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罷免主要有三種情況，其一，是各個政治集團角逐鬥爭的結果；其二，皇帝受到利益集團訴求導致的輿論壓力；其三，宰相行事與領導有抵觸，失寵於君。不管怎麼說寇準再一次失敗了，南人宰相王欽若全麵勝利。《羅織經·製敵》：“名為虛，智者不計毀譽；利為上，愚者惟求良善。”王欽若充分發揮了這一條，一旦鬥爭開始即是賭局的開始，仕途與生命是雙方的賭注，有時候甚至分不清楚正義還是邪惡，唯有利益至上。鬥爭過程中有智慧的人不會計較他人對自己的毀謗或稱讚，不管用什麼手段和方法，爭奪利益才是關鍵，愚蠢的人才會在乎那些善良的虛名。
寇準離開朝廷時四十五歲左右，還很年輕，所有人都有一個疑問，他能否重回朝廷再登相位？答案是肯定的，神奇的寇準再次殺了個回馬槍，因為他終於改變了。先是寇準在地方做官終日飲酒作樂借酒消愁，排解罷相的苦悶。經過了一段時間，終於有所省悟。彼時曾兩度為相，現如今年齡優勢尚在，還有機會重回中央。景德四年（1007年）二月戊寅，刑部尚書知陝州的寇準來朝，宋真宗向他伸出了橄欖枝。然而這一次的好運與寇準擦肩而過，他在京城逗留了十餘日，最後沒有結果，隻好還任了。想必有人在宋真宗耳邊說了壞話，致使寇準的希望瞬間破滅。曆史無數次地證明了官場的規矩：人緣差，混不開。寇準剛愎自用的性格使得他的人品差到君子與小人皆忌的地步，關鍵時刻副作用出現了。說到底是寇準不會“治下”，當他身居高位時不清楚如何處理與下屬的關係。《羅織經·固榮》雲：“榮所眾羨，亦引眾怨。示上以足，示下以惠，怨自削減。”當一個人受領導重視之際，勢必引來眾人的怨恨，這就需要給下屬以寬慰，最佳方法即施以恩惠，怨恨自然而然會有所減少。可是寇準在相位上這麼做的時候並不多，反而霍霍磨刀四處樹敵，所以這一次吃虧了。宋真宗本想用寇準，不清楚誰說了壞話，此事泡湯。
寇準失意地離開京城回到任上，經過反思，開始為自己重回中央執政努力，六個字--抓政績、拍馬屁。寇準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行政特長，在地方上加強治安，給皇帝一份滿意的答卷，並從請封禪。宋真宗受到王欽若、丁謂等人攛掇，大搞祥瑞迷信活動。寇準厚臉皮懇請陪皇帝封禪，準奏，從封泰山。寇準這次工作效果不錯，封禪結束後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在地方工作期間寇準幹出了一番政績，當地路不拾遺，地方治安效果良好，到了“獄空”的程度，寇準得以重回中央。宋真宗幸亳州時，他作為東京留守看家，這是一個良好的信號，預示著寇準將重新登堂入室。果然半年後，寇準擢為樞密使、同平章事。
寇準經過了七八年的努力重回中央執政，這一次他能夠再度進入決策層，主要在於宰相王旦的推薦。王旦與寇準是同年，同一屆的科舉進士。官場朋黨網絡組成為同窗、同事、同鄉、同年、師生、幹親、幕僚等，北宋中期儒學複興後又出現了書院、學術等組織關係。除了水火不容的個人恩怨外，但凡同年之間便會相互提攜。
王旦，山東人，禦史中丞趙昌言女婿，為人厚道，善於知人，死後諡“文正”。諡號這個東西古已有之，即是帝王將相死後由官方根據此人一生行為給予的蓋棺論定、褒貶善惡的一種稱號，到了宋代，文臣死後特別希望朝廷能頒發諡號。中國曆史上諡號有著嚴格的諡法，不是隨便加號的。諡法大致分為四種：上諡，如“文、康、平”，表示有經天緯地之才或道德博厚等；中諡，如“懷、湣”，表示憂國憂民等；下諡，如“厲、煬、幽、靈、荒”等，但凡諡號出現這些字眼時都不是什麼好諡號，譬如周厲王、隋煬帝等。諡號中以“文”字輩最高，“文”又分為很多級別，諸如“文成、文靖、文獻、文貞”。“文正”代表著官員的最高殊榮，所以統治階級輕易不給官員頒發這個諡號。宋代有一百四十多名官員諡號為“文”字級別，其中諡“文正”者僅九人（包括改諡）：李昉、王旦、範仲淹、司馬光、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蔡沈。元朝三人：吳澄、耶律楚材、許衡。明朝五人：方孝孺、李東陽、謝遷、孫承宗、倪元璐。清朝八人：湯斌、劉統勳、朱、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