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途經過郭優（Goyom，3300m）時，坐在客棧的門口就能望見遙遠的都昆達雪山（Dukunda），這裏是吃午餐的好地方，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地上如廁也別有一番風味。
涼風透過隔板的縫隙侵襲著光滑的屁屁，抬頭還能見到雪山，我正在想這一路怎麼如此平靜，也沒發生點什麼烏龍或意外時，我突然就遭遇了一隻“男”螞蟥的騷擾，左邊的性感屁屁頓時血流如注，害得我也顧不了羞怯隻好向帕桑求救，讓他翻出我背包裏的碘酒藥膏狂塗一陣。尼泊爾將水狀的碘酒做成了小管軟膏，便於攜帶，也特別管用，我還沒尖叫完，一隻美麗的“女”螞蟥也跳上了伊戈爾俊美的肌肉腿。人隻要一停下來就會被不良螞蟥襲擊，我們趕緊吃完炒麵後就繼續往上爬。
拉居那山口聳立著一座潔白的佛塔，在午後陽光的映射下特別耀眼，站在山口眺望著綿延的雲海和若隱若現的雪山，頓時覺得這樣的靈魂壯遊真美。
拉居那山口的風很大，霧氣飛舞著通過山口直往下降，便給山的另一側帶來了充足的降水。我們像去趕集的仙人一樣追逐著霧氣從頂點下山來到山腰的翠踱步（Thaktobhug，2860m），便到了冷杉、杜鵑樹的混合林地和厚厚草場的過渡地帶，這裏森林和草甸的交接線像鄉野派畫家懷斯的油畫一樣清晰、流暢，大鍬甲爬行在鬆軟的落葉層上很是肉感，我讓伊戈爾抓一隻來像《荒野生存》中的貝爺那樣飽餐一頓，他卻用一塊石頭打了幾個鬆果，撿了一個比手雷還大的冷杉球果送給了我。難道我是鬆鼠，錦雞，狗熊？我想他肯定覺得是在送一朵玫瑰花給我吧，而我們全然不知道還會有驚喜在山道的轉角處等我們……
那個驚喜就是珍貝斯（Junbesi，2675m），一座由都昆達（Dukunda）、努貝（Number）和喜馬拉（Himal）三座雪山守護著的村莊。在我們已爬上爬下十幾個小時、筋疲力盡時，有什麼比在山路一轉彎就突然出現的一座夢幻般的村子更讓我們感動的呢？！一條石板小路在眼前泛著青光，天藍色的、粉色的屋頂，片石砌成的古老高牆，木製的窗欞也被油漆成了鮮豔的黃色或紅色，寬大的廊台上是一排排誘人的桌椅，從寺院紅牆中飄出的晚禱誦經聲在山穀間回蕩，它讓我感覺好像回到了稻城香格裏拉的亞丁，一處仙境般放置心靈的家園。
沒人會再想離開這舒適和安逸之鄉了，珍貝斯寧靜得也見不到其他的“催客”，我們就伴著涼風和秋天的落日，一人來了一份燙得嘴發泡的蘋果派和一大杯瓊漿般的蘋果酒。此時正是夏爾巴人收獲蘋果的季節，他們在院子裏唱著歌把蘋果搗碎放到桶裏發酵就成了蘋果酒，再把蘋果切成片晾曬在木板上就成了蘋果幹。伊戈爾坐在木桌的對麵用手指輕輕叩擊著台麵，和著夏爾巴人勞作的節奏敲起了《你是如此的美》（You Are Beautiful）。“我的人生繽紛燦爛，我的愛如此純真，因為我見過天使……”曾經無數次地聽過上尉詩人詹姆斯·布朗特的這首曲子，在都市人群擁擠的地鐵裏，在異鄉孤獨憂傷的小酒館，但在一個與世無爭的小村裏乍然再聽到那如絲緞般的吟唱時，我才知道大山裏的深秋一樣有著它豐滿的身軀，每一座不起眼的房子都透著它的優美，而我們在路途中的每一次邂逅與停留都會在內心裏迸發出刹那的美麗與感動的。
小花頂著清晨的露水盛放著，才7點我們就步入了彌漫著晨霧的森林中，除了前行的腳步聲，周圍靜得讓人心醉。從珍貝斯沿著一條海拔較低的小路可以到達費皮魯（Phaplu）的醫院和小型機場，而沿著林中小路向上攀登便來到了庫塘（Khurtang），它位於一道海拔2980米的山脊上，在這裏視線一下開闊起來，珠峰也首次映入了眼簾。
“快了！4天後就能到了。”望著遠方虛無縹緲的聖母峰，伊戈爾站在旁邊鼓勵著我。隨後我們便到達煙雨淒迷的沙朗Salung（2980m），從沙朗下山渡過潤莫科那（Ringmo Khola），隨後再上山就到了生長著蘋果和其他水果的潤莫（Ringmo，2570m）。潤莫是個隻有200多人的小村子，在村口有一座白色的苯教寺廟，也叫潤莫，村民甚至在種植的蓮花白菜地裏也插著一個守護的牛頭頭骨，好像卡通片裏的植物在大戰僵屍一樣。
我問伊戈爾知道苯教嗎？他睜大他的瓦藍眼睛，搖頭說看不出來與藏傳佛教有何區別？我就讓他跟著我反向繞了一圈寺院，以祈求一段好運，這裏的夏爾巴村民經年朝神殿的右邊走並以逆時針的方向旋轉轉經筒，恰好與佛教徒向神殿的左邊走並以順時針的方向旋轉轉經筒相反。事實上苯教是西藏的原始宗教，信奉萬物有靈論，所崇拜的對象囊括天、地、日、月、星辰、雷電、冰雹、山川、草木、禽獸、牛羊等諸多自然物，以跳神舞、祭祀、占卜、念咒、驅魔為主要儀軌，因此又被稱為靈氣薩滿教。在公元7世紀初，佛教進入藏區後，苯教這個曾經一度掌握過西藏政教大權的原始本土宗教，就不得不讓位於佛教，而到邊遠偏僻的地方隱藏起來，以保存自己的勢力。在西藏丁青的霍爾措三十九族，其意為蒙古人的三十九個部落，大部分信仰的就是苯教，而尼泊爾一些偏遠地區的苯教也受到西藏傳統苯教的影響，巫師會身穿裝飾著彩條的黑色長袍、頭戴孔雀羽毛、手握扁平雙麵的羊皮鼓跳大神，祈求風調雨順，並伴隨著好幾個小時的神話吟誦，以顯示其驚人的記憶力與講故事的天賦。
苯教的寺院主白色，與藏傳佛教寧瑪派主紅色的寺院不同，我們快到崔聖度要塞（Trakshindu La，3071m）時，看見了一組組高大的塔林，塔身布滿了苔蘚，周圍經年累月地堆放著精美的瑪尼石刻和小山一樣的牛羊頭骨，在陽光下發出震撼人心的力量，讓人心生敬畏，好像隨時隨地都在警示著人們要對大自然有所畏懼、有所敬重，而崔聖度要塞便是索盧（Solu）和昆布（Khumbu）兩區的交界處，山岡上的視野很寬闊，從幾家茶屋裏傳來了苯教徒們充滿暖意的笑聲。
至此，我們的行程進入了新的地界，下山經過一座同名寺廟，渡過台布科那（Taibukhola）的索橋後，我們繼續前往努塔拉（Nunthala 2250米）吃午餐，我想是太陽的暴曬讓我已頭暈腦漲了吧，連我最喜歡的金黃扁豆湯喝在嘴裏都是一種苦味，看來是身體裏的電解質失調了。
下午2點從努塔拉一路下山後便到了著名的大德河岸（Dudh Kosi，1480m），這條河被尼泊爾人親切地稱為“白色的牛奶河”，冰河中融化的水如乳汁般的輕柔，它的發源地就是珠峰大本營。一路上道路的狀況已很差了，塌方的碎石堆積在吊橋上。我們戰戰兢兢地渡過大德河後沿著河的東岸前進，向上攀登到了局賓（Jubing，1680m）。
局賓是這條路上除色提外唯一一座非夏爾巴人的村子，這裏的居民為拉伊族（Rai），在早期夏爾巴人翻越喜馬拉雅山脈進入索盧昆布峽穀時，他們曾驅走早期來到這裏的拉伊人，兩者之間曾一度發生過戰爭與衝突，不過現在兩個種族的關係已經融為一體。拉伊人通常居住在海拔1000～2000米的山穀地帶，他們的房屋用茅草覆頂，女孩子的左肩上挎一個竹製口琴，佩戴著紅玻璃珠和印度硬幣製作的項圈，喜歡歡快地邊走邊唱；男人們則以直率、易怒的性格著稱，因此拉伊人要麼是你要好的朋友，要麼是你可怕的對頭。他們信奉萬物有靈的薩滿教，在房子和橋上經常裝飾著花環和萬壽菊，或許是海拔下降的緣故，他們的房前屋後也都種滿了各色鮮花。
尼泊爾人把大的河流叫作“柯西（Kosi）”，小的溪流或支流叫作“科那（Khola）”，河流的不斷衝刷切斷了山脈，形成了一個個幽深陡峭的山穀，而我們前往的昆布高地，就是不斷地在上上下下，過一個個的索橋，像切糕一樣吃掉一層一層的山頭，走過這重山就進入那重山，一重一重層層疊疊，在傍晚到達卡裏科那（Khari Khola，2070m）時，我已經是強弩之末了。客棧，還有什麼比它更親切的呢？
卡裏科那的主街上有許多店鋪，大量不同檔次的旅店，出售著各種生活必需品，這裏是一個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同樣也有檢查站。貢巴裏的幾個僧侶在溪流引下來的簡易水龍頭旁沐浴著晚霞淨身，伊戈爾也去酣暢淋漓了一把，他裸露著的上身已變成了古銅色，臉上的皮膚完全爆裂，我笑他也成了一道無比性感的亮點。而我則徑直朝我向往的熱水澡標誌走去，那些被大麗花和綠葉點綴著的漂亮窗戶太誘惑人了，要知道明天到了高海拔地區後怕感冒和高原反應，就不敢放心大膽地洗澡了。
卡裏科那依山傍水，泥牆上還殘留著“毛派”的鐮刀標誌和標語。我讓帕桑將我帶的紅燒肉罐頭加在了我們點的野菌湯裏，哇，那鮮，那爽，那熱，滾燙滾燙的，伊戈爾第一次向我講起了他的國家，我這時才知道在當今歐洲的和平中也有過怎樣的悲壯與慘烈。記得我們小時候都看過南斯拉夫那些著名的片子《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橋》，尤其是《橋》中遊擊隊員唱的那首歌《啊，朋友再見》紅遍了當時中國的街頭巷尾，其流行的程度相當於現在的汪峰在唱《怒放的生命》時自由穿行在無邊的曠野、擁有著掙脫一切力量的感覺，那種與眾不同的英雄主義也讓幼小的我們心馳神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遊擊戰爭曾是歐洲最大的敵後戰場，但在1990年南斯拉夫解體，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塞爾維亞等宣布獨立為6個國家，隨即在1991～1995年間爆發了克羅地亞戰爭、波黑戰爭，那些曾在大清真寺的廣場上喂鴿子，坐在鵝卵石路邊的咖啡館裏度過悠閑時光，前一天還在共享著鎮上最好吃的麵包和酒吧裏同一個樂隊奏出的愛情旋律，曾經生活得精致而富有尊嚴的克羅地亞族、塞爾維亞族和穆斯林族突然間就成了互相殺戮的敵人。一切都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在瞬間崩塌，一個歐洲人最喜歡的夏季避暑勝地，一個城市的冬景被印在聖誕賀卡上的安寧之地，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歐洲爆發的規模最大的一次局部戰爭的戰場。伊戈爾說戰爭爆發時他才10歲，克羅地亞的首都薩格勒布（Zagreb）原意為“戰壕”，是建在兩座毗鄰山岡上的有著900多年曆史的城市，而那座古老的城市頃刻間也成了真正的“戰壕”。13歲時他開始看著錄像帶學打鼓，14歲開始在學校表演，而很多時候他們都不得不躲避在地下室裏練習打鼓。克羅地亞的人口僅有429萬，戰爭結束後的克羅地亞實行義務兵役製，即年滿18歲的男子都要服兵役。大學畢業後伊戈爾參軍接受了嚴格的訓練，成為特種部隊的空降兵，26歲退役後開始他繼續打鼓的生涯。和伊戈爾相處的4天，一直覺得他很低調、沉靜，帶著東歐人獨有的憂鬱氣質。誰能想到，這樣一個酷哥是在炮火中開始他那艱辛的音樂之路的呢？而我們這些生活在和平世界裏的人是無法體會那段戰亂歲月有多麼的讓人悲傷，就像我們也很難想象在尼泊爾這片淨土上也曾有過的不同種族間的爭鬥和“尼共”在山區發動的持續了10年的反政府遊擊戰爭，直到2006年尼泊爾才趨於寧靜。世界上有“三大遊擊戰之王”，前南斯拉夫的鐵托、中國的毛澤東和古巴的切·格瓦拉，克羅地亞的曆史與文化也曾孕育了偉大的探險家馬可·波羅、德高望重的政治家鐵托以及現代的鋼琴王子馬克西姆，當節奏大師馬克西姆在倫敦現場彈響《克羅地亞狂想曲》時，那無疑是一朵在戰火摧殘後的廢墟上開出的美麗小白花。無論是遺忘還是銘記，在曆經苦難的土地上的人們對和平與安寧的生活都會有著更深切的向往，此時的喜馬拉雅如同一個穿越時空的寧靜隧道，它讓我伸出了雙手，與伊戈爾的十指緊緊相扣。世間兩個人的相遇，其實是久別重逢，我笑著說明天我們倆要一起唱著遊擊隊員之歌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