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爹在新疆當騎兵。那時候他很年輕，騎一匹棗紅軍馬，挎一杆槍，在昆侖山茫茫的雪原裏行走。那時候，他有多年輕呢？帕米爾高原的積雪沒過馬膝，走不了幾百米，棗紅馬就像從油鍋裏撈出似的，一身汗水閃著光，騰騰冒白汽。雪原之大，一望無垠，天上沒有飛鳥，雪麵上也沒有走獸的足跡。
我爹和一匹馬就這麼走著，走到天荒地老，居然沒有把一顆心走荒蕪。
那時候他一定想著，再走 20公裏，邊界西線就算巡查完畢，他就可以回哨所和班長報到了。我爹的班長我沒見過，但在家裏舊相冊中看到過我爹。他穿了軍大衣，腳蹬翻毛大頭鞋，破爛的棉衣翻了瓤，頭上頂著雷鋒帽，跨在軍馬上像一個土匪。但一張臉輪廓清楚，兩隻眼睛裏全是光。那時他正年輕，揮舞著鞭子，把馬抽打得朝天嘶鳴，不管不顧地在雪原裏奔跑，跑著跑著，人和馬突然就都老了，雙雙跌落在雪地裏。
四十年後他住院做 X光，查出一根肋骨斷了。把我們嚇了一跳。他自己想了很久，說二十歲時在帕米爾高原騎馬打雪狼，一個閃失翻身跌下馬，扥住韁繩又翻身上馬繼續追。人和馬哪追得上狼，但這一場追逐卻人歡馬叫，興奮異常，隱隱覺得肋叉子癢，回哨所喝幾瓶酒倒頭睡，也就過去了。一根肋骨 =一瓶酒 +睡一覺。年輕時的算術總是這麼簡單。
關於帕米爾高原，我爹說得很少。他並不需要多說，因為我長到十四五歲，還在每個暑假坐著軍車遠上昆侖山，在兵站吃羊肉揪片子，在洶湧的冰河邊上吃西瓜。那時候我不聽他說話，他也不和我說話。我和我爹的關係，就是直線關係。他把搪瓷飯碗從屋裏砸到屋外牆上，是直線；把我姐一腳踹出家門，是直線；十八歲時向我呼嘯而來的十多記耳光，記記都是直線。這些直線就是我和我爹最短的距離。我們一直沒有什麼可說的，也沒有什麼必須要說。我們坐在那裏，吃飯，看電視，邊吃飯邊看電視。就這樣。
可日子就過去了。飯還是那些飯，電視還是那些電視，人卻老了。突然的，就彎曲了。
我第一次見我爹哭，是他從手術室下來。麻藥過去，他漸漸醒來，突然眼角就滑下淚了。他不能翻身，不能動，頸子底下背著麻醉泵，不能用枕頭，淚水就朝耳郭落下去。他就無聲地落著淚，什麼也沒說。我隻是愕然，像是撞見了不該撞見的秘密，啞口無言。那時候他還不滿四十九歲，查出了癌症，功名利祿戛然而止，所有為人的尊嚴和體麵都讓位給死亡。他拿肚子讓人拉開，拿器官給人割掉，喝口水也要請人幫忙，剛起步的公司轉手他人，電話一個月不響一聲，像是在懲罰一個罪人，而每個來看望他的人，腦子裏都在想：天哪，幸虧不是我。他和死亡緩慢地分享每一分鍾，彼此都有無窮的時間和耐心。我在想，從他落下淚那一刻起，永無天日的寂寞就上路了。
這寂寞虛空一片，抓摸不著，唯一溫暖的伴侶就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