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美聯儲非常注重培養新員工。比如剛加入研究部的博士畢業生第一年基本不需要參與任何政策性工作，隻需要旁聽政策會議,以熟悉政策流程和內容,為今後在政策工作上獨當一麵熱身。剩下的多數時間可以用來進行學術研究。這種機會對剛畢業的博士而言,非常難得。
美聯儲有600多位擁有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負責為最高決策機構提供政策分析和研究支持。美聯儲經濟學家的日常工作包括兩大部分：政策分析和學術研究。由於職務和部門差異,每個人分配在政策分析和學術研究上的時間也不同。二者目前大概各占我工作時間的一半。從這個角度,我在美聯儲的工作和大學教授非常類似。不同的是我把大學教授授課的時間用來做政策研究。剩下的時間裏,我和大學教授一樣做學術研究,發表論文。由於工作性質的相似性，有不少美聯儲同事後來就跳槽到大學當教授。
我在達拉斯聯儲的政策工作包括為費舍主席準備公開市場會議報告,並在會前一個星期向他通報當前全球經濟情況。費舍主席或者一些副行長也會不定期要求研究人員對某些熱點經濟問題撰寫報告或者協助起草發言稿。比如2012年6月,我協助費舍主席起草了關於人民幣國際化的講稿。
我也給達拉斯聯儲的董事會做過一些報告,比如關於歐債危機和全球經濟失衡等熱點經濟問題。董事會成員都是全球著名企業的CEO,雖然他們沒有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但對市場熱點問題把握得非常出色。這些人在商場可謂身經百戰,各個聰明幹練。因此給他們作報告要求非常高,要能深入淺出地把經濟問題背後的邏輯講清楚。
這些政策研究工作不僅使我經常接觸和思考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問題,而且鍛煉了我的交流能力。我要時常考慮如何用大眾易懂的語言來解釋現實中的經濟問題，如何不使用複雜的數學模型和生澀的經濟學術語與非經濟學專業的人交流，這些鍛煉機會對於隻從事學術研究的經濟學教授來說並不多見,是我在美聯儲工作的一個重要收獲。
我在美聯儲的另外一個重要工作是進行學術研究,發表論文。和政策研究不同,學術研究更關心長期經濟現象,為思考經濟問題提供了一個更廣闊的視野。為了開展學術交流,我們平時會邀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學者來美聯儲進行學術報告或者參加學術會議。達拉斯聯儲曾經和歐洲央行、加拿大央行、瑞士央行、墨西哥央行等中央銀行,以及大學機構一起組織學術會議。
達拉斯聯儲正在加強與中國的研究機構的交流。2012年，我們和上海財大的國際工商管理學院、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組織了國際宏觀經濟研討會。2013年達拉斯聯儲和複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日內瓦高級國際經濟發展研究院一起承辦了上海論壇的金融分論壇。
通過這些學術活動,美聯儲的研究人員可以及時了解學術界對貨幣政策的批評和建議。美聯儲的很多高層決策者都有學術界背景並和學術界保持著密切聯係。比如伯南克主席曾經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副主席耶倫曾經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此外,美聯儲聘請了很多著名經濟學教授做訪問學者和顧問,為貨幣政策出謀劃策。
美聯儲並不忌諱理性和客觀的批評。對提出這些批評的研究人員,美聯儲不但不抵製,反而會請他們到美聯儲進行學術交流,仔細考慮這些批評是否有道理、如何在政策中改進。製定貨幣政策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工作,出現錯誤在所難免,所以美聯儲需要保持開放的心態,虛心聆聽批評。比如美聯儲的公開出版物往往並非一味給自己歌功頌德,同時也會討論美聯儲過去犯過什麼錯誤以及如何在未來避免類似的錯誤。
由於很多原因，社會上流傳著不少對美聯儲的機構性質以及貨幣政策的誤解。兼聽則明，我希望本書能為您提供一個不同的角度解讀美聯儲。如果書中的一些信息和觀點對您有啟發和幫助，將是我最大的收獲。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