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戰爭是十九世紀最大的戰爭之一，雙方共投入兵力70多萬人，火炮近三千門。這次戰爭是毛奇最成功的軍事傑作。他在戰前進行了充分的準備，了解了法軍的組織、裝備、訓練和運輸能力等所有情況，領導總參謀部製訂了周密的作戰計劃，並吸取了普奧戰爭的教訓，對炮兵武器、戰術及騎兵戰術進行了革新，使炮兵和騎兵在整個戰爭尤其是色當戰役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由於他的遠見卓識和切實不懈的努力，使普軍無論在兵力、火力、機動能力和戰術上都明顯優於法軍，從戰爭一開始便占據了壓倒優勢。毛奇的指揮巧妙果斷，隨機應變，幾乎無懈可擊。由於他在普奧戰爭中樹立了威信，指揮官們信任和服從他的指揮，也使得他的戰術意圖得到完全的實現。
普魯士對法戰爭的勝利，把南德意誌幾個獨立的邦國嚇壞了，趕忙於1870年底發表聲明，宣布加入德意誌聯邦。1871年1月18日，普王威廉一世在法國凡爾賽王宮正式宣布德意誌帝國成立，並自封為第一任皇帝。德意誌經過近六百年分崩離析的時代，終於統一成為一個現代的資產階級國家。
1月28日，巴黎“國防政府”同德國簽訂停戰協定，解散全部法國正規軍。2月26日在凡爾賽簽訂了初步和約，5月10日在法蘭克福簽訂了正式和約，法國割讓阿爾薩斯和東洛林給德國，並賠款50億金法郎。
威廉坐上了德意誌皇帝的寶座，眉開眼笑，躊躇滿誌，對俾斯麥、毛奇一夥愚弄他的惱恨早已煙消雲散。他在慶功宴會上說：“您，羅昂將軍，磨亮了寶劍，您，毛奇將軍，使用了寶劍，您，俾斯麥伯爵，多年來如此卓越地掌管我的政策，每當我感謝軍隊時，就特別地想到你們三位。”
當然，這完全是顛倒主次的胡說八道。真正導致德國統一戰爭勝利的，是曆史發展的要求，是德國的民族運動，是德意誌人民英勇奮戰的結果。毛奇，俾斯麥等人不過是曆史偶然選中的工具而已。
普法戰爭的勝利，使毛奇的聲譽大增，他被公認為當時歐洲最傑出的軍事家。1871年，他因功晉升元帥，賜封伯爵，並得到議院的大筆金錢獎賞。1872年，他成為上議院議員。1876年，在他的出生地舉行毛奇紀念碑揭幕典禮。他擔任德意誌帝國的總參謀長一直到1888年，當時，他已是高齡，為照顧他，還特設了總軍需官協助他處理日常事務。這期間，他主要致力於研究德國東西兩線同時作戰的問題，他從青年時起就堅持認為德國有一天將不可避免地同時對俄國和法國作戰。
毛奇的最後幾年是平靜，勤奮和忙碌的，他完成了《論1870—1871年戰爭》的大型論文。1888年，他退役後還擔任國家保衛委員會會長，他的軍國主義熱情並未因高齡而有所衰退，依然在議會裏起勁地鼓吹戰爭不可避免，要求進一步擴軍備戰。
1891年4月24日，毛奇病逝於柏林。依照他軍事地理學家一貫準確的算法，享年九十歲。他算不上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軍事家，但卻是最具現代意識的軍事家，他對後世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創建的總參謀部的現代指揮體係，至今仍為許多國家所沿用，他的東西兩線作戰，分進合擊，速決戰等戰略戰術思想，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都具有明顯的影響。阿爾弗雷德·馬漢
1805年12月2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一個名叫奧斯特裏茨的地方，爆發了一場有16萬軍隊參加的戰略性會戰。經過這一仗，拿破侖徹底粉碎了俄奧聯軍的進攻，法蘭西帝國依然巍然屹立著。
90年後，在美國羅德島海軍學院的講台上，一個名叫阿爾弗雷德·馬漢的海軍戰略講師正侃侃而談：
“拿破侖戰爭證明，大規模會戰是決定陸上戰爭勝負的最有效手段。那麼海戰呢?同樣需要這種傾其軍力的會戰，惟有如此，才能奪取製海權!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出現一個‘海上的奧斯特裏茨’!”
馬漢的聲音不高，但卻震動了世界。“海上的奧斯特裏茨”成為穿著不同國家軍服的海軍元帥、海軍上將們矢誌不渝的追求目標。又過了21年，在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馬漢的願望終於變成了現實。不過，這壯觀的會戰不是發生在其理論的誕生地美國海域，而是在歐洲北海的一角，一個名聲並不十分響亮的地點——日德蘭。就是因為這場會戰，使日德蘭的名字永垂史冊，也使馬漢的理論開始廣為人知。
起源於海洋文明的西方國家很早就重視海洋的意義，2000多年前的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就說：“誰控製了海洋，誰就控製了世界。”幾百年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乃至今天的美國在世界上的優勢力量都是以海權為基礎的。
阿爾弗雷德·馬漢(1840—1914年)是美國曆史學家、海軍軍官。他發現，人類在海上的機動性超過了陸地。他在研究了英帝國長期稱霸世界的曆史後，於1890年出版了《製海權對曆史的影響》一書，提出了“海洋中心”說。馬漢認為，商船隊是海上軍事力量的基礎；海上力量決定國家力量，誰能有效控製海洋，誰就能成為世界強國；要控製海洋，就要有強大的海軍和足夠的海軍基地，以確保對世界重要戰略海道的控製；對美國來說，最重要的是夏威夷群島和巴拿馬海峽，海軍必須以“集中”為戰略法則，同時要重視“海上交通線”、“中央位置”和“內線”；海軍必須積極出擊，不能消極防禦。馬漢的《製海權對曆史的影響》一書在美國再版了30多次，並在全世界廣泛流傳。馬漢也被後人公認為是海權論的鼻祖。他的突出貢獻尤其在於對海權這一概念的創建和廓清，經受了時間的考驗，體現了巨大的理論價值，對當時的世界和後世曆史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馬漢是一個順應時代而起又推動了時代發展的偉人。
馬漢的有關海權的理論著作有20多部。馬漢認為，不可能再有哪一個國家能像過去那樣獨霸海洋，美國應與有共同血緣關係的英國合作，確立同一種族對海洋的支配。馬漢明確表示，他的海權論是要為美國的外交和軍事戰略提供理論基礎，並公開稱“強權即公理”。馬漢曾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海軍顧問，他的理論成了美國海軍發展和海上擴張的理論根據。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海軍法案》，美國開始大規模發展海軍。19世紀最後10年，美國的海軍實力由世界第12位躍升為第3位，僅次於英、法兩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的海權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完全控製了太平洋，把太平洋當作自己的“內湖”。冷戰結束後，美國在海外仍有700多個軍事基地，4個作戰艦隊，13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各型艦艇468艘。
鑒於馬漢對美國海軍戰略的重要影響，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說：馬漢是“美國生活中最偉大、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直至今天，強大的海權仍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基礎，馬漢的海權思想仍然深深影響著美國和世界許多政治家和軍事家。20世紀90年代末，西方大國用於海軍建設的開支占國防開支的比例很大，美國為30％，英國、日本23％，法國14％，意大利13％，德國12%。海軍如此被重視，歸根結底，不得不歸功於馬漢海權論的開山之功。卡爾·克勞塞維茨
1831年11月16日，普魯士王國的一位將軍因患霍亂病離開了人世。可是他的名字卻沒有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被後人淡忘，他就是享譽世界的軍事理論著作《戰爭論》的作者卡爾·馮·克勞塞維茨。
克勞塞維茨於1780年生於普魯士一個稅務官家庭。他從小酷愛軍事，12歲參加普魯士軍隊，13歲踏上與法國作戰的戰場，不久晉升為少尉。1801年，他被選入柏林陸軍大學深造。在軍校裏，他刻苦攻讀，勤於思考，獲得了校長沙恩霍爾斯特將軍的賞識。軍校畢業後，他被推薦到奧古斯特親王的部隊擔任副官。
當時，反法同盟各國的軍隊與拿破侖的軍隊正在征戰。1806年，克勞塞維茨隨親王參加了著名的耶拿戰役和奧爾施塔特戰役，普軍大敗，他也在戰敗後被俘。翌年被釋放回國後，他深感陳舊的軍事製度無法適應近代戰爭，因而積極呼籲和參與了普魯士軍隊的改革工作。1810年，克勞塞維茨被任命為柏林陸軍大學的教官。在任教期間，他編寫了《軍事訓練概論》等著作，並給普魯士王太子講授軍事課程。1812年，因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與準備發動侵俄戰爭的拿破侖結成同盟，克勞塞維茨憤而辭去了教職，奔赴俄國參加了反抗拿破侖的戰爭。拿破侖被打敗後，他重又回到了普魯士軍隊，開始從事戰爭理論的研究；1818年出任柏林軍官學校校長並晉升為將軍，這年他38歲；在任12年，致力於軍事理論和戰爭史研究，著書立說。
法國大革命、曆次拿破侖戰爭和19世紀初歐洲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對於克勞塞維茨世界觀、軍事觀的形成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克勞塞維茨雖然對法國大革命持反對態度，但他同時也清楚地看出了這次革命在軍事上引起的根本性變化，並對封建主義軍事理論進行了尖銳的抨擊。
可是，克勞塞維茨的觀點仍是資產階級的中庸思想，在進步的觀點中夾雜著反動思想、普魯士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克勞塞維茨觀點的理論基礎是德國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他以這種唯心主義哲學思想為指針，在資產階級軍事科學中首次對戰爭和軍事學術等一係列現象的相互聯係和發展作了分析。克勞塞維茨研究了1566—1815年期間所發生過的130多次戰爭和征戰，撰寫了論述荷蘭獨立戰爭、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戰爭、路易十四戰爭、菲特烈二世戰爭、拿破侖戰爭、1812年衛國戰爭、1813年德意誌解放戰爭等許多軍事曆史著作。但其主要著作是《戰爭論》。
《戰爭論》的結論是：“戰爭是政治的工具，戰爭必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戰爭就其主要方麵來說就是政治本身，但並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規律進行思考了。”對於克勞塞維茨的這一論點，列寧曾給予極高評價。
然而，作為唯心主義者的克勞塞維茨，把他國家的政治視為整個社會利益的代表，而不懂得政治本身的發展動力就是階級鬥爭。他認為戰爭隻不過是對外政策的繼續，而沒有認識到戰爭同對內政策的聯係，把政治與經濟、政治與社會製度、政治與階級鬥爭割裂開來。由於他沒有揭示出戰爭的社會性質和階級本質，所以在他論述具體戰爭時，就無法闡明戰爭的侵略性或正義性。
克勞塞維茨認為“每個時代均應有其特定的戰爭”，軍事學術的變化是由“新社會條件和社會關係”引起的。克勞塞維茨在研究軍事學術理論及其組成部分—戰略學和戰術學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他反對軍事學術中的“永恒的原則”，認為戰爭現象是不斷發展的。同時，他又否定在軍事發展上存在規律性，並且斷言“戰爭是一個充滿偶然性的領域，是一個充滿不確實性的領域”。
克勞塞維茨是第一個在西方軍事科學中明確提出了交戰、戰局乃至整個戰爭的一些實施原則：最大限度使用全部力量；集中盡可能多的兵力於主突方向；發揮軍事行動的突然性、快速性和堅決性；有效地利用既得戰果。
克勞塞維茨揭示了精神因素的製勝作用，這也是他對軍事理論的重大貢獻。克勞塞維茨認為，主要精神力量是：統帥的才能、軍隊的武德及其民族精神。然而，由於克勞塞維茨沒有弄清戰爭的社會本質和民眾在戰爭進程中、戰爭結局中的決定性作用，過分地誇大了統帥的作用，因此他就無法認清精神因素的真正源泉。
克勞塞維茨死後出版的著作，構成了西方軍事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完整階段。他的戰爭學說是對戰爭本質等問題的重要見解。《戰爭論》探索戰爭奧秘的深度是克勞塞維茨死後100多年來，任何一個軍事理論家從未達到過的，被譽為西方近代軍事理論的經典之作，並受到了各國的重視。曾經擔任德軍總參謀長、“施蒂芬計劃”的策劃人馮·施蒂芬伯爵在《戰爭論》第五版導言中寫道：“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內容上，都是有史以來有關戰爭的論述中最高超的見解”，“通過它造就了整整一代傑出的軍人”。《美國軍事學說》的作者達爾·奧·史密斯將軍寫道：“克勞塞維茨的理論雖然不是產生於美國，但是這種理論對美國的作戰方法和政策都具有重要影響。”無論是在西方陣營還是在共產主義陣營，克勞塞維茨的學說都受到高度的重視，並且擁有大量的擁護者。克勞塞維茨本人也因此被視為西方近代軍事理論的鼻祖。費迪南·福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