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在北京發表著名的記者招待會講話，闡述中國對一係列國際問題的看法，表明中國外交的嚴正立場，在國內外均產生深遠的影響。“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同林彪、江青集團破壞外交工作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鬥爭。
1969年珍寶島一聲槍響，將中蘇關係推向更為惡化的深淵。同時，也使得中美蘇三國之間的戰略關係更為複雜化。此時，毛澤東極需像當年打江山那樣，身邊有忠臣良將出謀劃策，他向周恩來密授機宜，請已經下放勞動改造的四位健在的老帥即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立即回京，用周恩來的話講：“你們四位都是元帥，毛主席把這個任務交給你們，就是希望以戰略的眼光分析國際形勢，提出戰略性看法，供毛主席決策參考。”這也就是多年來人們猜測紛傳的所謂“四老帥務虛會”。
這年3月至10月，由陳毅牽頭主持，四位老帥在中南海武成殿共開了24次會，向黨中央呈遞了三份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報告。陳毅曾說過：“這是關係國家安危的大事，回答必須明確，不能含糊其詞。”後來，他在病榻上得知尼克鬆將於次年訪華時，欣然道：“也許我看不到兩國正式建交，但我們的建議起了作用，這就好嘛。”
曆史證明，四老帥務虛會為毛澤東下決心改善冰封已久的中美關係起到了關鍵性推動作用。當毛澤東與尼克鬆的手握到一起時，尼克鬆曾語重心長地這樣說：“今天，我在這裏握手時不能忘記另一個人，他在幾個月前去世，他就是陳毅……”
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因患腸癌在北京逝世，終年７１歲。鄧小平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鄧小平出訪美國，在美利堅大地上刮起了一陣“鄧旋風”。在曆時8天的訪問中，鄧小平不知疲倦，爭分奪秒地與卡特總統以及其他美國官員進行會談；會見了數以百計的議員、州長、市長以及企業界和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在不同的場合向數千人直接發表講話，並回答一批又一批記者提出的問題。這期間，有兩千多名新聞記者追蹤采訪和報道這一曆史性事件，美國三大全國性電視網的黃金時間全部變成了“鄧小平時間”。在鄧小平前往訪問的亞特蘭大、休斯敦和西雅圖，當地報紙都在頭版頭條用通欄標題表達對鄧小平的歡迎，並以大量篇幅報道鄧小平訪問活動。可以說，在中美關係的曆史上，“中國對當前國際事務和中美關係的立場以這樣有效的方式直接為美國公眾所深切了解，這是從未有過的。”(新華社記者、《人民日報》記者述評）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的北部一直處於前蘇聯百萬大軍壓境的威脅之中。到了1978年和1979年，前蘇聯的軍事力量又伸入越南、柬埔寨、阿富汗，加之親蘇的印度，從而完成了從北、西、南三麵威逼中國的戰略包圍。在這種情況下，剛剛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取得對“凡是派”決定性勝利的鄧小平，遂將外交戰略眼光投放到遙遠的美利堅大地上，希望以同美修好為契機，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確保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戰略重心的大轉移。
而從1978年到1979年初，從美利堅吹拂過來的陣陣熱風，更堅定了鄧小平的這項外交抉擇——
1978年5月17日，卡特總統指示即將訪華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向中國領導人強調，美國已下決心要斷然對付蘇聯在全世界的軍事集結和代理人的擴張主義。與此相應，卡特總統又授權布熱津斯基告訴中國領導人，美國接受中國關於正常化的三項基本條件(斷交、廢約、撤軍)，並重申尼克鬆和福特總統以前聲明的五點(1977年初布熱津斯基曾敦促卡特加以重申的正是這五點，當時沒有結果)。
12月16日，中美雙方共同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
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正式建立全麵外交關係，中美關係掀開了新的一頁。
來而不往非禮也。為了進一步推動中美關係向前發展，鄧小平決定應美國總統卡特的邀請，作為1972年尼克鬆總統和1975年福特總統訪華的回訪，於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
鄧小平與美國總統卡特、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等進行了多次卓有成效的會談。在1月29日的會談中，鄧小平強調世界各國的和平和團結，反對各種霸權主義，也虛心聽取美方的意見。鄧小平的才能、膽識和風度使卡特甚為佩服，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鄧小平聚精會神地聽著。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煙，明亮的眼睛不時向左右掃視。當我的話被翻譯給他聽時，他時而發出笑聲，時而向別的中國人有力地點點頭。鄧給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堅強、有才智、坦率、勇敢、氣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談判是一種樂趣……”
在1月30日的談判中，鄧小平與卡特就國際形勢，特別是越南在蘇聯支持下入侵柬埔寨問題交換了意見。鄧小平稱越南是亞洲的地方霸權主義者，對莫斯科和河內可能存在的聯盟表示憂慮。
1月31日，鄧小平和卡特在白宮東廳親自簽署了（中美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和“文化協定”，黃華、方毅分別和美國簽訂了《關於建立領事關係和互設領事館的協定》、《教育、農業和空間合作諒解的換文》、《關於高能物理合作協定》。由於這些都是行政協定，因而毋須美國參議院正式批準，開創了雙邊關係正常化的先例。
卡特總統興致勃勃地說：“這三天的討論是真正罕見的。”
簽字儀式後，鄧小平以樂觀的口吻說：“我們剛才辦了件大事，這不是結束，而僅僅是開始。”又說：“我們曾經預期在中美關係正常化後，兩國的友好合作將在廣泛的領域裏迅速地展開，今天所簽訂的協定就是我們的第一批成果。”
卡特總統熱情洋溢地說：“我們已經找出了一條新的、不可逆轉的途徑，通向更堅實、更有建設性、更富有希望的兩國關係。”
有的美國記者故意向鄧小平提出挑釁性問題：“你們當初決定實現關係正常化時，你在國內有沒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對勢力?”
卡特這時暗暗著急，可也隻好瞪大著眼睛望著鄧小平。隻見鄧小平笑容可掬，不緊不慢地回答道：“有!”
鄧小平的回答使在場的人們無不瞠目結舌。但鄧小平又話鋒一轉，字字擲地有聲：“在中國的一個省——台灣——遇到了激烈的反對。”
鄧小平語驚四座，全場頓時爆發出暴風雨般的掌聲。
2月5日上午，鄧小平一行結束了對美國八天的正式訪問，乘專機離開西雅圖途經日本，於8日下午返回祖國。其間他在日本作了兩天停留，同大平正芳首相等進行了會見。在會見中，鄧小平再次嚴厲地譴責了越南的地區霸權主義，並說，必須給越南以製裁，為此，即使冒某種危險也要采取行動。世界輿論對此認為，鄧小平的談話意味著中國即將對越南采取軍事懲罰行動。
鄧小平回到北京後第10天，中國邊防部隊在廣西、雲南邊境地區開始了自衛反擊戰。西方輿論界據此認為，鄧此前的環太平洋訪問是對美、日兩國態度的火力偵察。而在整個自衛反擊戰中，蘇聯都始終保持了事實上的沉默，硬是忍心地讓它的越南小兄弟在中國鐵拳暴風驟雨般地打擊下輾轉哀鳴而不動聲色。這，應該是與鄧小平連續訪日、訪美以及中日、中美接連實現邦交正常化有著密切關係的吧!
鄧小平的新的外交戰略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功，著實使“北極熊”有些心虛膽怯。後來，它終於沉不住氣了，不斷向中國傳遞出緩和的信號。1989年5月，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終於來到北京，兩國領導人共同宣布中蘇關係從此正常化。這又令美國人心裏酸溜溜的……
鄧小平不止一次講到“世界大三角”。一次，他對日本朋友說：“世界上的人在議論國際局勢的大三角。坦率地說，我們這一角力量是很單薄的”。鄧小平這裏並非否認“三角”存在，而隻是覺得中國這一角尚需努力。因此，中國這一角不能投靠任何一方，要獨立自主而又靈活機巧，成為另外兩角都需要爭取和借助的對象。正如鄧小平所言：“世界上都在說蘇、美、中‘大三角’。我們不講這個話，我們對自己力量的估計是清醒的，但是我們也相信中國在國際事務裏麵是有足夠份量的。”其實，中國的份量就在於中國人民自己，先是毛澤東，後是鄧小平，在國際事務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善於利用並巧妙處理各種國際關係，在相對平衡中發展自己國家的經濟。隻有經濟強大了，我們在國際事務裏麵才能真正有份量，才能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貢獻。理查德·尼克鬆
理查德·尼克鬆於1969年1月20日就職後就把同中國恢複關係放在了重要位置。1970年2月9日，尼克鬆在致國會的對外政策報告中正式提出：“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驟來改善同北京的實際上的關係。”1970年3月，美國國務院宣布放寬對去中國旅行的官方限製。4月，又放寬了貿易限製。1970年10月，美方又通過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向中國傳話。10月25日，尼克鬆要求葉海亞向中國政府傳話：美國願意派一位高級使節秘密訪華。10月26日，尼克鬆在歡迎齊奧塞斯庫的祝酒會上第一次故意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提法。
中國領導人從各種渠道獲悉尼克鬆希望與中國打通關係的信息，並予以高度重視。積極研究並尋求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途徑。受毛澤東的委托，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定期開會討論國際形勢。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毛澤東與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合影。這幅精心選擇的照片向美方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中國願意改善與美國的關係：毛澤東告訴斯諾，中國正在考慮允許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國人訪問中國。毛主席的這些話，尼克鬆幾天後就知道了。1970年12月9日，周恩來總理通過葉海亞總統傳話說，歡迎尼克鬆的代表到北京來談判。1971年1月，中國政府通過羅馬尼亞一位副總理給美國傳話，“中國準備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國的特使”來解決“美國對台灣的占領”問題。1971年4月中旬，日本東京舉行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後，中方主動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個後來被譽為“小球推動大球”的行動成為世界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話。美中外交關係突破開始於“乒乓外交”，尼克鬆說這是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方式。
7月6日，在基辛格訪華前3天，尼克鬆在堪薩斯發表了當前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的講話，他說：“美國的政策目標從長期來看，必須是結束大陸中國的與世隔絕狀態和使我們同大陸中國的關係正常化。”
此後，基辛格於7月9日至11日，秘密訪問中國，這次代號為“波羅”的行動，啟動了美中關係的大門。7月16日(美國是15日晚上)，中美同時發表著名的公告：尼克鬆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邀請他在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鬆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基辛格訪華取得了圓滿成功。1971年7月15日，尼克鬆宣布：他即將出訪中國。在得知這一消息後，台灣島上下一片驚慌，連85歲高齡的蔣介石聽了半天都說不出話來。
1971年10月20—26日，是基辛格的第二次中國之行。周恩來和基辛格磋商上海公報草稿。作為他的實現“一代人的和平”計劃的一部分，尼克鬆總統經過這番周密的外交準備後，終於水到渠成。尼克鬆對自己訪華極為重視，出訪前他做了各方麵的準備，特別是就中國的文化、曆史以及政治方麵向有關人員提出了許多問題，作了盡可能詳細的了解。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時30分，尼克鬆乘坐的“空軍一號”專機降落在北京南苑機場。專機降落的時間是尼克鬆總統親自選定的，這個時間是美國東部時間星期日晚上10時30分，正是公眾收看電視的黃金時間。為了突出尼克鬆總統走下飛機時與周恩來握手這一曆史性的鏡頭，尼克鬆特別要求，在總統走下飛機時，不能有任何其他美國人在電視鏡頭裏出現，以免分散觀眾的注意力。就連基辛格和國務卿羅傑斯也被告知，隻有到總統同周恩來握完手後，才準許他們下飛機。據尼克鬆事後說：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要糾正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的失禮行為。為防止有人違規隨總統走出艙門，美國方麵指派了一名粗壯的副官擋住機艙通道，以使總統順利完成這一曆史性的握手。在距離舷梯盡頭還有幾步台階的時候，尼克鬆就早早地向等候在舷梯下的周恩來總理伸出了手。在兩隻手彼此緊握的一刹那，風度翩翩的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道：“總統先生，你把手伸過了世界上最遼闊的海洋同我握手，我們之間已經有25年沒有交往了。”尼克鬆激動地說：“我感到很榮幸，終於來到了你們偉大的國家。”後來，尼克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的手一接觸，一個時代宣告結束，另一個時代宣告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