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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元212年,曹操又南下進攻孫權。

九月,呂蒙得到曹軍欲來的消息後,便立即向孫權建議,在濡須水口立塢,以抗曹軍。“夾水立塢,狀如偃月。”即:四麵高中間凹助一種水中塢堡,可以停泊船隻。許多部將都認為大可不必,說:“下船上岸,涉水上船,隨時可以擊敵,何需再造水塢?”

呂蒙說:“兵器有利時亦又鈍時,打仗絕不會百戰百勝。萬一兩軍突然遭遇,敵人步騎逼近,我們來不及趕至江邊,怎能上得船去?如若造起水塢,便無此患之憂。”

孫權聽罷,連聲稱讚,下令構築水塢。

十月,曹操領兵向濡須進擊,號稱步騎40萬,很快便攻破了吳軍的西營。呂蒙隨孫權宰七萬將士抵禦,可謂兵力相差懸殊。吳軍因有水上塢堡,西營雖陷,仍可固守。曹軍攻之月餘,吳軍亦戰船列陣,軍伍整肅。曹操歎道:“生子當如孫仲謀(孫權字仲謀)。”他知道濡須水塢難破,隻好退還。

曹操對孫權大加讚賞,孫權當然受之無愧。不過,若無呂蒙立塢抗曹之計,吳軍七萬之兵恐怕難於擋住曹軍40萬之眾。

孫權采納了呂蒙的建議,於公元214年閏四月,率兵攻打皖城。攻城之前,孫權召集眾將商議攻城之策。諸將主張修築土山,多備攻城器具,然後強行攻城。呂蒙堅決反對,說,“築土山,置器具,勢必需要很多時日。待我們準備就緒,皖城守敵已經乘機修固了城防,敵人的援軍也可能趕來,皖城就難於攻取了。再說,我軍乃乘雨季水漲之時驅舟而來,在此時日一久,等水位下降,戰舸難行,我們勢必退路艱難,豈不危險?我看現在的皖城城池並不堅固,以我軍之銳氣,四麵同時發起猛攻,無需多長時間就能將城攻破,可以趕在水位下降之前收兵而歸,這才是全勝之道。”

孫權當即決定,照此行事。呂蒙又向孫權薦舉甘寧擔任攻城先鋒,自己擔任後續部隊的主將。待甘寧打開缺口,他便率軍入城以戰。

甘寧不愧為一員猛將,身先士卒,衝鋒在前,手執鐵鏈攀城而上,所向無敵。呂蒙率精兵緊緊跟上,並且親自擂擊戰鼓。吳軍士氣振奮,個個如龍騰虎躍般英勇殺敵。“侵晨進攻,食時破之。”淩晨發起總攻,到吃早飯時便已攻克,實在是神速。這時,曹軍急速趕來的援兵已離皖城不遠,主將張遼聞城已破,隻好退卻。

孫權如不采納呂蒙的意見迅速攻城,待等張遼所率援軍趕到,不但攻城艱難,且又腹背受敵;水位若再下降,行舟不便;吳軍的處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吳軍大獲全勝,孫權對呂蒙愈加器重,任其為廬江太守,仍駐兵於潯陽。

公元215年,荊州又成了孫權與劉備之間的突出矛盾。赤壁之戰後,占據了武陵等四郡的劉備,為了控製整個荊州,便向孫權借了南郡。公元214年,劉備攻占了益州。孫權於是向劉備索要荊州,並向長沙等三郡派了官吏。劉備當然不肯歸還荊州,並讓鎮守荊州的關羽將孫權所派官吏一概趕走。孫權大怒,便派呂蒙率軍二萬前去攻取長沙等三郡。

呂蒙發兵之前,先給其三郡的太守寫了勸降信。長沙、桂陽二郡的太守望風而降,唯有零陵太守郝普守城不降。

劉備聞訊,親自率五萬大軍趕到公安,又派關羽率三萬人馬趕往益陽,想要奪回失去的兩郡。孫權針鋒相對,親自進駐陸口,命魯肅率一萬人馬進駐益陽,截擊關羽。同時飛書急召呂蒙,舍棄零陵,援救魯肅。

公元217年,魯肅病死,孫權命呂蒙代替其職,駐守陸口。這樣,駐守江東的呂蒙與西蜀的關羽形成了對峙之局。

呂蒙早就看出關羽是驍勇之將,並有吞吳之心,而且軍居東吳上遊,遲早會發兵進攻東吳。所以,他向孫權秘密獻計說,“現在應該讓征虜將軍守南郡,讓潘璋屯兵白帝城,讓蔣欽率一萬軍兵沿江上下巡遊,我率軍前據襄陽。這樣,我們既不必憂懼曹操,亦不必依賴關羽。關羽君臣甚為狡詐,反複無常,不能以誠相待。關羽之所以沒有向東進攻我們,那是因主公您的聖明,加上我們這些老將尚在。若不乘我軍強壯之時奪回荊州,一旦我們這些人過世,再想奪回荊州恐怕就難上加難了。”

孫權認為他的意見很好。

公元219年,關羽攻打曹軍的樊城。呂蒙認為消滅關羽的時機已到,急忙向孫權上疏:“關羽進攻樊城,留守部隊卻很多,顯然是擔心我抄其後路。我經常患病,請讓我以養病為名回到建業。關羽聽說後,必然把留守部隊調赴樊城前線。那時,我軍就可沿江晝夜急進,偷襲其空虛之後方,則南郡可破而關羽可擒!”於是,呂蒙便偽稱有病。孫權公開發布命令將他調回。

呂蒙經過蕪湖,定威校崩陸遜對呂蒙說;“關羽之軍臨近我方邊境,您怎麼能遠走,難道不擔心邊境擋不住進犯嗎?”呂蒙說:“您說的很有道理,可惜我有病呀。”陸遜又說:“關羽自恃驍勇,從來不把別人放在眼裏。他現在兵攻樊城,沒發現我軍有抄其後路之意;如今又聽說您患病而遠去,必然後方防守空虛。我軍若攻其不備,必能獲勝。您見到主公,應商此大計。”呂蒙一聽,正合他意,不禁心中暗喜。但軍機大事不可稍泄,他說:“關羽素來英勇凶猛。本來就很難對付,況且現在又占據荊州,想要打敗關羽是很不容易啊。”話雖這麼說,但對陸遜的深識用兵之道,呂蒙卻非常賞識。回到京都,孫權問他:“誰可以代替您駐守陸口呢?”呂蒙毫沒遲疑地說:“陸遜遇事善於深謀遠慮,他能擔當重任。況且他在外麵名聲不大,關羽勢必不會對其顧忌。若任用他,應該命令他外隱其韜略,內察其形勢變化,然後可擊敗關羽。”

於是,孫權召見陸遜,拜其為偏將軍、右部督都,代替呂蒙駐守陸口。陸遜到了陸口以後,便給關羽寫去一信,盛讚其功高德美,深感自己才疏學淺,請多加指教。關羽接到信後,知道呂蒙已經真的患病回歸,替換的是個沒有經驗的青年將領,也就認為大可不必疑慮重重了,便把—部分守兵調往樊城前線。

駐守江陵、公安的關羽部將麋芳、傅士仁,平素就嫌關羽輕視自己,再加上關羽出兵樊城後,他們供應物資不及時,關羽曾說:“回來以後,一定懲治。”所以,他們都很恐懼。呂蒙利用這個矛盾,令故騎都尉虞翻給傅士仁寫信,向其講明成敗利害。傅士仁投降。麋芳隨後亦降。

呂蒙占據江陵後,對於關羽及其將士家屬,全部給以撫慰。並且命令全軍,嚴禁擅入民宅,不得向居民有所掠取。呂蒙手下有個士兵,與呂蒙是同鄉,拿了居民的一個鬥笠遮蓋官家的鎧甲。呂蒙見其違反了軍令,沒以鄉親之情而廢軍法,揮淚將其斬首。軍中驚駭,無人再敢索取百姓的東西,真可謂秋毫無犯,路不拾遺。江陵雖然新占,但卻十分安定。

不久,孫權又到了江陵,關羽不敢回奪江陵,隻好退保麥城。孫權誘逼關羽投降,關羽一麵偽稱投降,一麵帶著十幾個騎兵逃遁。途中被吳軍的伏兵擒獲,不降,被斬。隨即,荊州各郡全被東吳占據。

大敗關羽,關鍵在於呂蒙偽稱有病而使其不備,白衣渡江而使其無防,進城安民而使其軍心渙散,每一步都顯示出呂蒙棋高關羽一招!

不久,呂蒙舊病複發,不愈而逝。時年42歲。諸葛亮

諸葛亮(公元181~234年),字孔明,東漢徐州琅琊郡陽都縣(山東沂南)人。

他少懷大誌,雖隱居隆中(湖北襄樊北)躬耕於隴畝之間,卻博覽群書,關心天下大事,他常以春秋戰國時期的著名將相管仲、樂毅自比,可見其抱負所在。

諸葛亮自二十七歲起輔佐劉備創立基業,後為蜀國丞相,直至五十四歲病死軍中。近三十年期間,他一直是三國中左右局勢、舉足輕重的人物,其曆史作用僅次於曹操、孫權和劉備,是我國古代曆史上的卓越政治家,也是我國軍事史上的傑出的軍事戰略家。

東漢末年,封建王朝在黃巾起義的衝擊下已是搖搖欲墜,豪強地主,富室軍閥紛紛割據一方,互相攻伐,混戰不止。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懷有雄心大誌但屢遭挫敗的劉備在荊州新野地區聚集兵馬,尋訪人才。在名士徐庶的推薦下,劉備“三顧茅廬”,懇請諸葛亮出來相輔。諸葛亮對劉備提出了著名的,後人稱為“隆中對”(也叫草廬對)的戰略。

諸葛亮首先概述天下紛爭之勢:“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指出:自漢室日漸衰微,群雄起而相爭以來,曹操擊破袁紹,平定北方,挾製天子,號令諸侯,已擁有百萬之眾,成為勢力最強者;孫權繼承父兄之業,占據江東,其地勢險要,民眾歸附,又有賢能之士輔佐,可以為援而不可相圖。

劉備以匡扶漢室為誌,自然與曹操勢不兩立。隻因曹操過於強大,暫時無法相爭。而孫權雖不及曹操強盛,但其江東基業已成,不能與其為敵,隻可結盟為友。諸葛亮在這裏已確立了孫劉聯合共抗曹操的戰略格局,這一聯合抗曹的戰略格局是劉備利用曹、吳矛盾,爭取自身生存的關鍵所在。此後能否恰當地處理三方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保持已經確立的戰略格局,始終影響著劉備集團的興衰存亡。

諸葛亮接著分析了荊、益二州的地理位置:“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位於南北要衝,交通便利,是用武之地,而其主劉表無力據守;“益州險塞、沃野千裏”稱為“天府之國”,漢高祖劉邦據此而成帝王之業。其主劉璋和北麵漢中的張魯昏庸軟弱,那裏的智士能人願求明主。

諸葛亮選擇荊州、益州為劉備攻取的戰略目標是在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地理、人物等各方麵的因素之後做出的綜合決策。以形勢論,曹操和孫權所控製的中原及江南地區都是劉備無法與其爭奪的。但荊、益二州卻是曹操、孫權尚未搶到手而相對空虛的。以地理論,荊州連接四方易於向外擴展;益州土地肥沃便於建立基業;若將荊、益二州連成一片,進可乘勢相攻,退可據險自守,足以與曹操、孫權相抗衡。以人物論,荊州之主劉表徒有虛名,益州之主劉璋,昏庸無能,漢中之主張魯也難成氣候,正是奪取其地的天賜良機。

諸葛亮最後說:“將軍既帝室之胄……漢室可興矣”。指出:劉備有忠義之名,又求賢若渴,如能占據荊、益二州,安撫民眾,勵精圖治,並與孫權結為聯盟,待天下有變時,則以荊、益兩路人馬,兵分兩路進取中原。

諸葛亮提出的這個戰略規劃是要劉備在曹操占天時,孫權居地利的形勢下,充分發揮“人和”的長處,聚攏賢才,奪取荊益,內修民政,外結孫權,等待時機統一天下。

諸葛亮的“隆中對”是一個具有初步戰略體係的決策係統。有人認為諸葛亮的“隆中對”重益輕荊,導致了後來蜀國失去荊州拘於一隅而不能進爭中原的局麵。實際上,“隆中對”作為一個預測型的大決策係統,具有相當的“模糊性”,不可能是非常精確的。從後來的戰爭進程看,應該說“隆中對”是當時劉備所能選擇的最佳決策係統,是基本符合客觀現實的。

對於實現這一戰略體係的最終目標——複興漢室,統一天下,“隆中對”規定了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聯合孫吳,共抗曹魏;二是擁有荊、益二州及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麵的實力;三是“天下有變”的可乘之機,這三者缺一不可。而在整個三國時期,劉備集團從未同時具備過這三個基本條件。因此說劉備集團有奪取中原,統一天下的可能隻是一種空想。至於荊、益二州孰輕孰重,誰正誰奇,隻能待取得二州後再依勢而決,因機而變,又怎可預先據此判定蜀漢一國的終局。

“隆中對”作為一個戰略決策係統,充分顯示出諸葛亮的遠見卓識,在我國戰略發展史上它具有裏程碑的意義。

諸葛亮出任劉備的軍師不久,曹操即率大軍攻取荊州,準備渡江滅吳。劉備敗退到夏口,處境危急,諸葛亮前往東呈與周瑜、魯肅一起,說服孫權結成聯盟,合力抗曹。在著名的赤壁之戰中,孫劉聯軍擊敗了曹軍。隨後在諸葛亮的輔佐下,劉備取得了東吳的諒解,趁勢攻取了荊州,接著又利用劉璋借兵之機,進軍益州。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取得益州。至此,劉備集團從“失眾勢寡無立錐之地”發展到雄據荊益,虎視中原與曹魏、孫吳相鼎立,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麵。諸葛亮的隆中決策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是三國時期極為重要的一年,其風雲變幻之莫測,形勢轉化之急速,都是令人驚詫不已的。試看:正月,劉備率軍進逼定軍山,老將黃忠力斬曹軍大將夏侯淵,迫使曹操放棄漢中。七月,關羽領兵圍攻襄、樊,水淹七軍,“威震華夏”,曹操甚至曾想“遷都”,以避其鋒。

其時蜀漢大有西迫長安,東進許昌,掃蕩中原,複興漢室之勢。但正當樊城危在旦夕之際,東吳呂蒙“白衣渡江”,偷襲荊州。關羽腹背受敵,倉促回防,已然為時過晚,終於敗走麥城,被擒而死。荊州為東吳所占。

益州之軍出秦川,荊州之兵向宛洛確是諸葛亮“隆中對”提出的戰略規劃,可這應在“外結孫權,內修政理”的基礎上實施。劉備攻取益州後,諸葛亮在“安民治蜀,足食足兵”方麵很有成效。但對於荊州方麵的處理卻疏而不當,隱患極深。荊州為兵家必爭之地,魏、蜀、吳三方對此都很清楚。孫權曾聽從魯肅“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的主張,將荊州的南郡“借”與劉備,是希圖劉備為東吳抵禦曹操。後見劉備取得益州,已自成一方之勢,孫權便要索回荊州。當“結吳為援”與“占據荊州”這兩個隆中對策所要求的基本條件相互衝突起來時,如何使二者兼容並存,是劉備能否實現其進取中原這一最終目標的關鍵環節。由於存在著抗拒曹操這個共同點,而且東吳的主將魯肅(其時周瑜已死,由魯肅代之)也是極力主張聯合的。所以如果處理得當,籌劃巧妙,那麼以共抗曹操來轉化孫劉之間的矛盾,保住荊州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但劉備諸葛亮卻未能把握住這個關鍵環節,竟以取得涼州後再還荊州為借口拒絕了孫權的要求。同時駐守荊州的關羽對東吳的態度也十分惡劣,使得孫劉兩家由相聯變為相爭。而對於戰略格局的這種重大變化,劉備及諸葛亮又沒有應變之策。等到孫權派呂蒙收降了長沙、桂陽、零陵三郡。劉備及諸葛亮方才急忙率兵東下,欲與東吳爭奪荊州,然而已是“當斯之時,進退狼跋”。後果然因為曹操進軍漢中,劉備及諸葛亮恐益州有失,隻得與孫權平分荊州。此後,孫權仍一直想將荊州全部奪回,劉備及諸葛亮也並非不知,但仍未予以應有的重視。反而在孫權伺機進兵,荊州地位未穩的情況下,讓關羽攻打襄樊,犯了兵家的大忌。此是劉備之意?諸葛亮之謀?或是關羽自作主張?史無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