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爾齊秘密將這個信息作為一個籌碼，通知阿赫默德·沙：“把這個風吹到談判桌上去。如果英國人白浪費時間，阿富汗尋到了新的談判日程表了。”
果然，漢密爾頓·格蘭特開始改變了談判態度。8月8日，阿富汗與英國政府簽訂了《拉瓦爾品第條約》。根據條約，英國政府承認阿富汗獨立——這一承認沒有寫進條約正文中，而是在、漢密爾頓·格蘭特致阿赫默德·沙的照會中提出的，阿富汗沒有失去一寸土地，但阿富汗也沒有收回土地，英國政府拒絕支付補助金，同時在第二條中規定，禁止經由印度把武器和軍需品運往阿富汗，雙方約定6個月後再重新談判。《拉瓦爾晶第條約》是一個暫時的和約，阿、英之間的相互緊張關係沒有緩和，有關阿富汗獨立的實質性問題仍然懸而未決。
1919年10日，塔爾齊派特命全權大使穆罕默德·瓦裏·汗將軍，冒著深秋的寒風前往莫斯科，向列寧呈交了阿馬努拉國王的友好信件，希望得到蘇俄的援助。列寧毫不猶豫地支持阿富汗的抗英鬥爭，並在回信中重申：“蘇維埃俄國鄭重地承認阿富汗的完全獨立。”
列寧派蘇俄大使米哈伊爾·布拉文到達喀布爾，著手談判對阿富汗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援助。布拉文帶來了武器裝備的樣單。
這一切，使英印政府十分惱火，切爾姆斯福警告塔爾齊：“不經過英印政府的許可與俄國打交道，是違背甘達馬克和約規定的。這將給未來的阿、英和談帶來直接損害。”
塔爾齊根本不予理會。
由於英印政府在拉瓦爾品第會議上，拒絕了邊境獨立部族要求回歸阿富汗的願望，獨立部族的武裝起義風起雲湧，他們把打擊的矛頭指向了駐紮在邊境地區的英國軍隊。11月，阿富汗外交大臣塔爾齊提出了談判邊界獨立部族歸屬的問題，再次遭到英印政府拒絕。塔爾齊對即將親赴邊境的納迪爾·汗說：“老弟，您把邊境獨立部族人起義鬧騰得愈歡愈好。”
納迪爾·汗爽朗地笑著說：“等著瞧吧。”
1920年1月，納迪爾·汗為配合塔爾齊的外交談判，在邊境召集了獨立部族酋長會議，號召並用武器支持獨立部族的人民起義。“為民族獨立而戰”的浪潮，強烈地衝擊著英印政府的殖民統治，英印政府不得不要求重新談判。
4月17日，塔爾齊親自擔任阿富汗政府代表團團長，在穆蘇裏與英印政府代表團談判。7月18日，談判終於因英印政府的讓步取得了實質性突破——作為未來正式條約的準備，談判通過了備忘錄。英印政府在備忘錄中保證：“絕對尊重阿富汗在內政和外交事務上的完全獨立。”作為阿富汗曆史的恥辱的甘達馬克和約的根基開始動搖……
第三次談判於1921年1月在喀布爾舉行。阿富汗政府代表團團長仍由塔爾齊擔任，英國政府代表團團長是特命全權公使亨利·多布斯。塔爾齊對亨利·多布斯作了一番了解，得知自己的對手是一個工於心計的職業外交官，他小有名氣的手段是“掃除掉不利的談判因素”。
與此同時，塔爾齊主持了擴大阿富汗對外友好關係的工作，利用國際環境，把外交主動權牢牢地掌握在手裏。2月，阿富汗與蘇俄在莫斯科簽訂了蘇、阿友好條約。亨利·多布斯為此再次提出強烈抗議，塔爾齊一概不予理睬，3月1日，阿富汗與土耳其締結了友好同盟條約。亨利·多布斯在談判桌上再次抗議時，支持阿富汗爭取獨立的土耳其總統凱末爾，反而抗議英國政府幹預土耳其內政，6月，阿富汗又與波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塔爾齊還派出阿富汗政府代表團訪問德國、意大利、法國和美國，代表團在所到之處都譴責英國政府破壞和談的行為，宣揚阿富汗謀求徹底獨立的願望。這一來，英國政府因阿富汗問題，在國際上搞得聲名狼藉。
亨利·多布斯清楚，塔爾齊手裏的籌碼就是獲得了國際社會對阿富汗獨立的同情和支持，英國政治家們也意識到，不能再無視獨立的阿富汗的存在了。
亨利·多布斯碰了壁，隻好徹底認輸了。經英國政府同意，11月22日，英國政府代表團在《英國阿富汗喀布爾條約》上簽字。條約第1條規定，完全地和無條件地承認阿富汗的獨立；第3條、4條和5條中規定，按照完全平等的原則建立了無需經過英印政府，而直接經過倫敦的英、阿正常外交關係……塔爾齊在談判桌上的折衝尊俎，使阿富汗的完全獨立終於以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
為了慶祝勝利，阿富汗政府在王宮和國防部附近修建了獨立紀念碑，碑座上用鐵鏈拴著一頭獅子，它象征著在軍事上和外交上戰勝了不可一世的英帝國主義者。熟悉塔爾齊的官員發現，在伊德加赫大清真寺盤錯的林蔭道上，踏破晨露的人中已見不到塔爾齊。每當清晨，塔爾齊總是緩緩地來到獨立紀念碑下，常常獨自凝視……莫洛托夫
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1890年～1986年），是蘇聯和世界外交舞台上叱吒風雲的外交家，曾協助列寧、斯大林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成為他們最信任的助手。
1890年3月9日生於俄國諾林斯克(今基洛夫州)，1906年參加布爾什維克黨。1909、1915年兩度遭逮捕和流。
1911～1912年，在彼得堡工學院學習。1912年，參加創辦《真理報》。1915年再次被流放，次年逃脫。
1917年為黨中央俄羅斯局的領導人之一，參加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期間，任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委員。內戰爆發後，被派往下諾夫哥羅德、頓涅茨、烏克蘭工作。1921年，當選為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成員。V·I·列寧逝世後，他堅決支持I·V·斯大林。
1917年俄國二月資產階級革命時，莫洛托夫領導俄羅斯局的工作。沙皇統治被推翻後，擔任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和彼得格勒委員會的領導工作。十月革命中，被選為該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彼得格勒武裝起義的領導工作。十月革命勝利後，成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18年夏季，1918~1919年，先後任北方地區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俄共（布）中央和蘇俄政府駐伏爾加河地區全權代表，領導人民同饑餓作鬥爭。
1919年底，調任蘇維埃下戈羅州執行委員會主席。1920年4月在俄共（布）第9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同年9月任頓涅茨州委書記，負責該地區工業的恢複工作。1921年3月，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24年，出任黨的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領導職務，主管農業。
1926年起，任政治局委員。20年和30年代積極反對L·托洛茨基和N·I·布哈林。
1927年~1928年，莫洛托夫兼任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書記。1930年，出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基洛夫被害事件發生之後，莫洛托夫成為三十年代蘇聯肅反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1930～1941年，莫洛托夫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1941～1957年，任蘇聯人民委員會(後稱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
1939年5月～1949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員(後稱外交部長)，1939年8月，談判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1941年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外交部長），是斯大林國際談判的主要代言人和顧問，曾多次冒著生命危險飛越敵戰區上空與西方領導人斡旋。他善於使用外交手段維護蘇聯的利益，能言善辯，被譽為外交天才，盡管斯大林對他並不完全信任，他的妻子也遭到斯大林的迫害，但他自始至終都在堅定的支持斯大林，在斯大林去世後繼續擔任外交部長。
在外交上進行了一係列重大活動。因在發展坦克工業方麵建樹了功勳，1943年9月被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1943年起，陪同斯大林參加了一係列重要國際會議。戰後，曆任蘇共中央委員和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長、監察部長等職。
1947年初，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得以部分地恢複自己失去的地位。斯大林親自領導了部長會議常設局，莫洛托夫成了他的第一副手，這就是說實際上是由他主持常設局的會議。
與此同時，斯大林把情報機關從國家安全部裏抽了出來。通過政府決定成立了部長會議信息委員會（第四委員會）。它包括了國家安全部第一總局、武裝力量總參謀部情報總局以及黨中央情報和信息機構。有意思的是，領導信息委員會的不是國家安全部部長阿巴庫莫夫，而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但是領袖相對寬容的那個短暫時期很快就過去了。
1948年3月，莫洛托夫被免去了主持部長會議常設局會議的權力，稱此舉是為了使他能夠“主要從事外交政策事務”。
1952～1957年，任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1953～1956年，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並兼任外交部長。因反對N·S·赫魯曉夫的內外政策，1956年6月被免職。
1957年7月被指控為“反黨集團”成員，解除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並被開除黨籍。1957～1960年，任蘇聯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大使。1960～1961年，任駐維也納國際原子能機構常任代表。1962年退休。
1964年被開除黨籍，勒令退休。但他始終為斯大林奔走。
80年代中期，他與蘇聯著名詩人丘耶夫結為好友，在丘耶夫與他進行的139次談話中對斯大林給予了高度評價。
1984年3月，蘇共中央決定恢複其黨籍，1986年去世。
縱觀莫洛托夫的一生，真正無愧於“鐵錘外交家”這個光榮的稱號。二戰中，他冒著生命危險乘轟炸機訪問倫敦、華盛頓與丘吉爾、羅斯福會談，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立下汗馬功勞。其後隨斯大林出席一係列國際會議，以圓滑的外交手腕調解了盟國之間的矛盾，確立了戰後世界的格局。
50年代初，在解決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他與周恩來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給狂妄的美國人一個深刻的教訓。莫洛托夫意誌堅定、性格倔強，素有鐵錘外交家的美譽。莫洛托夫曾擔任過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兼外交部長，4次榮獲列寧勳章。夏爾·戴高樂
1958年12月1日，68歲的夏爾·戴高樂當選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1959年1月8日，他在巴黎愛麗舍宮宣誓就職，獲得重振法蘭西大國地位的權力。緊接著，他便向以美英為盟主(實為美國)的北大西洋公約集團發起了挑戰。因為法蘭西的榮譽決不能容許在這樣一個對世界格局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政治——軍事同盟裏充當小夥伴的角色。
1958年9月17日，戴高樂即向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及英國首相麥克米倫發出正式信函，宣布鑒於法國在安全問題上承擔的責任，它應當直接參與大西洋聯盟的政治和戰略決策；而這類問題過去卻隻限於美英兩家共同決定；隨著原子武器的壟斷權將不再屬於盎格魯—撒克遜人(法國不久將擁有它)，法國更有理由加入北約的最高權力集團。戴高樂提出，聯盟的領導權應該屬於三家，否則，法國就不再為北約的發展負責，並根據條約的第十二條保留對北約進行改造或退出的權利。戴高樂建議的核心，是要在北約理事會內確立一種“三頭政治”的領導體製。
戴高樂一旦下了決心，就絕不會停步不前——特別是他在1958年11月—12月的大選中獲得成功，擁有了新憲法賦予的特別權力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