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2日，艾森豪威爾在赫魯曉夫將訪問美國之前來到西歐，同戴高樂在巴黎進行了一次會談。這次會談，更使戴高樂覺得美國總統滿腦子考慮的都是美蘇關係的問題，似乎宇宙萬物都要圍著它轉；在西方陣營中最重大的現實便是美國的現實，其他事物都隻不過是次要的。
然而戴高樂並不認為，隻要美蘇的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就不在話下。他請艾森豪威爾懂得，美國沒有權利包辦西方所有國家的對蘇關係事務。
1960年3月23日至4月3日，戴高樂邀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正式訪問法國。在這次會晤中，戴高樂提出應該“在歐洲的範圍內依次地推動緩和、諒解和合作”，因而“從大西洋直到烏拉爾在歐洲人之間建立起來往、聯係和那樣一種氣氛”。在這裏，戴高樂顯然無視美國在歐洲的存在，使美國大為惱火。
1960年8月9日，戴高樂再次致函艾森豪威爾和麥克米倫，提議9月在百慕大舉行三國首腦高級會議，麥克米倫的複信同艾森豪威爾的如出一轍，雖然簡短些。兩封信再次說明了英美“特殊關係”的作用。舉行這樣的會議，對法國是毫無意義的。戴高樂於是再不提三國首腦會議了。
1962年中，戴高樂到法國中部視察期間，在利莫日發表講話強調說，法國在履行其對北約義務的同時，不會讓任何別的國家牽著鼻子走，它將在聯盟內部實行自己的“意願”、“行動”和“政策”；法國的目標是“建設我們的歐洲”，而不再是“兩個大國”的歐洲。
1963年1月，法國否決了英國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第一次申請。戴高樂認為，如果把英國納入歐洲共同體，將不啻在共同體內安插了一匹美國的“特洛伊木馬”。四年以後，戴高樂又一次地否決了威爾遜政府的第二次申請。
戴高樂一方麵排斥英國，另一方麵則爭取聯邦德國。在他的外交戰略中，法德關係問題占據著重要地位。他認為，既然德國已經一分為二，曆史不會允許再出現另一個俾斯麥或希特勒，那麼，法國就應該同毗鄰的聯邦德國結成同盟，以推動西歐聯合的車輪。阿登納則似乎看穿了戴高樂的心思，同時也確信聯邦德國絕不能沒有一個友好的、可以相互倚重的鄰居。在1958年9月，即戴高樂重新上台不到四個月，戴高樂和阿登納在朗布伊埃舉行首腦會晤。到了1963年初，戴高樂和阿登納在巴黎簽訂了全麵合作的法德條約。法德的合作關係，對於奠定西歐聯合的格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戴高樂和阿登納為他們身後的曆屆領導人作出了樣子，在涉及西歐的重大問題時，法德兩國總是先進行磋商。
在同蘇、德修好以後，戴高樂即加緊了撤出北約軍事組織的步驟。在此之前，戴高樂實際已在開始邁出撤退的步伐：
1959年3月：即他就任第五共和國總統的第3個月上，即下令法國地中海艦隊撤出北約軍事組織。
1964年5月4日，從北約海軍司令部撤出法國軍官。
1965年5月，宣布將不參加北約的軍事演習。
1966年7月23日，法國在北大西洋防務學院的高級人員和學員在本學期結業後撤走。
1967年4月1日，北約最高司令部和中歐司令部總部從法國領土遷走。
1966年10月1日，法國正式退出了北約軍事委員會。
這時，戴高樂已是76歲的老人了，卻依舊雄心不減，鬥誌高昂!
戴高樂在他的晚年回首往事時說他最感欣慰的，莫過於在大國角逐中為法蘭西民族贏得了榮譽，把法國獨立自主的觀念錘煉得更加牢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世界裏第一個敢於向美國說“不”的國家領導人。他的退出北約軍事組織的舉措，給美國霸權主義基礎以猛烈衝擊。
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長眠於科龍貝墓地。
第五章
戴高樂逝世以後，曾盛情邀請他訪問中國(原擬於1971年訪華)的毛澤東從遙遠的東方向戴高樂夫人發來唁電，向這位“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表示誠摯的悼念和敬意”。哈裏·霍普金斯
1939年9月2日，法西斯德國突然襲擊波蘭，9月5日前，英、法兩國被迫對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戰場正式爆發。羅斯福總統對歐洲戰局的形成是早有預見的，“戰爭是會傳染的，與戰爭地點距離遙遠的國家和民族，也會被卷入漩渦之中。”
持孤立主義的國會議員們便把矛頭對準羅斯福，指責他想挑起戰爭，破壞了美國《中立法案》。
時任財政部長的哈裏·霍普金斯是羅斯福主張的積極支持者，每一次羅斯福與孤立主義鬥爭的勝利，總留下一樁副產品——孤立主義者把發泄的矛頭對準霍普金斯，霍普金斯替總統承擔了種種仇恨。戰爭已經快降臨到美國頭上時，霍普金斯認為自己以商務部長的名義，繼續扮演替羅斯福當仇恨靶子的路已經到了盡頭，同時他再也沒有必要為國內民眾的溫飽而發愁——戰爭機器運轉起來，戰時生產已經緩和了失業。霍普金斯決定辭去商務部長的職務。
羅斯福作為一個政治家，在這封信中劃了一個真誠的“公”與“私”的界限。而事實將證明，他後來用“總統私人的代表”，“總統私人的顧問”使霍普金斯將權力和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雖然美國還沒有正式同德國和日本宣戰，但羅斯福一直在考慮同英國建立軍事合作關係。1940年聖誕節前後，羅斯福同霍普金斯——一個沒有任何職務的人，在白宮進行了商談。
霍普金斯立即扶案而起，銳利的目光閃耀出強烈的冒險精神，大聲說：“總統先生，我到英國去一趟怎麼樣?”
1941年元旦剛過，羅斯福沒有征求霍普金斯的意見，於3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霍普金斯將作為“美國總統私人代表”出訪英國。
美國駐英大使館代辦赫謝爾·約翰遜在霍普金斯到達倫敦後記述道：“我馬上被霍普金斯決心要獲取英國所需要的東西的第一手材料，那種強烈願望和追求精神所感動。英國人第一次感到美國送來了真正的希望，這希望足以使他們渡過戰爭難關。”
1月14日，霍普金斯把了解到的丘吉爾的情況，通過海底電報，向羅斯福總統彙報。
當天晚上，丘吉爾陪同霍普金斯出席格拉斯哥市長舉行的宴會。丘吉爾再度借這個機會發表了雅致的講話，他提到羅斯福總統、霍普金斯以及“偉大的美利堅合眾國民主政體”。
這篇“美國總統私人代表”的講話頓時傳遍英國，其影響達到決不是霍普金斯敢去奢望的程度：英國人把它看成是“美國人和我們站在一起”的一種保證。直至好些年後，英國人都在傳頌霍普金斯在英國困難之時，送來了美國溫暖人心坎的同情和信心，這遠遠比1940年美國提供給英國的一百多萬支槍、900門大炮和50艘退役的驅逐艦要強得多……
1月30日，霍普金斯在倫敦還會見了挪威國王哈裏曼，捷克斯洛伐克前總統貝奈斯先生。
霍普金斯在英國倫敦計劃隻呆兩周，由於戰局的發展，歐洲中心戰場接踵而來的情報愈來愈多，以至於這位被任命為“總統助理和顧問”的顯赫人物在倫敦停留下來。正當霍普金斯企圖應丘吉爾要求，安排他和羅斯福在大西洋上會晤之際，6月22日，法西斯德國開始向蘇聯進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進一步擴大。
霍普金斯莫斯科之行立即進行。7月27日，他乘英國“卡塔利納”型巡邏轟炸機秘密經歐洲北部抵達蘇聯阿爾漢格爾，他受到專程來這裏的蘇聯三軍代表，英、美駐蘇使館代表和當地政府官員的熱烈歡迎。第二天，他抵達莫斯科，當天晚上六時，霍普金斯會見了斯大林。
霍普金斯除了在電報中向羅斯福彙報了斯大林的熱情態度外，又列出了斯大林希望近期能得到援助的清單：“……大小高射炮2萬門，槍支一百萬支，高辛烷飛機汽油，製造飛機用的鋁板，短距離轟炸機……”
第二天下午三時，霍普金斯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進行了會談。莫洛托夫對蘇聯遠東地區有可能遭到日本乘機攻擊，形成蘇聯東、西兩線同時受敵表示擔憂。所以，他建議霍普金斯轉告總統：“以適當的方式向日本提出‘警告’。”
霍普金斯認為這個“警告”就是一旦日本進犯蘇聯，美國將向日本宣戰。
當天晚上六時半，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接見了霍普金斯，把蘇聯在東線抗擊德軍的態勢作了全麵介紹。這正是美國和英國急需想了解的東線情況：從開戰到現在，德軍在蘇聯有232個師，目前蘇聯已增援到240個師，並有20個師的後備部隊。到1942年，蘇聯可以動員至350個師，德國有可能動員到300個師，德國投入蘇聯戰場有三萬輛坦克。而蘇軍隻有二萬四千輛，空軍方麵各自有近八千架飛機，蘇聯每月能生產各種飛機一千八百架至二千二百架，現在飛機損失的數字已經倒過來了，德國多於蘇聯……
斯大林堅決地告訴霍普金斯：“我們可以戰勝德國，雖然我們要付出高昂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