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誌成中學念完了一個學期。暑假，我借住在陳新驥家。新驥哥是二十一兵工廠的一位課長，西北大學畢業的軍械製造專家，一直是我崇拜的人。
8月初的一天，重慶高工和中央工校舉行入學考試。重慶高工的入學考試在上午，中央工校的入學考試在下午。
新驥哥的大姐文義姐給我兩塊錢報名費、過河費和餐費。那天一大早，我坐輪渡過了河，步行到重慶高工參加了考試。再空著肚子步行到沙坪壩參加下午中央工校的入學考試。我舍不得花錢買東西吃，考試起來並不覺得餓。在蒸籠一樣的考場裏，我幾乎沒有出汗，因為我一整天沒喝一口水。那時候茅廁裏沒水，所以我找不著水喝，好在也不覺得渴。
考試前我就跟新驥哥、文義姐商議過，如果我兩個學校都考上了，就讀中央工校，因為中央工校學員的待遇更好，除了全部公費外，每年還給學員發兩套衣服，畢業成績合格還可直升兵工大學。
8月中旬的一天，郵差同時送來兩校的錄取通知書。看到錄取通知書我欣喜若狂，但通知書上的內容讓我由狂喜頓時轉為透心涼。兩校通知書的大致內容是：受時局影響，辦學經費緊張，決定取消公費製為自費製，學生每學期收取學費、夥食費和大米若幹，入學時一次**清。
我記得中央工校要求每學期交大米460斤。
我到哪裏弄學費、夥食費和460斤大米呢？
“算了，我不念書了！”我內心傷痛地跟新驥哥和文義姐說。
新驥哥和文義姐確實無能為力。他們默認了我的選擇。
別無選擇，我隻好放棄了求學夢。
我感覺我的前景一片漆黑，我看不到未來。
2在饑餓中流亡
求學夢破滅後，我加入了***暗中操縱的“重慶流亡學生隊”。
當時，遼沈、淮海、平津戰役後，***軍隊的主力被解放軍消滅殆盡，***的統治搖搖欲墜。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
5月27日，上海解放。
南京政府將白崇禧集團和胡宗南集團所部主力撤往西南，集結於川東、川北一帶，以重慶為據點，固守西南，等待國際形勢的變化。
由於聽信了***反動派的宣傳，河北、河南、湖北等地的一些學生紛紛逃來重慶。為網羅這批從北方湧來的學生流浪漢，並企圖利用他們作為**力量，8月下旬，重慶市教育局出麵成立了這支“重慶流亡學生隊”。重慶市政府將一些***特務安插在這支隊伍中。
重慶市教育局稱，政府將為“重慶流亡學生隊”提供吃住，還會把他們分配到各類大中學校念書。
我當時正處於失業與失學的困境裏，又不好意思長期在新驥哥家蹭飯吃，便和技工學校、誌成中學的幾個同學一起偽造了幾張石門中學畢業證書混進了這支流亡學生隊。
“重慶流亡學生隊”隊址設在南岸的西南工大內。隊裏每天給每個流亡學生免費提供“一稀二幹”。早上的一頓稀飯照得出人影，中午和晚上的兩頓幹飯飯不夠菜更不夠。流亡學生們吃不飽，常溜出去偷附近農家的雞、鴨和蔬菜，有的甚至把鵝和狗等大型家禽家畜偷回來宰了吃。
8月底，西南工大開學。西南工大的返校學生要把我們轟走。我們當然不肯輕易放棄本已屬於我們的隊址，紛紛拿著桌椅板凳和磚頭跟西南工大的學生們幹了幾仗，雙方都有人傷亡，但畢竟西南工大人多勢眾，我們傷亡更大，被迫撤離。
我們攙扶著傷員到重慶市教育局門口討說法，市教育局請示上級後給我們製訂了兩條路：一條路是動員一部分流亡學生到台灣念書，另一條路是動員流亡學生參加“青年衛國遊擊隊”去打共產黨的軍隊。
這兩條路都有不少人選了，但我都沒選。
到遙遠的台灣去，有生死未卜的不祥之兆，我不願意。雖然聽教育局說共產黨“共產共妻”，但我之前聽說過共產黨的軍隊抗日的故事，現在讓我去打共產黨的軍隊，我既不樂意，也不敢。
9月2日，重慶市區燒起一場大火，一連燒掉好幾條街，燒死市民近萬人。焦黑的屍體、棺材當街擺放，哀號、慟哭聲不絕於耳。重慶***政府聲稱是“共產共妻”的共產黨人幹的，鼓動市民拿起手中的武器抵抗即將到來的****。但大多數市民根本不相信***政府的話。
市教育局在剩餘的流亡學生們的強烈要求下，次日上午組織了一次考試並立即進行了閱卷。我的分數上了線，被分配到唐家宅的戴英中學讀高中。
當天下午，我和其他被分配到戴英中學的流亡學生趕到學校報到，不料戴英中學以教育局未加撥款為由拒絕接收。我們返回西南工大時，流亡學生隊已遷去成都。
短暫的流亡學生生涯就此劃上句號，我變成一名街頭流浪漢。我當流浪漢的日子雖不長，但那種饑餓和荒涼的感覺令我終生難忘。
那天離開西南工大，天色漸晚，我強忍著饑餓和幹渴走在街頭。天越來越黑，接著一陣一陣的風刮過來。我看到烏雲從北麵鋪天蓋地地壓了過來，傍晚的天空黑得好像午夜。緊接著狂風大作，有錢人家陽台上的花被吹得東倒西歪，肯定要有倒黴的人被花盆砸傷或喪命。伴隨著狂風而來的是隆隆的雷聲和傾盆大雨。一時間，整座山城好像泡在了水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