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蘭特任柏林市長達十年之久，作為德國這個最大城市的總管，轄有200多萬人口的市長，幾乎獲得了他想得到的一切東西。就像柏林忘不了勃蘭特一樣，他也忘不了使他躋身德國政壇的這座基地。但如果認為勃蘭特的政治舞台僅限於柏林這一城之域，恐怕低估了這位政治家的雄心抱負。
1961年，擔任柏林市長僅四年的勃蘭特，就被他的黨推舉為總理候選人，同老態龍鍾的政敵阿登納角逐。勃蘭特在第一個回合的角鬥中失敗了。四年之後，聯邦選舉的大旗又一次拉起，勃蘭特繼續作為該黨的總理候選人，再一次走上競技舞台，同素有聲望的著名經濟家艾哈德競爭，結果又未如願。勃蘭特心事重重地回到柏林，繼續擔任他的市長職務。兩次政治角逐的失利，不但給社會民主黨帶來損失，埋怨、批評、指責審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而且也給勃蘭特本人很大的刺激。他曾一度萌發離開德國政治舞台的念頭。但勃蘭特畢竟是一個經受得住失敗考驗的強手，他比別人更能忍受痛擊，每當遭受失敗、煩惱、苦悶時，他就低頭沉思，在內心裏默默同自己的感情打交道，一旦從挫折中清醒過來後，他又回到競技場上來了。機會很快降臨，一年之後，聯邦政府爆發危機。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艾哈德政府宣布辭職。由各個主要黨組成的大聯合政府宣告成立。社會民主黨首次獲得參政機會，勃蘭特擔任副總理兼外長。大聯合政府的組成給社民黨帶來了無法估量的好處，它第一次在聯邦範圍內給社民黨提供了使居民相信這個所謂“永久的反對黨”具有參政能力的機會。這次參政的過程，使勃蘭特的領導能力，尤其是外交手腕第一次在聯邦政府的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他成功地扭轉了聯盟黨因長期推行“哈爾斯坦主義”而使西德外交走進死胡同的局麵，提出了大膽、靈活的“新東方政策”。從某種意義上說，勃蘭特的這次參政，為他以後登上總理的權力寶座，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勃蘭特上台後，麵對國內外的一係列棘手問題，雖說並無治國妙方，但也敢大膽探索。在內政方麵，他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為改變國內經濟的困難局麵提供了推動力，使聯邦德國從困境中走了出來，繼續朝著繁榮、發展之路邁進。與治理內政的成就相比，使勃蘭特個人形象大放異彩的自然要算他的外交活動了。作為聯邦總理，勃蘭特非常善於審時度勢、利用機會，尋找突破口。早在幾年前任外長時，他就清醒地認識到：基於哈爾斯坦主義的聯盟黨一貫推行的強硬東方政策，已經沒有出路。勃蘭特執掌政權後，對西德外交進行了驚心動魄的大調整，突出的就是改變舊的東方政策，緩和同東方國家的關係，特別是同蘇聯、民主德國的關係。有限度地承認民德，默認奧得尼斯河邊界。勃蘭特上任後，立即同民德政府商談，改善雙邊緊張關係，互設常駐代表機構，並同時申請加入聯合國。1971年，勃蘭特作為聯幫總理首次出訪蘇聯。這次訪問的重大成果是，雙方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結束了這兩個大國之間的長期戰爭狀態。同時，他還同波蘭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實際上承認了德波間的奧得尼斯河邊界。不知是出自真情，還是一種手段，勃蘭特在波蘭訪問期間，當來到猶太人紀念碑前時，他突然雙膝下跪，在場的幾百人無不為之驚呆。
新東方政策，顯示了勃蘭特爭取現實主義的政治勇氣，緩和了二戰後的歐洲緊張局勢，也提高了德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聲望。這位總理因此被西方人士稱讚為製造緩和氣候的先驅，在人們中被看成是一個偉大的和平締造者。為表彰他為此作出的貢獻，1971年挪威議會決定授予勃蘭特諾貝爾和平獎。作為聯邦德國的勃蘭特，為了德國人民的利益，向昔日的敵人伸出了和解之手。他熱誠地為歐洲的和平奔波，在奠定歐洲和平事業上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找到了修複東西歐之間關係的橋梁——緩和政策。
對於德國的統一，勃蘭特是極其關注的，並為此進行了長期不懈的努力。他推行的新東方政策，就為兩德之間建立相互信任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他還到東部講演，創造緩和氣氛。他主張東西德兩部分應逐漸融合，“不要操之過急”。
無論是作為總理，還是作為黨魁，勃蘭特的權威是巨大的。然而，他並未因此成為濫用權力的專斷者。
1992年10月8日，德國國家電視台向全國播發了一條令人震驚的消息：聯邦德國前總理、社會黨國際前主席維利·勃蘭特，因患癌症醫治無效，在家中逝世，享年79歲。羅納德·裏根
1981年1月20日，美國共和黨保守派代表人物羅納德·裏根就任美國第40任總統。他於1985年連任，1989年1月卸任。
20世紀80年代是冷戰達到高峰的年代。在這個年代，裏根接連擔任了兩屆美國總統。裏根上台之初，美蘇爭霸激烈，美國所麵臨的形勢十分嚴峻。當時，蘇聯對美國步步進逼。特別是蘇聯出兵阿富汗後，進一步威逼印度洋，在全世界到處插手。而美國則有時顯得被動。例如伊朗和尼加拉瓜的親美國政權相繼垮台。52名美國駐伊朗的外交人員被扣為人質，使美國這個世界超級大國蒙受了奇恥大辱。
裏根上台後，決心要想盡一切辦法對付蘇聯。裏根製定了新遏製戰略。這一戰略表麵上沒有20世紀50年代杜魯門主義那樣強硬，也不像尼克鬆主義那樣軟弱。其基本方針是，以抗擊蘇聯為中心，重振國威，奉行“以實力求和平”的方針，即以美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壓住蘇聯；在地區爭奪上，把蘇聯阻止在70年代末的擴張線上，使蘇聯不能再進一步。同時，保持各種渠道，加強同蘇聯的對話，迫使蘇聯妥協讓步，促使蘇聯“演變”。裏根對付蘇聯有許多招數。
裏根認為，對蘇聯必須有強硬的一手。裏根上台後任命的國務卿黑格和國防部長溫伯格都是對蘇強硬派。這顯然被認為是對蘇聯發出的強硬信號。黑格在答記者問時將裏根政府初期的對外戰略概括為四點：恢複軍事實力；著手重建與盟友的健康關係；理順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穩定國內經濟形勢。
為了極大地增強實力，以對蘇聯構成強大的壓力。1981年10月，美國製定了戰略核進攻力量現代化計劃，以提高戰略核武器生存能力為中心，加強陸、海基戰略導彈力量。裏根承襲了曆屆政府的“劍盾理論”，以核力量為後盾，把常規力量作為主要作戰手段。但他在強調常規力量的實戰作用的同時，更加注重其威懾作用。裏根認為，遏製戰爭爆發是美國的首要任務。為達此目標，美國現在需要的，不是削弱威懾，而是要增強威懾。美國核威懾和常規威懾一旦失靈，美國應立即進行靈活反擊。
裏根對付蘇聯的第二招是與蘇聯展開太空軍備競賽。1983年3月23日，裏根宣布，為確保美國及其盟國在可能發生的美蘇核大戰中立於不敗之地，美國已經製定了《總統戰略防禦倡議》，其主要內容是建立以定向能武器為主的反彈道導彈多層綜合防禦係統，用以在可能發生的核大戰中攔截並擊毀對方發射過來的彈道導彈，保護美國及其盟國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
裏根政府推出了一個“戰略防禦倡議”，即“星球大戰”計劃，試圖謀求對蘇聯的戰略優勢，美蘇之間的戰略平衡因此開始受到威脅。這個計劃在國際論壇上被炒得沸沸揚揚，人們都感到它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從1985年起，美國開始每年為“星球大戰”計劃投入20億美元以上的資金，“星球大戰”計劃開始全麵展開。
由於這一計劃所設想的核大戰主要是在外空進行的，因而又被稱為“星球大戰”計劃。1985年1月3日，美國正式公布了這一計劃，計劃透露，擬建的戰略防禦係統將不僅使用常規彈頭，而且將使用激光、粒子束、電磁軌炮和截擊彈等高新技術武器。SDI計劃最大限度地起到了對蘇抗衡作用，在當時情況下有效地對付了蘇聯的威脅。然而這是裏根製定“星球大戰”計劃的目的之一。他製定“星球大戰”計劃還有更深層次的目的：即憑借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通過曠日持久的、耗資巨大的太空武器競爭，把蘇聯的經濟拖垮。
美國達到了預期的目的。由裏根製定的所謂“星球大戰”計劃，幾乎拖垮了包括蘇聯在內的華沙條約諸多國家的經濟。及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蘇聯、東歐等國如同多米諾骨牌式地紛紛坍塌。隨著美俄核力量對比的變化，克林頓政府在1993年宣布不再繼續執行原來的“星球大戰”計劃。
裏根對付蘇聯的第三招是利用“談判”。尼克鬆“手裏拿著大棒而又和顏悅色地談判是對付蘇聯人的有效辦法”這句話對裏根影響很大。裏根上台後提出了“重振國威，以實力求和平”的戰略方針。這一方針要求在對蘇聯保持強大壓力的同時，與蘇聯保持各種渠道的對話，迫使蘇聯妥協讓步，促使蘇聯“演變”。
雖然裏根的外交謀略是要與蘇聯保持接觸。但他很注意選擇時機。他在美國“重振軍備”和“振興經濟”這兩個方麵未取得一定進展之前，是不願同蘇聯進行軍備控製談判或其他高級會晤的。此時，他隻能向蘇聯顯示強硬姿態，逐步改變美國在全球競爭中的不利態勢，並試圖憑借其優越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同蘇聯開展軍備競賽，迫使蘇聯在吃不消時主動提出與美國談判，這樣美國就可以爭取主動了。蘇聯方麵也似乎看出了裏根的謀略，針對裏根的這一意圖，蘇聯方麵頻頻發出“和平攻勢”。
蘇聯方麵自知在經濟上拖不起，不願與美國進行太空軍備競賽。極力主張禁止太空軍事化。在美國“星球大戰”計劃出籠後的幾年內，禁止太空軍事化問題一直是曆次美蘇首腦會議和核會談的主要議題，蘇聯要求美國放棄“星球大戰”計劃，裏根則始終堅持強硬立場，尤其是在SDI問題上毫不動搖則以此為“王牌”，迫使蘇聯在陸基洲際導彈方麵讓步，雙方對此爭吵不休，直至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談判地位大大削弱，美俄終於在1993年達成了對美有利的《進一步削減和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
裏根對付蘇聯的第四招是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裏根充分利用其龐大的間諜網，大量向蘇聯打人，進行間諜活動，並不斷製定和實施瓦解蘇聯的秘密戰略，誘導蘇聯上當受騙，利用經濟戰謀略的種種暗器，嚴重削弱和破壞了俄羅斯的經濟軍事實力，促使其龐大的工業金融體係陷入癱瘓。20世紀80年代，裏根政府和中央情報局曾雇傭一大批專家，包括心理學、曆史學和國際政治經濟方麵的專家，擬定了美國瓦解蘇聯的“軟戰爭”謀略，千方百計迫使蘇聯經濟陷入困境，極力動搖蘇聯領導人對自身製度的信心。巧妙發動的政治、經濟、心理、外交、軍事等方麵攻勢。美國策劃的“軟戰爭”取得初步成效之後，又開始發動了“攻心戰”的第二階段，通過新聞媒介大肆讚揚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並於80年代後期資助了一大批蘇聯知識分子，前往美國考察學習西方政治經濟製度和理論。在戈爾巴喬夫開始進行改革的關鍵時期，美國秘密戰略發揮了更為重要和獨特的作用。其實，戈爾巴喬夫曾經麵臨許多的改革選擇，但他卻被美國精心誘導走上了毀滅之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雇員彼得·施瓦茨撰文說，“前蘇聯垮台不是上帝青睞美國，而是裏根政府奉行的外交謀略所致”。他在書中透露，關於蘇聯“客觀上”是否具有生命力，裏根根本不感興趣，他提出的任務就是，“將這種生命力降低到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