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一行剛剛到達釣魚台國賓館一小時，周恩來也隨之趕到。他告訴美國客人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毛澤東主席要馬上會見尼克鬆。同尼克鬆的會談原定10分鍾，但由於賓主雙方談得盡興，不知不覺一個小時過去了。談話結束時，尼克鬆說：“主席先生，在結束的時候，我想說明我們知道你和總理邀請我們來這裏是冒了很大風險的。這對我們來說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決定。但是，我讀過你的一些言論，知道你善於掌握時機，懂得隻爭朝夕。”聽到譯員譯出他自己詩詞中的句子，毛澤東露出了笑容。說完這句話，尼克鬆起身告辭。臨別，尼克鬆握住毛澤東的手說：“我們的會麵改變了世界。”
當天晚上，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國宴，歡迎尼克鬆一行。國宴的盛大場麵，通過國際通訊衛星直接傳到了美國的千家萬戶。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軍樂隊演奏了尼克鬆最喜愛的樂曲《美麗的亞美利加》；在祝酒詞結束前，尼克鬆援引了毛主席的一首詞：“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並借題發揮說：“讓我們兩國人民以隻爭朝夕的精神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本著這樣的精神，讓我們共同舉杯為毛主席和周總理，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為世界所有人民的友誼與和平幹杯。”
1972年2月28日，舉世聞名的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發表。
美國拒絕正式承認中國政府達20多年之久。尼克鬆實行政策上的大轉變，不論就他個人說，還是就這件事的國際影響來說，都是同樣意味深長的；而且這件事也肯定了尼克鬆本人的一個說法：“中國之行的這一周是改變世界的一周。”
在中方舉行的國宴上，尼克鬆總統使用筷子的熟練手法，引起周恩來注意，稱讚他和夫人使用筷子技巧“堪稱一流”。得到了周恩來的高度讚賞，尼克鬆夫婦開心極了。尼克鬆認為，政治家融入到訪國家的文化而受讚賞，是最成功和最光彩的事。
尼克鬆訪華，為中美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恢複正常關係、實現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鋪平了道路。他是曆史上第一個訪問中國的美國在職總統。作為政治家的尼克鬆，其高明之處在於他能夠根據世界形勢的變化，修正自己固有的觀點。美國著名曆史學家貝文·亞曆山大對尼克鬆訪華大加稱讚，說他是“羅斯福以來在對華關係方麵最有眼光的人”。喬冠華
中國曆史上的三國時期，有與天下英雄孫權、周瑜的名字聯係在一起的“江南二喬”，她們是“風流姿色天下聞”；在20世紀的中國共產黨內，也有“二喬”並世而出，不過，他們是“風流文采天下聞”。一位是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曾擔任毛澤東秘書25年之久的胡喬木；另一位即是曾任共和國外交部長，活躍在國際外交舞台上的喬冠華。
1913年，喬冠華出生於江蘇鹽城東喬莊的一個地主兼工商業者家庭，父親算是開明士紳。他幼年天資聰穎，有過目成誦之譽。早年在鹽城第二高等小學、宋村亭湖中學、鹽城淮關中學上學，由於學習成績優秀，他在初中高中時幾次跳級插班，16歲高中畢業即考入清華大學哲學係，成為大學同屆中最年幼的學生。
1939年他由廖承誌、連貫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0年6月9日，德軍向法國馬其諾防線發起全麵進攻。在香港一家咖啡店嘈雜的地下室裏，一大群中外記者對戰局作各種猜測和設想。喬冠華大口吸煙，一言不發，傾聽大家爭論。忽然，他起身揮手打斷眾人話語，說：“6月9日是法軍最黑暗的一日。剛才聽了諸位的許多高見，似乎還抱著很大的希望，實在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訴大家，三天以後，巴黎將不戰而降！”一語驚四座！愛因斯坦、根塞·斯坦、羅吟圃等名記者搖搖頭，不以為然，“決戰正在進行，勝負未見分曉……”有的人則忿怒地質問：“你怎能這樣說？!”喬冠華掐滅煙頭，自信地說：“這不是一句話可以回答的，諸位請看以後的報紙好了。”就在眾人爭論的第四天，6月13日，法國投降，德軍開入巴黎。6月22日，德法停戰協定簽字，6月24日，法意停戰協定簽字。戰局的發展，證實了喬的預言。這位青年國際評論家受到了普遍的讚譽。1941年，喬出任香港《華商報》編委，《大眾生活》編委。
1942年秋季喬冠華到重慶《新華日報》工作，主持“國際專欄”，直到抗戰勝利。
在這國內外局勢大變動的時期裏，喬冠華的工作幾經變動，但他一直沒有從事所學的專業——埋頭於深奧的哲學研究，而是緊密聯係如火如荼的鬥爭實際，寫出了一係列膾炙人口並有重要影響的國際述評文章。
喬冠華的這些國際政論文章，其一大特點是文章的標題就很有特色，其文章標題見諸於報刊後，總是先聲奪人，而後必欲對其文先睹為快。例如《曆史的報複》、《報複的曆史》、《斯大林的大手筆》、《站在勝利的門前》、《沉寂不是和平》、《時代終究是變了》等等。在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局勢中，他的政論文章的標題“往往是用抽象的或形象化的語言，指出或暗示當時國際局勢的要害，以期對讀者有所幫助”。喬冠華後來如是說。
喬冠華的國際政論文章的內容，在廣博的歐洲及世界地理、曆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知識的前景敘述中，向人們議論，透析著時局的焦點，思想集中、內容深刻，給人們以很大的啟示和教益。
他的文章總是以其把握問題實質的鮮明性和戰鬥性，給予人們以信心和鼓舞，在希特勒初期獲勝不可一世時，喬冠華這樣寫道：這是今天的形勢。
全世界的眼睛在盯著希特勒，有人將他比成拿破侖；但是人們忽視了；拿破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升期的英雄，希特勒是資本主義社會沒落期的怪傑，希特勒的迷信並不是建築在他的飛機和坦克之上，而是建築在全歐洲資產階級的沒落、反動和腐化之中。……
現在，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匍匐在希特勒的馬蹄之下，希特勒已經快要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的拿破侖；我們不知道曆史是不是會重演，不過，可以斷言的是：未來的莫斯科將和過去的莫斯科有著本質上完全不同的劃時代的意義。
莫斯科是曆史上一塊奇異的地方。喬冠華的國際政論文章尖銳潑辣，在恢宏的氣勢中又常夾雜著詼諧幽默，明快而活潑，同時，為了說明複雜，危急的局勢，他總要列出許多真實的細節，讓讀者自己判明真相。所以，他的文章讀後往往使人拍手稱快，過目難忘。
喬冠華當年撰寫的國際評論文章影響廣泛，其成功一方麵是由於其反法西斯主義的原則性、堅定性、在重大問題上總是與國內爭取民主、團結進步、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鬥爭密切呼應，以及他留學歐洲期間所掌握的廣博的國際知識，另一方麵，他在聯係撲朔迷離，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寫作時，有膽有識，也付出了很大心血。
喬冠華自1937年至1946年寫的這些評論文章當時曾編為文集《爭民主的浪潮——1939年的國際》、《形勢比人強》、《向著寬闊光明的地方》、《從戰爭到和平》、《從慕尼黑到敦刻爾克》出版。他在33歲以前寫的這些國際述評文章，以其廣博的知識，立論的嚴謹，優美的文字，精辟的見解，代表和平、民主、進步、正義的聲音，在三四十年代，贏得了不小的聲譽。
1946年初隨周恩來到上海，參加中共代表團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外交部副部長(1964.3～1974.11)等職。
1950年10月，作為顧問，陪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特派代表伍修權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國對中國領土台灣的武裝侵略。
1951年7月，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李克農的主要顧問，參加板門店朝鮮停戰談判。1954年4月，隨同周恩來總理出席日內瓦會議。
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陪同陳毅外長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在外交部日常工作中，經常起草或組織領導撰寫重要外交文件，如：1962年11月周恩來總理就中印邊界問題致亞非國家領導人的信，1970年毛澤東主席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對美國侵略鬥爭而發表的五·二聲明等。
70年代初，作為主管美國事務的外交部副部長、外交部長，協助周恩來為打開中美關係開展了一係列外交活動。
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時，負責與基辛格談判、草擬中美聯合公報。
1971年11月，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恢複後，第一次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並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全麵闡述了中國的外交政策。
自此至1976年，均以中國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曆屆聯合國大會。
1973年5月，陪同鄧小平訪問法國。
1976年10月，以外交部長身份再次訪法。
1976年後，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顧問。主要著作有：《國際述評集》、《從慕尼黑到敦刻爾克》等。維利·勃蘭特
維利·勃蘭特於1913年12月18日出生在波羅的海海濱城市呂貝克的一個貧困工人家庭，母親是合作商店的售貨員。外祖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信徒，母親也常常參加社會主義的活動。維利在少年時期就參加了社會民主黨組織，不滿17歲時被破格吸收為社民黨黨員。1947年來到柏林，參加柏林的戰後重建工作。當然，那時的勃蘭特決不會料到，在以後的20年時間裏，他的名字同柏林的命運緊緊聯係在一起了。
1964年，這位51歲的少壯派登上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的寶座。
勃蘭特之所以能牢牢地控製住黨，成為社會民主黨團結的象征，決不是由於他善於專權。事實上，他是非常善於妥協的，在黨內素有“和事佬”之稱，但做“和事佬”並不等於他沒有權力，他的意見在關鍵時刻總是受到重視的。勃蘭特並非是一個毫無缺點之人，他的可貴之處在於能夠克服那些缺點，他考慮自己的弱點比別人考慮自己的才幹要多。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不自命’不凡或野心勃勃，而是懂得看準機會，及時主動出擊，一舉得勝。
柏林為勃蘭特提供了一個有利於他開展事業的地位和日後步步高升的特殊環境。勃蘭特是首先被派往波恩的八名聯邦議員之一，並很快成為市議會議長，這一特殊的榮譽職務使他可以超越社民黨的範圍，發揮自己的政治影響，1957年，西柏林市市長蘇爾逝世後，勃蘭特力挫群雄，以絕對多數票當選為西柏林市長。
1958年和1961年，兩次柏林危機先後爆發，把冷戰推向高峰，特別是後一次柏林牆危機，使東西方幾乎接近交火狀態。勃蘭特以一個冷靜、理智而又果斷的態度走上前台。他既表現出決不讓步的立場，同時又呼籲市民保持理智和克製，承認現實，避免事態的完全惡化，並采取一係列的補救措施，穩定市民情緒。正是由於勃蘭特等人的努力，柏林才得以從災難的邊緣挽救出來，簡直處於絕望的形勢才未能進一步惡化。柏林危機，也使勃蘭特的名聲大作，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政治資本。就是當時赫赫有名的聯邦總理阿登納的形象，同這位柏林市長比起來，也顯得相形見絀。在事件期間，勃蘭特對這位從波恩姍姍來遲的聯邦總理大人，表現出明顯的冷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