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十九世紀文學精品
魯濱遜漂流記
《魯濱遜漂流記》是英國作家笛福的作品，寫於作家年屆60之際。
《魯濱遜漂流記》中的主人公出身不好，文化程度不高。但他有較豐富的生活閱曆，有一股壓抑不住的冒險的進取精神。他白手起家的傳奇經曆是每一位不甘於平庸生活的年輕人的夢想。
流落荒島後，他不是聽天由命，而是發揮自己的全部聰明才智，用自己的勞動改善自己的食宿條件，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粗到精，創建了自己的王國。他靠勞動成為自然的主人，從而引起人們對他的熱愛。
本書的真實性和具體性使它成為英國文學中第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作者在序言中曾強調指出：“這本書完全是事實的記載，毫無半點捏造的痕跡。”笛福的技巧在於把假想的事物寫得栩栩如生，準確生動和細致地寫出各種事物和現象的特征，讀者完全將故事誤以為真。
《魯濱遜漂流記》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它不僅給笛福贏得了近500個頭銜，而且各種譯本，仿作出了近700種。我們所熟悉的《格列佛遊記》就是仿作中的精品。
此書還是西方青少年最喜愛的一部小說。法國啟蒙哲學家盧梭在《愛彌兒》中就將它作為愛彌兒15歲時的必讀書。這樣，它就成為教育史上的裏程碑。此書還引發了許多偉大哲人的思考。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各種著作中數次引用魯濱遜的故事來說明資產階級的本性。當然，對於廣大群眾來說，此書也是一部最受歡迎的純粹消遣讀物。老實人
《老實人》是法國作家伏爾泰所著的哲理小說，寫於1759年。
小說主人公老實人寄居在一個德國男爵的家裏受“哲學家”邦葛羅斯的教育。邦葛羅斯是“一切皆善”學說的鼓吹者，他宣揚“在此最完善的世界上，萬物皆有歸宿，此歸宿自必為最美滿的歸宿”。老實人起初也很相信這種說法。
但是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經曆卻恰巧證明，這個世界並不“完善”：老實人因為和小姐居內貢自由戀愛被貴族偏見極深的男爵趕了出來；他被抓兵到軍隊裏因自由行動而遭毒打；在戰場上，他看到兩軍互相屠殺、奸淫掠奪，慘無人道；在流浪中，他幾乎沒有碰見過好人，不是宗教狂熱的信徒，就是幹扒手勾當的神甫和敲詐勒索的法官；他的經曆也是駭人聽聞，先被誤認為異教徒差一點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燒死，後又在巴黎被騙子神甫等一夥幾乎盤剝一空。他的愛人居內貢的遭遇也很悲慘，在戰禍中全家被殺，自己被當做奴隸輾轉販賣，最後成為一個相貌奇醜的洗衣婦。至於邦葛羅斯，他口口聲聲“天下盡善盡美”，但現實狠狠嘲笑了他：先是染上髒病爛掉半截鼻子，後又被宗教裁判所施加火刑，險被燒死。此外，老實人和居內貢的同伴，他們的經曆也無一是幸福的。
麵對著這個世界，老實人最後對邦葛羅斯叫道：“得啦，得啦，我不再相信你的樂天主義了”，他說：“地球上滿目瘡痍，到處都是災難啊”。
“一切皆善”的說教來源於德國17世紀唯心主義哲學家萊布尼茲，他曾提出“上帝所創造的這一個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在這個可能最好的世界，一切都趨於至善”。這是一種維護現存秩序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輿論。
伏爾泰這篇小說就是無情地嘲笑這一為神權和王權辯護的哲學，他整部小說都是為了否定這種理論，證明這個世界不是“一切皆善”。
《老實人》寫於伏爾泰創作的後期，戰鬥性較強，對社會的批判比《如此世界》更為尖銳，它集中揭露那個世界的陰暗麵，而沒有象《如此世界》那樣，在不合理的現實裏去挖掘某些“合理”的成分。它諷刺的筆鋒從德國到英國，從法國到西班牙，橫掃整個歐洲。它的批判麵很廣，觸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它寫一個黑人這樣控訴老板：“每年給我們兩條藍布短褲，算是全部衣著。我們在糖廠裏給磨子碾去一個手指，他們就砍掉我們的手，要是想逃，就割下一條腿”，揭露了殖民主義殘酷野蠻的剝削。
它通過老實人在巴黎的見聞，指責“在這個荒唐的國家裏，不論是政府、法院、教堂、舞台，凡是想象得到的矛盾都應有盡有”。他還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當時的政治事件，他在敘述1757年一個鄉下人因傷了路易十五而被淩遲處死的案件時，通過人物之口這樣控訴道：“啊，這些野獸，一個整天唱歌跳舞的國家，竟有這樣慘無人道的事！這簡直是猴子耍弄老虎的地方。”所有這些，在嬉笑怒罵中又有憤慨的抗議。
《老實人》以高度的諷刺藝術，對腐朽的社會力量——貴族、教士進行了毀滅性的打擊。它無情地嘲笑貴族的階級偏見，表現出這個階級沒有什麼可以自傲，隻是一批荒淫可恥的東西。最典型的一段是關於邦葛羅斯髒病的“家譜”：他從侍女巴該德那裏染上了這個病，巴該德的病，“是一個芳濟會神甫送的，神甫的病是得之於一個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於一個騎兵上尉，騎兵上尉得之於一個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於一個侍從，侍從得之於一個耶穌會神甫，耶穌會神甫當修士的時候，直接得之於哥倫布的一個同伴”，短短一段把貴族、教士可恥的麵目揭露得淋漓盡致。
小說還對貴族階級以門第自傲與他們日趨破落的現狀之間的矛盾，進行了辛辣的諷刺。特別是在小說的第26章寫了6個丟失了王位的國王，他們聚集在一個小旅館裏，有的“囊無分文”，有的靠賒賬過日子，時刻都有進監獄的危險。這種漫畫式的描寫雖然荒誕誇張，但是從本質上反映了18世紀法國的君主專製政權已經日落西山，勾畫出資產階級革命前夜貴族階級的腐朽沒落。
小說中與邦葛羅斯的“一切皆善”論相對立的，是另一個“哲學家”瑪丁的懷疑悲觀思想。他向老實人宣傳“人性本惡、永遠不會改善”的觀點。在他看來，人類是沒有前途的，人的生活是沒有希望的，“不過是些幻影和災難”。老實人並不同意這些觀點，這也代表了伏爾泰的態度。相信曆史是不斷進步、人類會趨於完善，這是伏爾泰啟蒙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他在小說中寫了一段老實人遊黃金國的故事，勾畫出他的烏托邦理想國。在這個國家裏，地上的泥土石子就是黃金，根本沒有人要。人們穿的是“金銀鋪繡的衣服”，吃的是“珍饈美饌”，住的房屋“仿佛歐洲的宮殿”，有“賢明的國王”，沒有法院和監獄，“每個人都是自由的”，沒有宗教狂熱，但人們“從早到晚敬愛上帝”。這個理想國是伏爾泰社會、政治理想的圖解，完全是一種不切實的幻想，充分地反映了伏爾泰的世界觀的曆史唯心主義的實質。
現存的世界是不完善的，黃金國又是那樣虛無縹緲，那麼，人應該如何對待生活呢？這是伏爾泰在《老實人》中提出的問題。他在小說的結尾對此作了答複：最後，老實人與居內貢結了婚，和他們的同伴結成一個小團體在一起生活，他們買下了一小塊土地分工負責進行耕作，他們不時也探討生活的意義，最後得到的結論是：“工作可以使我們免除三大害處：煩悶、縱欲、饑寒”，因此，“種我們的園地要緊”。這就是伏爾泰的答案。這種答案在當時統治階級荒淫無度、社會風氣腐敗惡濁的曆史條件下，固然表現了新興資產階級的進取精神，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對待那樣一個不合理的世界，結論卻不過是埋頭工作、獨善其身，畢竟說明作者所要闡述的哲理，還遠不是革命的。新愛洛綺絲
《新愛洛綺絲》是法國作家盧梭的著名書信體小說，寫於1761年。
小說借用12世紀青年女子愛洛綺絲與她老師阿卜略爾的愛情故事為標題，寫18世紀法國一對青年人朱麗和聖·普樂的戀愛悲劇。
聖·普樂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在貴族家擔任家庭教師，和他的學生貴族小姐朱麗發生了戀愛。朱麗的父親階級成見很深，不許朱麗和聖·普樂結婚，僅僅因為這個青年人不是貴族出身。聖·普樂被迫離開，朱麗也被迫嫁給了貴族服爾瑪，婚後她向丈夫坦白了自己過去與聖·普樂的戀愛。服爾瑪表示信任，把聖·普樂接到家裏以賓客相待。朱麗與聖·普樂朝夕相見，彼此都壓抑內心的感情，感到非常痛苦。最後，朱麗因重病而死，死前再次袒露對聖·普樂的感情，並要求他教育她的兒子。
盧梭對這個戀愛悲劇傾注了全部的同情，他把這對青年人的愛情表現得真摯動人、合情合理，在盧梭看來，“真誠的愛情的結合是一切結合中最純潔的”。但是，封建等級製度阻礙了這一對青年結合在一起，成為了他們不幸的根源。
在這裏，盧梭站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提出了以真實自然的感情為基礎的婚姻理想和以門當戶對的階級偏見為基礎的封建婚姻對立，並通過這個悲劇的愛情故事對封建等級婚姻提出了抗議。
在盧梭的筆下，聖·普樂是一個品學兼優、才貌雙全的知識分子，就其實際條件來說，比他周圍的人來得優秀得多，根據盧梭的人權主義原則，他是“完全應該得到朱麗的愛情”的。然而，他們的戀愛卻得不到社會的承認。那個社會隻承認“高貴的血統”和貴族的頭銜。朱麗的父親就是這樣一個封建衛道者，他根本不從實際的德才去衡量一個人的價值，因此他頑固地反對自己的女兒嫁給平民出身的聖·普樂，而強迫女兒嫁給他自己的貴族朋友。由此，盧梭提出了一個問題，究竟貴族的頭銜有什麼實在的價值？他在小說第一卷第62封信裏做了回答。在這有名的章節裏，代表開明思想的愛德華爵士和朱麗的父親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盧梭通過人物之口這樣徹底否定了整個貴族階級：
貴族，這在一個國家裏，隻不過是有害而無用的特權，
你們如此誇耀的貴族頭銜有什麼可令人尊敬的？你們貴族階
級對祖國的光榮、人類的幸福有什麼貢獻！你們是法律和自
由的死敵，凡是在貴族階級顯赫不可一世的國家，除了專製
的暴力和對人民的壓迫以外，還有什麼？
小說還通過聖·普樂在巴黎的見聞，批判了貴族上流社會的種種習俗風尚，和小說對華萊山區人民淳樸的思想感情、道德風俗的讚美，形成鮮明的對照，表現了盧梭否定貴族階級文明、歌頌人類“自然狀況”的一貫思想，使小說對現實的批判不限於狹隘的愛情問題，而有了比較廣泛的社會內容。
《新愛洛綺絲》是資產階級反封建鬥爭時期爭取愛情自由的一部代表作。它的兩個主人公都有某種反封建的精神。聖·普樂不承認封建道德，而把自由戀愛視為一種基本的人權，不斷向朱麗證明他們的愛情本身就具有“美德的品格”。
朱麗的思想較多地受她階級地位的束縛，因而內心有更多的矛盾：愛情與名譽、與門第觀念、與封建禮教的矛盾，等等。但她經過激烈的鬥爭終於接受了聖·普樂的愛情。當她那專製粗暴的父親強迫她嫁給他自己的朋友時，她對封建家長發出了憤慨的控訴：“我的父親把我出賣了，他把自己的女兒當作商品和奴隸，野蠻的父親，喪失人性的父親啊”！
然而，整個小說立足於資產階級個性解放的思想，因此主人公對封建社會的反抗是很有限的。起初，他們不敢公開自己的愛情，當封建家長逼迫他們時，雖然有人向他們提供了到美洲去生活的物質條件，他們卻沒有勇氣冒封建社會之大不韙，不敢采取激烈的反抗方式離家出走。後來，朱麗成了貴族家庭的“賢妻良母”，以宗教思想壓抑自己內心深處的感情，聖·普樂也按禮教行事處世。總之，他們的行為基本上沒有越出封建道德的規範。他們不是封建社會的反抗者，而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這也反映了作者在思想上看不出這種愛情的前途。
小說的故事在人物的通信中展開，情節進展緩慢。書信體的形式使作者能夠讓主人公大量傾訴自己的感情，對自己在愛情不自由、受盡壓抑和束縛的處境中的種種痛苦、委屈、矛盾、失望、顧慮作細致的刻畫和盡情的渲染，加上主人公缺少行動以及他們的愛情以悲劇告終，使整個作品具有一種感傷主義的情調。而作者對華萊山區、萊蒙湖畔、克拉倫鄉間自然景色的描繪，則又在小說裏留下一些清新優美的篇章。少年維特的煩惱
《少年維特的煩惱》是德國詩人、作家和思想家歌德的作品。
到18世紀末，它就被譯成了俄、英、法、意等10多個國家的文字。
作品主人公維特是個有學識有才幹、與庸俗惡濁的環境格格不入的進步青年。他高傲的人格與獨立的見解為當時社會所不容。因而抑鬱寡歡，找不到出路，成為普希金說的“反叛的受難者”。
一次偶然機遇，他結識並愛上美麗純真、溫柔多情的姑娘綠蒂，她使他重新獲得了生活的熱情。然而，綠蒂已經訂婚而且忠於她的未婚夫。維特無望，極度痛苦，便投身社會，想用工作去治療愛情上的創傷。但是，官僚上司的刻板庸俗和永無休止的挑剔使他不堪忍受，憤而去職，由於他出身市民，社會地位微賤，在伯爵家的晚會上被人逐出，受到極大侮辱。於是，他從綠蒂的丈夫那裏借來她親手拭去灰塵的手槍，含恨自殺。
這部小說用理查生、孟德斯鳩等曾用過的書信體和第一人稱寫成，有些段落甚至取自作者與友人的信件。
作品的近百封長短不一的書信，極其深刻、細致、生動地表達了主人公的內心世界。那種熾熱的情感好像變成了火焰，燃燒著。這在世界文學中是罕見的，它不受時空的限製，聯結著簡單的情節，何時寫信，寫什麼，都靈活自由。追憶往事，描繪目前，展望未來，談人生，談社會，談哲理，談自然，談藝術，談愛情，一任馳騁，似信手拈來，卻經過艱苦構思，使分散的書信，形成了一個完美的整體。
《少年維特的煩惱》藝術上的最大成功是它塑造了維特和綠蒂這兩個感人至深的人物典型。寫維特多的內心感受，寫綠蒂多的待人處事，兩個人的個性特征都得到了鮮明表現。維特是覺醒中的德國知識青年的代表，有反抗精神，有要求平等、要求享受現實幸福、樂於幫助下層人民的品格；但又憂鬱懦弱，經不起風吹雨打。綠蒂聰明、活潑、善良、溫柔，性格開朗，體態健美，能歌善舞，忠於愛情，更是令人喜愛的形象。懺悔錄
《懺悔錄》是法國作家盧梭的自傳作品，寫於1778年。
《懺悔錄》，回憶了從他出生到1766年被迫離開聖彼得島之間50多年的生活經曆。
這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在封建專製壓迫麵前維護自己的人權和尊嚴的作品，是對統治階級迫害和汙蔑的反擊。盧梭自信他比那些攻擊和迫害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來得高尚純潔、誠實自然，因而，一開始他就悲憤地向他的時代社會問道：“把和我同類的人群召集在我身邊，讓他們聽我的懺悔……讓他們每個人都象我這樣坦率地把自己的內心袒露出來，有誰敢說：‘我比這個人更好？’”
在《懺悔錄》裏，盧梭講述自己“本性善良”，家庭環境充滿柔情，古代曆史人物給了他崇高的思想，“若能續續下去，當然會決定我一生的性格”。但是，社會環境的惡濁、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平等，也使他受到了沾染。他偷過東西、撒過謊，做過損人利己的事。他想以這樣的敘述說明他著名的人性論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惡的社會環境卻使人變壞。
在這裏，盧梭曆數了他兒童時代寄人籬下所受到的粗暴待遇，入世後所遭遇的虐待，以及他耳聞目睹的種種不平。他憤怒地揭露那個社會的“弱肉強食”、“強權即公理”。這部自傳名為“懺悔”，實則“控訴”，另一方麵，它對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卑賤者，也傾注了深切的同情。
《懺悔錄》是以一種坦率的風格寫出來的，盧梭這樣說：“我以同樣的坦率講述我的美德與罪過，我沒有掩飾半點壞處，也沒有添加絲毫德行……我完全按本來麵目把自己表現出來，或可鄙、可惡，或善良、慷慨、高尚，都一一按當時的真實情況來講述”。盧梭企圖以這種坦然的作風，表明自己高於當時虛偽的封建道德。而且，他是站在人性論的立場上，把自己作為“人”的一個標本來進行剖析、對自我進行熱烈的讚賞的。“但是，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盧梭所描繪的自我的個性，同樣是受非常具體的階級關係所決定的。他為了和宗教的“神道”對立，竭力推崇自己身上的“人性”，肯定自己作為人的自然要求，如愛情自由的要求；但同時也把自己某些資產階級性當作正當的“人性”加以肯定。
他以感情豐富自詡，把感情視為個人行動的動力，把理智視為個人衡量一切，評判一切的標準，肯定自我的活動是獨立自主的，以反對宗教對人的精神奴役。但同時，他又把自己一些低劣的衝動和趣味美化為符合“人性”的動因。他提倡個性自由，反對宗教信條和封建道德的束縛，他傲視一切地宣稱：“這個時代的習俗、禮教和偏見不值一顧”，並把自己描繪成這樣一個典型，但同時，他又把這些思想推向極端，宣揚他以個人為中心、以個人的意誌和興趣為出發點的“一任興之所至”的個人主義人生態度。他把個性自由、人格獨立、個人尊嚴作為基本人權來加以捍衛，要求社會以品德才能作為衡量人的標準，反對等級偏見，在他看來，心地純潔的妓女，要比王公貴族高尚得多。他認為完美的品德應該是熱愛“真”、“善”、“美”，待人善良和富有同情心；但同時他自己卻並不以這些德行來要求自己，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止一次偷過東西、誣賴過無辜者，從不負責撫養他的兒女等等。他特別強調人的感情，主張感情的袒露和表現，以他自己這個特點自豪，但他同時又加以絕對化，走向了個人主義的感情放縱。
總之《懺悔錄》所表現出來的盧梭的個性，就是反封建的資產階級個性，這部自傳是盧梭人生觀的自白，是他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人性論思想體係的集中體現，是一部個性解放的宣傳書，它既表現出反封建反宗教的積極意義，又暴露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本質。
盧梭在回憶自己生平經曆的時候，對當時的社會生活和各階層人物也作了廣泛的描述，給他的時代提供了一幅真實的素描。他在第2卷裏描寫宗教收容所黑暗得象監獄，在第4卷裏，寫農民在苛捐雜稅的盤剝下，在貪官汙吏的騷亂下不得安寧的生活，在其他一些章節裏暴露貴族男女的腐化墮落、教士神甫的醜惡虛偽，其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當時的統治階級，觸及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
在《懺悔錄》裏，盧梭常抒寫他對大自然的感情。他在那個惡濁的社會裏，總是感到厭惡和苦惱，隻要他一投入大自然的懷抱，他就感到心胸開闊，精神爽朗。如有一次，他在裏昂城郊外過著饑餐露宿的流浪生活，麵對著優美的夜景，完全忘記了他的貧困無助，竟然自得其樂，充滿了樂觀的情緒。
盧梭通過這些敘述，提出了回到大自然去的口號。他這種對大自然的熱愛，使他作品中有不少詩情畫意的篇章。
《懺悔錄》雖然是一部自傳，但它思想內容豐富，人物形象鮮明，對社會生活有廣泛的描寫，情節生動真實，完全象一部小說，是盧梭文學創作中最為重要的作品。陰謀與愛情
《陰謀與愛情》是德國詩人、劇作家席勒的著名悲劇作品，寫於1784年。
那時正是法國大革命前夕，曆史即將麵臨偉大的曆史轉折。但是德國仍舊四分五裂，封建割據，邦國林立，封建勢力根深蒂固。德國新興資產階級開始以民主思想為武器同封建貴族展開鬥爭。但是德國資產階級政治上十分軟弱，仍然處於對封建貴族的依附地位。
這部悲劇充分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專製、腐朽和殘暴，顯示了市民階級的覺悟，反映了他們的願望和追求，洋溢著向整個德國社會挑戰的叛逆精神，被恩格斯譽為“德國第一部有政治傾向性的戲劇”。
劇本通過琴師的女兒和宰相的兒子的愛情悲劇揭示市民階級同封建勢力之間的對立。露易絲是市民階級的代表，她“蔑視流行的成見”，對於自己的美貌和出身她都“不大注意”。她渴望打破差別的界限，剝掉“可惡的身份的外殼”，追求“人就是人”的獨立人格。但是她清醒地看得到麵前有個深淵，門第、等級“像一把短劍”，懸在她和斐迪南的頭上。
斐迪南是封建貴族階級的叛逆者，他越過階級和門第的藩籬，與平民姑娘真心相愛，把同露易絲的愛情看得比他的貴族紋章還珍貴，決心“打碎偏見的一切鋼鐵的鎖鏈”，去爭取自己的幸福。他不為金錢地位和權勢所動，麵對惡勢力他充滿戰鬥豪情：“惡毒命運的風暴隻會更加鼓起我的熱情。”他曾策劃同露易絲一起逃走的行動。對封建貴族的麵目他看得很清楚，他多次指責父親卑鄙、罪惡的發跡史，指出他父親那份“造孽的家當”全是“祖國的血汗錢”，譴責父親是殺害兒子和露易絲的“凶手”。
這一切都表明，當時德國的封建關係在平民力量的衝擊下開始動搖了。浮士德
《浮士德》是歌德所著的悲劇作品。《浮士德》這部作品不僅僅是關於浮士德個人遭遇的悲劇，而且是一部反映人類前途命運的史詩。
《天上序幕》的中心內容是上帝與魔鬼的賭賽。浮士德想從天上得到最美麗的星辰，要從地上得到最大的快樂，靡非斯特認為，這是怪誕的、愚蠢而又可笑的癡想。他表示，他有十分的把握可以把浮士德引上歧路，使他放棄信仰，叫他象蛇一般地在地上匍匐而行。他就此要同上帝賭賽。上帝接受了魔鬼的挑戰，並且也很有把握地說，在浮士德有生之年可以把他交給魔鬼，但浮士德最後絕不會落入魔鬼之手。上帝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把握敢於冒這樣的風險呢？他知道，浮士德通過不斷的追求定會走出迷津，找到他所渴求的真理。上帝有這樣的信念是因為他懂得：人在努力時，總不免會走迷路，但是一個好人在他探索中總會找到正確的道路。同時他在這裏還充分估計到了魔鬼在人類發展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他說：
人們的精神總易於弛靡，
動輒貪愛絕對的安靜；
我因此才造出惡魔，
以激發人們的努力為能。
上帝的這些看法包含著深刻的意義。這裏歌德對原來浮士德傳說中的所謂“善”與“惡”的對立進行了徹底的改造。跟傳說中不同，在這裏“善”與“惡”並不是處於絕對的對立之中，而是“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兩者相互依存，互相轉化，又彼此鬥爭。所以，人在努力時會走上迷途，在迷途中通過摸索又會找到正路。但更為重要的是，“惡”所起的作用並不總是破壞性的，它還是推動人們不斷前進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人們的精神總易於弛靡，動輒貪愛絕對的安靜”。
所以，倘若沒有“惡”的存在，人們就會停止前進。隻是因為“善”與“惡”處於經常的對立鬥爭之中，人們才得以不斷發展，不斷前進。這是歌德對“善”與“惡”的一種辯證的看法。
歌德的這個思想在《浮士德》裏就是通過上帝的形象表達出來的。
魔鬼的觀點與上帝的觀點完全不同。在他看來，世上的一切都是固定不變的，不管浮士德如何努力，最後必然以毀滅告終。這裏需要說明的是，上帝和魔鬼並不是爭論浮士德個人的命運，而是爭論人類的前途，因為他們在爭論時是把浮士德看作人類的一個例子。當魔鬼大談人世的苦難和人類的罪孽時，上帝沒說別的，隻是問他：你認識浮士德嗎？在隨後的爭論中，上帝在重要的地方都隻說“人”，而不提浮士德的名。
這就告訴我們，即將出場的悲劇主人公浮士德是人類的代表，他所經曆的發展是人類曆史發展的一個縮影，他所追求的理想是人類曆史發展的前景。因此，上帝與魔鬼爭論的焦點就不是浮士德這個個人最後是否得救，而是人類的前途如何。人類到底是不斷發展，還是日趨滅亡，它的前途究竟是光明還是黑暗，這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全劇的主題。
《浮士德》這部詩劇所要回答的也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第一次見到浮士德是在一個深夜。一盞昏暗的小燈，映出了一間狹窄的哥特式書房。這種氣氛烘托出學者浮士德內心的苦悶。他正倚桌而坐，痛苦地回憶他的一生。幾十年來他孜孜不倦地勤奮學習，刻苦鑽研。他讀了無數的典籍，研究過所有的問題，但是現在依然是個“傻子”，一點真正的知識也沒有學到。使他更為悲憤的是，長期的書齋生活使他脫離了大自然：
上天造了人，放在生動的自然裏麵，
你卻背棄了那兒的自然，
埋沒在這兒的塵煙，
你和這些死骨相周旋。
他不想再去啃死的書本知識，而要認識活的自然。“我可再也不揮酸汗說那些我也不知道的東西；我要認識什麼把世界內在地聯係在一起，我要看看萬物的活力和起源，再也不玩弄辭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