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員俸祿大致有三大組成部分：其一，正俸，什麼官、什麼級別開多少薪水；其二，津貼，如祿粟、職錢、職田（根據職位高低分給田地不等）、馬料（類似車補、油補）、茶湯錢、公使錢（類似招待費）等；其他福利，如冬春工作服、隨從人員衣服、綾、絹、冬棉、茶、酒、廚料、柴火、米麵、牛羊等。《宋史·職官誌》載：包拯（時任權知開封府事，相當於首都的市長）年收入為大米2180石、小麥180石、綾10匹、絹34匹、羅兩匹、綿一百兩、木炭15枰（每枰15斤）、柴禾240捆、幹草480捆。這些實物折算成錢，包拯年薪約為21878貫銅錢，相當於人民幣大概1000多萬元。北宋官員工資已經非常高，但每逢過節、皇帝生日、大臣致仕或死亡、皇帝駕崩等等，朝廷會額外有所表示，總稱“郊賜”，其中包括賞錢、恩蔭等等。錢財不定額，有多有少，但趙官家出手絕不會寒酸。
趙匡胤喜歡在禦花園打鳥，玩得正興頭上，大臣有緊急政務稟報。趙匡胤急忙召見，結果是一件平常事，龍顏不悅。大臣認為這事遠比打鳥重要。趙匡胤抄起隨身攜帶的玉斧打掉大臣兩顆門牙。大臣不聲不響地找到門牙揣在懷裏。趙匡胤問他，你撿牙齒難道要起訴我嗎？大臣答道，臣不能起訴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趙匡胤“轉怒為喜”，賜金帛若幹。
《涑水紀聞》記載的這則故事說明了皇帝對個別臣子的賞賜充滿隨機性和不確定性。然而大型郊賜每三年一次，時間固定，錢財非常豐厚，猶如單位發放福利。郊外祭天樞密使賞賜銀帛四千兩、宰執三千，以此類推。李符為三司使，賜銀三千兩。李沆、宋湜、王化基初為右拾遺（皇帝顧問），各賜錢三百萬。楊徽之遷侍禦使，賜錢三十萬。魏廷武為轉運使，賜錢五十萬。宋摶為國子博士，賜錢三十萬等。真宗時雷有終平討四川王均之亂，賞錢兩千貫。
北宋曆史中曾有七次財政記錄，三次盈餘、三次赤字、一次盈虧持平，其中郊賜費用占了很大的比例，這是官員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拿錢機會，絕不怕監察機構盤查，拿得絕對心安理得，沒有人會拒絕白給的金銀財帛。正所謂天下熙攘利來利往，讀書人入仕的初級目標正是發家致富。京城的繁華，有著得天獨厚的政治優勢，《宋史·食貨誌·會計》：至道末，天下總入緡錢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三歲一親祀郊丘，計緡錢常五百餘萬，大半以金銀、綾綺、絁綢平其直給之。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而贏數不預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上寶冊又增二十萬。丁謂為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以獻，林特領使，亦繼為之。凡舉大禮，有司皆籍當時所費以聞，必優詔獎之。皇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預焉。
吸引著所有人前來闖蕩碰運氣。新科進士自然明白這一點。見的人多，識的人廣，思維開闊，對待仕途的看法也為之一新。一名新科進士，隻有在中央工作才有可能趕上官方發放的巨額福利。在地方工作，年節時候組織上最多給幾鬥米意思意思，難有如此闊綽的紅利。上述表格中顯示太宗時郊賜錢財已達到了國庫收入的四分之一。大員因此缽滿盆圓，分到新科進士頭上屬於杯水車薪，但這點“薪”足以令新科進士們歡欣鼓舞，令在外為官的同事們垂涎三尺。
當然，有的官員選擇寧做雞頭不為鳳尾，寧可在偏遠地區做一個說了算的“雞頭”，也不在京師做毫無實權的跟班，大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魄。這句話放在官場裏完全行不通，雞頭終究是隻雞，什麼時候才能飛上枝頭變鳳凰？終老閭裏，造福一方，恐怕不是士大夫們的理想，更不是為官的終極目標。鳳尾雖是尾巴，但畢竟長在鳳凰身上，象征高貴的身份不會改變，留在朝廷的優勢顯而易見。就好像籃球場上的得分後衛通常選擇突破，殺入籃下上籃得分，距離籃筐愈近命中率愈高，得分也就愈高。因此，留在朝廷無論在政治上與生活上都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
所以，郊賜才是官員寧可留在中央做“鳳尾”的首要原因。
4.新科進士是最好的政治出身
北宋有四個首都：東京汴梁開封府（今河南省開封市）、西京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陽市）、南京應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開封是首都，其他三座城市為陪都。當時開封人口超過100萬，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世界之最。十萬以上人口的城市有今洛陽、杭州、揚州、成都、廣州、福州、商丘。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也不過十幾萬人口。《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夢粱錄》等史料記錄了北宋開封和南宋臨安的高度繁榮情況，今日現代社會的很多生活都可以在宋朝找到源頭，譬如城市格局、商業信貸、商品一條街、博覽展銷會、夜市、二十四小時夜店、演藝廣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