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底，我第一次在大學裏上課。
本來在家裏寫作的，忽然去做老師，看來有點偶然。直接起因大約在2002年的春天，和崔衛平聊天，她說，你能做老師。當時聽了感覺意外，從來沒想過做老師。問她什麼原因，她說看你能循循善誘。或者是心裏的某種東西被無意間啟動了，也許真的能做老師？
已經過去的很多年裏隻是做學生和學生家長。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被切斷了正常的連續的教育，記憶中的老師沒留下特別印象，卻實在是領教了做家長的難處，十幾年裏和孩子同步遭受學校和老師的管束，連孩子穿錯了校服，家長都會被一個電話召去，立在教研室裏受責問。老師就是權威，就是正確，就是麵容僵硬色厲心硬不可反駁。而我從來信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上世紀90年代末，寫過一篇關於中國教育的文字《把孩子交出去》，當時我的孩子正讀高中。
2004年，有了個做老師的機會，聽來似乎會有前景的詩歌研究中心，雖然學校在偏遠的海島上，既不悠久也無名氣。這個教職或者成為潛在的提示和鼓舞：也許我能試著做一個好老師。
2005年末，第一個學期的課程結束。海島上短促的寒冷季節，看學生們穿得厚厚的，排長隊買回家的車票。我和他們的關係就此終止了嗎？留在我手裏的隻是一張快翻破了的學生名單，密麻麻的人名後麵是四個月來隨手標記的各種符號。別人看那就是一片名字，而哪個姓名背後不躲藏著能隨時跳出來的活生生的麵孔和表情？他們身上很多生動的細節，沒能在發生的那一刻記下來，很快就淡掉了，失去了即時的鮮活和趣味，想再補記，無論怎麼回想都不生動。
從2006年開始，在上課的間隙，隨手記錄下和他們相處時發現的有趣的部分，學期結束後，整理成了2006年“上課記”，當時它隻是孤立的一篇文字，沒想過這個題目可以持續寫。新學期再開始，生動有趣的事情自然又冒出很多，又隨手記錄。這之後的一個春天，參加貴州北部的一個活動，在山區的林間走，陽光溫暖，和《南方都市報》的記者田誌淩一起坐下休息，遍地的樹影光斑，她建議把上課的事連續寫下去。是哦，那些亂七八糟無處不在的記錄，過一段再看，連我這個記錄者自己都有點陌生並感到新奇有趣，也許有人願意從中認識了解今天的大學生。
現在，我有了從2006至2010年，連續五年的五篇“上課記”。
把它們放在一起對比，很容易發現它們的體例、講述風格、角度、篇幅、寫作者的傾向都不同，因為都是原始記錄的整理，我沒有統一再修改和訂正每一篇之間的不同，希望讀者能從它們的最初原貌，漸漸看到寫作者的情感和角度的變化，看到一屆屆大學生不同心態和自身處境的變化，以及在這背後，社會大環境的變化。在一個過於急促的時代，這些變化很明顯。
記錄和寫作的過程，也是審視反省自己的過程，從一節課的準備開始到一個學期的終止，不斷地自我調整修正，從一個傳統施教者的角色漸變成一個講述傾聽討論觀察者的角色，這變化絲毫沒有被動陛，我想隻有這樣才可能更接近一個今天意義下的好老師。比如考試作弊，有人間過我，是不是對這類事的態度越來越軟化了。我不覺得有軟化，在看到更多的上行下效後，身處汙穢遍地的泥塘中，強求隨風飄零的小荷葉們獨自保持潔淨是需要強勁說服力和自我約束的。我要用他們能接受的方式，去重申個人的潔淨觀，讓他們感受到一個自由多元而無強製的小環境，我告訴他們我的底線，隻是表述上有差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