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一出來，牽扯到了三方麵的利益關係。先是以蔣之奇為馬前卒的濮議之爭失敗的一方，也就是呂誨、彭思永、司馬光一派；其次，歐陽修、吳充受害方；再次，帝國最高領導宋神宗。宋神宗時年二十歲，剛剛接班上位，在朝廷的政治地位並非十分穩固。這件事如果處理不好，會影響到他在朝廷中的威望。從他這裏來看，這件事已不單單是歐陽修的道德的問題，而是朝臣給新皇帝來了一個下馬威。蔣之奇言之鑿鑿，有禦史中丞彭思永做證，導致了這個問題進一步的麻煩。歐陽修一方激烈反對，並且強烈抗議，雙方各執一詞，這就需要老板出來裁奪。擺在宋神宗麵前的有兩條路，要麼妥協，要麼追查到底。妥協了呂誨、司馬光一派，隻有犧牲掉歐陽修的利益，但這並不等於朝臣從心裏接受了宋神宗。如果宋神宗稀裏糊塗地處理歐陽修，日後事情真相浮出水麵，歐陽修沒這事兒，滿朝文武怎麼看你？你的臉往哪兒放？這麼簡單的事兒都處理不明白，大宋帝國由你來執政，誰能放心得下？如果保住歐陽修，勢必得罪呂誨、司馬光一方的官員，那將是一股很強大的力量，怎麼選擇都是個兩難的問題。
宋神宗征求了朝中大臣們的意見，天章閣待製孫思恭認為，歐陽修極其注重名節，與兒媳婦有染純屬無稽之談。為官一輩子，一大把年紀了，人老了特別注重名節，尤其像歐陽修這種在文壇圈子裏有影響力的人物，不可能犯那麼低級的錯誤。宋神宗綜合了各方意見，秉公處理，當麵質問蔣之奇，叫他說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蔣之奇不清楚，隻好說他是聽禦史中丞彭思永說的。再問彭思永，他隻得承認是道聽途說。宋帝國的監察大員，聽說了副宰相捕風捉影的花邊新聞，竟然拿來進攻政敵，隻能對他們表示遺憾了。
這件事的真實情況是這樣的，歐陽修與兒媳婦有染事件背後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他小舅子薛良孺。薛良孺收受某官員賄賂，在朝中保舉該官員升官。這一不恥的行徑被朝中大臣彈劾，鐵證如山下，薛良孺表示願意接受朝廷的處罰。其實沒多大事兒，隻是中書宰執要看一下歐陽修的態度。一句話的事兒，隻要歐陽修說話了，文壇領袖的麵子大家還是會給的。哪知道歐陽修來了個大義滅親，稱不能因為裙帶關係使薛良孺逃避處罰。宰執們滿足了他的願望，薛良孺被免職。歐陽修就這脾氣，沒辦法。薛良孺越想越氣，到底是不是親姐夫，沒見過這麼辦事兒的。不幫忙也就罷了，居然落井下石。憤恨當頭的薛良孺喪失了理智，直接捏造歐陽修與兒媳婦有染的謠言，散布於市。以訛傳訛，添油加醋，副宰相歐陽修的花邊新聞鬧得滿城風雨。這就給濮議之爭失敗的那些政敵們提供了良好的借口，集賢院校理劉瑾與歐陽修政見不合多有摩擦，劉瑾有意無意地在監察禦史官員麵前散布歐陽修的新聞，禦史中丞彭思永聽說後，就把謠言告訴了殿中侍禦史蔣之奇。蔣之奇正好要與歐陽修劃清界線，就決然地反咬了一口。
宋神宗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接下來很好處理了，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蔣之奇、彭思永利用道德作為進攻武器，宋神宗同樣也利用道德進行反擊。彭思永身為禦史中丞公然汙蔑副宰相，蔣之奇作為殿中侍禦史，還是歐陽修提拔起來的，有嚴重的以德報怨的道德缺失。處理結果，彭思永、蔣之奇免職，趕出京師，貶為地方官員。朝廷還歐陽修、吳充清白。宋代有“不殺士大夫及言事者”的祖製，對犯錯誤的官員大致有三種處理方式：第一是貶謫，譬如蔣之奇屬於貶謫降職處理，錯誤程度算輕微的，嚴重的削職為民，剝奪政治權利。第二是編管，即編錄名集進行管製，相當於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反省。適用於犯了大錯誤但罪不至死的政治犯，朝廷把這部分官員在編管地點統一管理，限製人身自由。什麼時候能夠重回朝野進入仕途？一看反省的態度，二是祈禱皇帝趕緊駕崩，新君登基大赦天下，態度好點的估計有戲。第三是最嚴重的流放，被流放的官員並非犯了彌天大罪，而是政治集團鬥爭的必然結果，譬如文壇巨星蘇軾晚年被流放嶺南。
歐陽修經過這麼一折騰，年歲也大了，精力不夠旺盛，沒心思做官，幾次上疏請求外調工作。宋神宗批複，所請宜不允。歐陽修感覺到他雖然再一次贏得了勝利，但今後在朝廷的日子不好過。宋代官員栽贓有一套，在沒有視頻、圖片的技術支持下，完全可以達到相同的目的。蔣之奇、彭思永失敗了，他們兩人在利用道德的時候，未曾想到丟官是道德的反撲，一個很奇怪的邏輯再次出現。大家在道德上繞來繞去，你利用它進攻，我利用它防守，最終的目的隻有一個，幹掉政敵，使其丟官。
6.“道德戰”中的防守與反擊
《夷堅誌》記載了一段關於南宋理學家朱熹的故事。朱熹任提舉浙東路刑獄的時候，與時任台州知州的唐仲友發生了衝突。朱熹彈劾唐仲友“八宗罪”，其中包括違法擾民、貪汙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等等，反正沒一樣好聽的。唐仲友不甘示弱，也彈劾他，兩人掐了起來。這件事背後屬於學術之爭，唐仲友是當時的著名學者、“金華學派”創始人，學術思想上繼承了王安石新學，與陳亮、葉適的事功學為同一格調，從而與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產生了嚴重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