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迪南·福煦，1914年率領法國軍隊在馬恩河阻止了德國軍隊的進攻，隨後在一戰中擬訂軍事計劃，率領協約國向同盟國發起決定性的攻擊並取得了西部戰線的勝利。盡管人們對福煦以沉重的軍隊傷亡做代價而取得戰爭勝利的攻擊性作戰方式褒貶不一，可這位法國將軍卻以他具有激發軍隊戰鬥士氣和維護撤退部隊的作戰精神的非凡能力而聞名於世。
福煦軍事生涯裏親曆戰爭的時間很晚，直到升為將官才開始接觸戰爭。1851年10月2日，福煦出生在塔布(Tarbes)的一個公務員家庭，1870年應募法國步兵團，但在普法戰爭中並未參加過任何軍事行動。1871年，他進入位於南錫的軍事學院學習，1873年進炮兵團服役。
正當其他同時代的將軍們在法國眾殖民地戰爭中飛黃騰達載譽而歸的時候，福煦卻一直留在法國的軍事學院裏，從事軍事理論和戰術的研究和教學。1885年，福煦以軍事史學講師的身份進入法國陸軍大學(EcoledeGuerre)，1908年成為這所大學的校長。福煦非常崇拜和支持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及其理論，1903年他出版的《戰爭原理》(PrincipesdelaGucrre)確立了自己研究戰爭藝術的道路。
福煦書籍所研究的核心內容都是圍繞著戰略戰術展開的，這些理論在他未來的戰場指揮中證明是奏效的。他認為取得戰爭勝利的關鍵在於士兵和領導者“必勝的信念”。除了參戰將士們的作戰銳氣之外，福煦還強調精密的戰略部署與最大限度地利用火力和地形的重要性。按照他的作戰理論來講，防禦隻是重新發動進攻的準備。他奉行的信條就是“殘暴或誓死的進攻”，這就著重強調了在不考慮其他因素或是傷亡人數的情況下，不惜一切代價的進攻對戰爭勝利是很有必要性的。他還認為“進攻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一位偉大的指揮官是有能力將這種理念灌輸給他的士兵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六十一歲的福煦擔任法國第二十兵團總司令親曆了他的第一場戰爭。1914年8月8日，德國發動進攻試圖奪取南錫。福煦重整初期受挫撤退的軍隊向德國發起了反攻。他用他的名言實踐了他的軍事指揮作戰哲學：“我的左翼在投降，我的右翼在撤退，我的中路在崩潰，形勢好極了，我將發動進攻。”
福煦的反攻盡管帶來了大量的傷亡，可他卻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並挽救了南錫。1914年10月，福煦晉升為第九集團軍總司令，他率軍阻止了德國沿馬恩河向巴黎進軍的攻勢。這次的勝利使他擔負起了協調法國、英國和比利時等北部戰場協約國軍隊的任務。盡管他沒有直接派遣非法國軍隊的權力，但他卻有權控製由法軍組成的全部後備軍。他苛刻的管製為他全盤控製協約國力量提供了某些手段和方法。
盡管福煦的領導在協約國軍隊中被證明是成功的，可他一直奉行的不惜大量人員傷亡的戰略卻惹怒了協約國和法國的領導人們。1916年福煦領導的索姆河戰役傷亡巨大，協約國軍隊損失總共超過了六十萬人，之後福煦就被調至次要的領導位置，擔任了兩年職位較低的軍事顧問。
1918年3月，德國開始發起另一輪進攻，將協約國軍隊從戰壕裏趕回了法國，兵臨巴黎。4月3日，福煦在英國軍隊和新參戰的美國軍隊的支持下，擔任協約國聯軍總司令。他立即重組前線軍隊，並計劃重新展開對德國的進攻。
福煦吸取了他在早期戰爭中展開嚴酷戰鬥和不惜大量傷亡的教訓，此時製定了相應的進攻計劃。1918年8月，晉升為陸軍元帥的福煦改變了進攻德軍主力的作戰計劃，轉攻德國運輸軍需物品至前線的鐵路線。他們將德國後勤運輸路線切斷後，德軍兵敗撤軍，福煦下令展開猛烈的追擊戰。11月，協約國迫使德國軍隊宣布停戰。
一戰結束後，福煦榮任波蘭與英國的陸軍元帥。1929年3月20日，福煦逝世於巴黎，享年七十七歲，死後被安葬在巴黎榮軍院拿破侖一世與亨利·德·拉·土爾·奧弗涅·德·杜倫尼的墓旁。
不論福煦軍隊造成的傷亡人數是多少，沒有人去懷疑福煦對一戰結果產生的影響力。他取得戰爭勝利的作戰風格就是要付出昂貴的代價。未來的指揮官們考慮到了福煦在一戰中的經驗教訓，再沒有人讓軍隊投入到靜態戰壕戰這樣的浴血廝殺中去。然而福煦卻是他那個時代的英雄和將軍，甚至那些反對他戰術戰略的人們也要承認他在戰爭初期挫敗德國的進攻和最終將他們徹底打敗的能力。
英國後來在倫敦郊外的維多利亞地鐵站豎起了一座福煦的雕像，這裏昔日是許多英國士兵倒下的前線戰場。雕像的底座上纂刻著引用福煦的一句話：“我為英國而戰，就是在為我自己的祖國而戰。”約翰·潘興
約翰·潘興(1860~1948年)，美國著名軍事家、五星上將。1882年進入西點軍校學習，是一位出色的班長和學員大隊長。1886年畢業後當過騎兵，在新墨西哥和南達科他邊陲服役，參加了最後一次討伐印第安人暴動(所謂“幽靈舞叛亂”)的戰爭。1891—1895年間，他在內布拉斯加大學任軍事學教授。後來又回到西點軍校任戰術教官。1898年，參加了美西戰爭，英勇無畏地在古巴作戰。戰後，他被派往菲律賓服役，與棉蘭老地區凶猛、尚武的摩洛人艱難地生活在一起，並成功地建立起美國人的統治。1916—1917年，潘興親率1.2萬名美軍對墨西哥進行武裝幹涉，追捕弗朗西斯科·維拉，扼殺墨西哥興起的革命運動。雖然追擊徒勞無功，但對潘興來說，卻是一次難得的鍛煉機會，因為這是他第一次指揮如此龐大的部隊進行實地作戰。戰爭期間，他被授予少將軍銜。1917年，美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潘興擔任了美國歐洲遠征軍司令。由於對部屬要求嚴格，這種嚴格有時甚至達到殘酷的程度，因而得了個“凶惡的傑克”的綽號，1921年，他出任美國陸軍參謀長。1924年退役。晚年任美國紀念戰爭委員會主席，負責管理美國的紀念館、紀念碑以及歐洲的基地。1948年7月15日，病死於華盛頓瓦爾特裏德醫院。
在潘興的一生中，最值得他炫耀的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曆，所以，他專門寫了一本回憶錄——《我在世界大戰中的經曆》。的確，一戰時期是他軍事生涯的頂峰，他的指揮藝術和謀略思想在此時得到充分的發揮，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正如英國軍事理論家利得爾·哈特在他《十年後的聲望》一書中所說的：“可能不會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那樣把美軍建成如此規模的部隊。沒有這支部隊，第一次世界大戰幾乎不可能出現轉機，更談不上取勝。”可見，正是有著如此重要的地位，才促使人們對他的軍事思想產生濃厚的興趣。
1917年，潘興攜少量的參謀骨幹，乘丘納德班船“波羅的”號離開美利堅，赴歐洲走馬上任。到達法國後，協約國軍隊狼狽的處境盡入眼底，於是他急切希望用美軍來扭轉戰局。然而，此時正陸續運往歐洲的美軍大多是素質較差的新兵，又缺少軍官。英、法等協約國對這樣一支軍隊嗤之以鼻，尤其對它的指揮能力不敢相信，因此，他們要求把美軍編入英、法軍隊中去，並說這對美軍利多弊少。協約國的要求使潘興很惱火，他極力維持美軍的“獨立”狀態，並明確指出：“凡是有一點民族自尊心的人都不願為其他國家軍隊的建立提供兵員。”他堅持自己的立場，直至戰爭形勢十分危急時，才形式上接受了協約國的要求，但依然不願放棄美軍的獨立性和自己對美軍的直接控製權。
潘興之所以如此固執己見，原因是很多的，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戰略戰術上的分歧。協約國熱心於塹壕戰、陣地戰，而潘興則強調野戰、運動戰。潘興認為野戰是一種靈活性極大的戰法，部隊可以在地麵上伺機運動，迂回攻擊，“迫使敵人走出塹壕，並用運動戰的形式將其消滅”，而協約國那種固守塹壕、不求強攻的打法是得不償失的。事實證明潘興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從1914年年底以來，交戰雙方拘於陣地、來回拉鋸，未能向前推進幾英裏的距離，卻付出了數百萬將士的生命。潘興明確認識到，“這樣的賬是付不起的”，要改變窘局，隻有先改變作戰方法。
同時，在野戰中，步槍的作用也可以大大發揮，因為步槍在運動戰中殲敵是有效的，是步兵的主要武器。相反，塹壕戰是用炮兵開路，用手榴彈和炸藥結束戰鬥，而步槍冷落一旁，甚至協約國軍隊戰士在與敵人短兵相接時，往往忘記朝敵人開槍，而把手榴彈扔出，結果與敵人同歸於盡。潘興極力強調步槍的作用，反對協約國的作戰與訓練方法，更反對協約國到他的軍隊中指指點點。
潘興的態度使協約國很為不滿。法國總理克裏孟梭鄭重地告誡道：“如果美國人不讓法國人教他們，德國人會‘教他們的’。”然而，潘興卻用實際行動“回敬”了協約國的“好意”。1918年5月底，美軍在坎蒂格尼的戰鬥中頑強拚殺，獲得大勝，與此同時，協約國軍隊卻在節節敗退。美軍的得勢使潘興激動不已，他致電美國國防部說：“我堅信，我們的部隊在歐洲首屈一指，我們的參謀人員不比任何軍隊遜色。”他甚至拍案怒斥：“誰膽敢再問我美國人會不會打仗，我就對他不客氣!”潘興的舉動讓人無可奈何，協約國軍隊大元帥福煦也隻得急呼：“戰鬥!戰鬥!這是當務之急!”
在形勢緊急的情況下，美軍頂住了德軍，他們牢牢地守在橫跨巴黎公路的地帶，擋住了德軍的前進。據哈博德回憶：“中路的協約國軍隊沒有一支部隊能頂住德軍的進攻。當德軍以排山倒海之勢滾滾而來時，能站穩腳跟的第一支協約國部隊是美國的第二師。他們不但穩住了陣腳，而且還開始向前推進了。”6月6日，美軍又向貝洛林苑的德軍展開了一場攻勢，他們英勇戰鬥，傷亡較重。6月25日，在一整天的炮火準備後，衝進了貝洛林苑。這次戰鬥使德國人再一次領教了美軍的分量。此後，德軍大多隻有了招架之勢。9月中旬，潘興發起聖米耶爾戰役，這是美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首次獨立實施的戰役，盡管它本身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但總體上說，取得了很大的勝利。9月26日，美軍又發動了馬斯阿爾貢戰役，取得決定性勝利。整個戰事也於11月份宣告結束。
潘興是一位精細、勤勉又很有謀略思想的指揮員。他始終強調現代戰爭需要充足的準備，不能靠臨陣磨槍。他決意打破依托深溝高壘的作戰方法，衝破陣地的局限，主張根據戰場形勢的變化靈活用兵。他的一個重要的謀略思想就是在運動中爭取主動，消耗敵人，而不是蜷縮在陣地上，被動挨打。這個思想不僅在美軍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對其他國家的軍隊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魯登道夫
隨著人類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德國軍國主義分子樹立起來的一座所謂的軍事豐碑在一夜之間發生了傾斜，那個一向被德意誌民族殖民擴張分子們狂熱崇拜的偶像——當時的德軍最高統帥部第一軍需總監魯登道夫，麵對兵敗如山倒的黯淡局勢，終於低下了他那顆曾是不可一世的頭顱。自此，一戰時期德國軍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被拋進了英吉利海峽。
魯登道夫生於1865年4月9日，自幼受當過預備役軍官的父親影響，他希望自己長大後當一名威武的軍官，去指揮千軍萬馬。在這種思想驅使下，他十二歲進入陸軍幼年學校讀書，後又進入陸軍士官學校。1890年，他又考入柏林軍事學院深造。1908年至1913年，魯登道夫在德軍總參謀部任職，曾擔任第二處處長，主管軍隊的訓練、裝備、動員等事宜。這時，整個歐洲大地戰雲密布，德國周邊各帝國主義國家磨刀霍霍，加緊備戰，眼看一場世界規模的殘酷戰爭一觸即發。麵對這種緊張局勢，魯登道夫及時向最高統帥部提出了“最大限度地加強陸軍實力”和“配合軍火工業，把宣傳鼓動做為武器，用於最廣泛的擴軍備戰之中去”的主張，使德國在一個時期內又迅速增加了30萬軍隊。由於他擴軍屯兵有功，因而他的軍階不斷升遷，一度擔任德軍第三十九聯隊司令員等職務。
魯登道夫作為資產階級軍事家，他的“大德意誌民族”觀念在早期就有所顯現。也正是由於他身上害有這種痼疾，才使得他甘願為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效命沙場。他鼓吹、宣傳實行大規模的“總體戰略”，積極推行對外軍事擴張和對內實行擴軍備戰政策，是德國“徹底消滅”理論的狂妄的支持者和叫囂者。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他的軍事野心也逐漸膨脹起來。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拉開帷幕，各帝國主義勢力兵刃相向，粉墨登場。8月3日，德國軍隊為了實現長驅直入比利時，向法國腹地實施大縱深迂回，從背後狠狠打擊法軍主力的目的，在必經之路列日鎮展開了一場惡戰。戰事剛起，德軍自恃有新式大炮和優勢兵力，原設想比利時守軍會不堪一擊，一觸即潰，孰料，他們麵對的是列日花了二十年時間構築起來的堅固工事，再加上比軍將士英勇頑強，拚死抵抗，德軍一次次衝鋒都潰敗下來。殘酷的攻堅戰鬥連續進行了兩天，德軍傷亡慘重，屍體堆積如山，做為先頭部隊的第十四步兵旅指揮官“出師未捷身先死”，戰局明顯對德軍不利。這時，魯登道夫主動接替了第十四步兵旅的指揮職務。是夜，他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帶領部隊從比軍防禦陣地側翼暴露出來的夾縫地帶大膽實施穿插，像一把尖刀直刺守軍心髒，爾後配合外圍部隊內外夾擊，終於取得了這場戰鬥的勝利。“列日之戰”對實現德軍最高統帥部速戰計劃意義重大，立下首功的魯登道夫因此贏得殊榮，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嘉獎。不久，任命他擔任第二集團軍軍需總監的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