上，真正優秀的科學家往往確實以熱愛、獻身和克己的態度研究他的工作，似乎他正在進入一個神聖的殿堂。他的確達到對自我的超越——完全的忘我精神；他的態度確實可以稱為一種“宗教式”的——具有絕對真誠和全麵真理的品德，而他的激動或高峰體驗，在他所研究的偉大神秘現象麵前時時由於敬畏、自卑和自覺渺小而戰戰兢兢——所有這些也可以稱為神聖的。這不經常發生，但它確實發生而且有時是在外行人難以鑒別的情況下發生。
從某些科學家那裏誘出這種隱秘態度是很容易的，隻要你設想它們存在並嚴肅對待。假如科學能丟掉這一非必要的“對溫情的禁忌”，科學將較少被誤解並將在它自己的領域內發現較少需要去聖化和僅僅進行褻瀆活動。
我們也能從自我實現的、高度發展的人那裏學到許多東西。他們的眼光長遠；他們的思維邏輯廣闊；他們能以一種更廣泛包容和整合的方式看問題；他們告訴我們，在謹慎和勇敢、行動和沉思、活力和思辯、堅強和溫情、認真和奧林匹斯式的幽默等等之間並沒有真正的對立。這些都是人的特性，它們在科學中都有用。在這些人身上沒有必要否認超越性體驗的真實或把這樣的體驗看作是“非科學的”或反理智的。也就是說，這樣的人覺得不需要否認他們更深層的情感。
的確，我的印象是，如果有什麼可說的話，那就是他們更傾向於享受這種體驗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