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古蜀時代的國家觀念與形態究竟是怎樣的呢，而這些又是在怎樣的基礎上形成的呢。
恩格斯曾經認為，當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中，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麵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麵的時候，就需要一種表麵上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該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古希臘時代的曆史學家希羅多德則為國家及其觀念的產生給出了一個更加具體的定義，那就是出於社會糾紛的不可調節，人們不得不把渴望權力而又願意出麵調和矛盾的人物擁立為國君，因為法律與秩序帶來的限製遠遠不及無休止的騷亂那麼讓人覺得難以忍受。也就是說，在原始社會的末期，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導致剩餘產品增多，父家長製與私有製確立了不平等的財產權，階級分化與階級衝突隨之出現，而國家便產生於調節階級衝突，結束混亂，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的需要，這便是“內部衝突論”的國家起源學說。與之對應，盧梭也認為國家來源於擺脫自然狀態之下無休止的混亂的需要，但社會混亂的根源與階級無關，而國家不過是人民與主權者之間訂立的社會契約。在無國家的自然狀態下，每個人都擁有暴力，但是契約國家使得暴力在人與人之間平等分配了，但這種分配不可能達到完美的平衡狀態，所以暴力依舊壟斷在部分人手中，用國家的政治話語來說，這就是對暴力的“合法壟斷”，而國家也因此產生了。
另外一種說法認為，國家來源於人口增長與資源緊張的關係，這種說法的依據主要是美洲地區的原始部落生活。在那裏，人口增加帶來的食物短缺，不得不由超社會的國家權力來實現對資源的穩定分配，以解決上述矛盾。把美洲原始部落的生活狀態作為人類早期社會生活的“曆史活化石”，以重構上古社會，並以此推斷國家觀念產生的過程，這樣的觀念明顯帶有普遍主義的情緒化偏見，從深層次上來講，這種偏見來源於“西方中心論”的曆史觀——人類出於同源，地域差異並不必然導致文化差異，全人類的終極文明形態必然臨摹現存的西方文明與終極價值。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國家意味著暴力，而傳統國家中統治者的第一要務總是戰爭。在遠古時代，社會接觸愈加廣泛，不經意中陷入資源爭奪和武力衝突的群體不得不從鬆散走向聯合，以求得對敵手更大的勝利把握，在征服的過程中，軍事長官成為了統治力量，他們以軍事權力為核心發展出了專門的政治和行政組織，在此基礎之上建立的國家的主要目標就是防止外敵入侵，維持領土安全。
從考古發現當中，學者們可以猜測，古蜀社會存在著嚴格地等級劃分，這一點從大量出土的青銅人頭像和青銅人像中可以看出，這些器物的造型明顯分成了三種不同的形製，這自然讓人聯想起高低不同的三種社會等級，而那尊體型巨大無比的青銅大立人像，更是暗示後人那些擁有通天神力的國王和巫師在凡間擁有多麼巨大的世俗權力。但是，這能否說明古蜀社會已經進入了如恩格斯所言的階級社會，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國家呢。
考慮到古蜀社會可能存在的宗教觀念，西方學者對原始宗教文化的見解就顯得很有參考價值了。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曾經對古代社會的原始宗教進行過研究，在他的觀點中，精神性因素在原始社會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金枝》這本書當中提到，“巫術的首要原則之一，就是相信心靈感應”，也就是說，遠古人類已經試圖開始掌握某種神秘法則，以達到改造自然的目的，而古人對這種規律性法則的掌握主要是通過聯想他們采取整體的思維方式，對萬物進行感覺相似性的分類，對這一點，西方學者布留尓將其稱為“原始思維”，是典型的未開化民族的思維方式。但是，弗雷澤走得更遠，他甚至看到“君主製的出現乃是一個使人類從野蠻狀態脫離出來的基本條件”，因為隻有當解釋神秘現象、進行天地溝通的權力開始被少數人掌握的時候，人類才終於擺脫了對於自然神力、祖先陰魂的完全依附，並開始獨立探索未知的世界了，當這種能力繼續朝著先驗的精神方向前進，現代宗教便產生了；而如果人類在原始巫術的基礎上更多地發展經驗與理性思維，那麼近代自然科學的大發展也就理所當然。但是，古代社會中的人類還需要將精神的權力交給某種“克裏斯瑪”的力量，也就是韋伯所說的特殊的超自然的人格特質，在這種特質的指引下，支配者的力量與被支配者的效忠同時得以存在。
但正如中國學者葛兆光所認為的那樣，歐洲人類學者的觀點並不能夠完全複原中國上古社會物質與精神生活的真實場景，而中國上古時代的思想世界也並非世界人類思想的複製品。因此，在缺乏詳細的文字記載的情況下，對古蜀文明區域的考古發現就顯得尤其重要了，三星堆文物的大量出土，正是對這一文化空白的填補。
古蜀社會的宗教特色極其強烈，因此考古發現的器物中極少具有實際需要的生活用品，而更多的是宗教祭祀活動所需的禮器，而這些攝人心魄的王國寶物往往又遭到了令人痛惜的摧毀、焚燒與掩埋，從另一個角度說，雖然我們很難想象當時社會創造出來的財富總量究竟如何，但大量的社會財富被投入到宗教活動當中的事實是不可否認的，巨大的消耗似乎反映了古蜀人狂熱的宗教情緒，而古蜀國家的建立必然也來自於對宗教信仰的權威的掌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家建立背後的經濟根源並不能被放到如此突出的地位，而國家最為根本的權力乃是精神生活的權力，千年神國政教合一的體係決定了巫師在政權結構中的重要作用。
訂立社會契約乃是近代啟蒙思想家在頭腦中幻想出的合理政治結構的必然要素，而並非早期人類文明的真實事件，而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在古蜀社會也很難找到依據。四川地區地理形勢相對封閉，三星堆王國因此得以保有相當獨立的地位，雖然文字記載其曾經與商王朝發生過幾次戰爭，但是都取得了勝利。獨特的地理形勢使得任何外來民族的軍事侵略都顯得艱難，這個王國因此不需要麵對強大的軍事威脅。但考慮到古代羌人遷入平原地區時與當地原住部落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外部衝突導致國家起源的理論不得不受到重視。可惜的是，出土的文物中雖然包含大量的青銅兵器，但是其祭祀作用似乎大約軍事目的。
在探尋世界古代文明的過程中，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是，早期國家大多起源於大江大河之邊，這一點在東亞的早期文明發展中尤其明顯。顯然，農業社會產生的物質基礎乃是肥沃的土地，河流帶來了豐富的灌溉資源，同時也引發了大洪水，因此需要大量修建水利工程，隨著工程的不斷擴大，客觀上需要專門的協調和管理。在管理水利工程的基礎上，社會生活也逐漸被納入到管理的範圍之內，進而發展出一個專門的權力階層，並建立起國家。在上古文明社會的傳說中，普遍保留著關於大洪水的印象，無論是中國的大禹，還是西方的諾亞，都是帶領人類戰勝洪水以求得生存的道德典範，而位於四川盆地內部的古蜀文明，也必須時刻麵對來自大洪水的威脅。從大禹治水，到鱉靈治水，再到李冰治水與都江堰工程，古蜀文明的發展始終是與治理洪水聯係到一起的，而四川平原逐漸成為“天府之國”的曆程也就是古蜀人不斷戰勝洪水的過程。因此我們不禁要推想，在古蜀人治理水患的過程當中，是否也需要一種超越社會之上絕對的統治權力來協調和分配稀有的社會資源，修築投入巨大的治水工程呢。
我們不妨大膽地做出猜想，古蜀時代的國家觀念產生於少數神秘化的巫師階層對精神權力的壟斷，在不斷向外遷徙與民族融合的過程中組織起戰爭的力量，並且在發展農業文明的過程中由於對水利工程有效管理的巨大依賴而產生了超越社會之上的權力，這些因素最終形成並鞏固了國家的形態。由於融合的過程尚且處於初始階段，雖然治水活動加強了內部整合的能力，但古蜀社會依舊沒有完全形成統一的中央集權體製，而是依舊保持了相對原始的部落聯盟製度，並且在各個部落中存在著各自獨立的宗教信仰與祭祀方式。而且由於長期和平的環境，缺乏統一完整而又富於戰鬥精神的武裝力量，所以在公元前三百一十五年左右被秦國吞並也並非偶然。
七年前參觀結束離開博物館的時候，我第一次想到了關於文學表達的問題，這個想法在我的精神中縈繞了七年，一直環繞到今天的這個時候。
我從十四歲的時候開始，就喜歡在每參觀一個地方的名勝風華之後，留下些許文字。我遊覽過的地方不少，也有一些稀稀拉拉的遊記體散文，大致是模仿的當時很流行的大文化散文的樣式，但當我離開博物館的時候，我著實感到了迷茫，我不知道，這個地方是否也能夠進入我的文字世界之中。
因為，它帶給我的震撼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一直認為，就我有限的文字能力，根本無法表現出這個神國世界帶給我的全部精神體驗，這種感覺圍繞我多年，以至於後來我第二次來到了那個地方。
我不知道古人為什麼要創造這樣奇異的文明，又為什麼要創造出如此奇異的器物呢，難道他們的全部活動僅僅是為了物質生存，或者在他們的生活中有與現代人一樣的彼岸精神世界，甚至超過了現代人。我不知道他們究竟過著一種怎樣的生活，也無法在現實中複原他們的社會環境，但是我可以想象，上古人類的生活是極其簡單的，在勞動創造財富之餘，他們一定也需要依靠一種精神的力量來戰勝物質的貧乏，來抵消自然的威力。
但是，究竟是怎樣的神秘力量賦予了他們以如此完美的想象力，以及技藝如此高超的工藝水平，這些東西在我們現代人看來是不可思議，因為現代技術來源於啟蒙時代與工業革命的瞬間爆發，而幾乎割斷了與那些遠古時代工藝的聯係，當我們取得這樣的物質文明成就的時候，我們也開始不自覺地貶低古人的造詣了，我們總是懷疑他祖先的技術，認為這樣的作品根本不是他們淺薄的智慧所能創造的，這是現代人普遍的自大心態帶來的後果，這樣的心態也造就了我們麵對古代遺存時候驚異的心情。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在反複琢磨，究竟用怎樣的文字來展示現代人，尤其是我自己在麵對這些偉大的遺跡的時候的驚異與震撼。我很清楚，這種震撼絕對不是幾篇小小的遊記體散文所能夠詮釋的，所以我一直都沒有動筆，直到今年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一個相對完整的故事情節。雖然這些情節很散亂，又由於時間跨度過大而顯得跳躍，但是終於可以被組織起來。
我知道，關於古蜀時代的故事和神話傳說早就已經是各種玄幻題材的網絡小說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了，這些小說大多想象力豐富，充滿幻境中的美麗。但是，作為一種文明主題本身，要體現出其背後凝練的曆史厚重與精神追尋，僅僅通過玄幻的想象恐怕難以完滿，所以，我還是選擇了相對嚴肅的曆史題材的寫作手法，其目的是從一個小小的層麵逐步展現遠古人類戰勝自然，開創蜀地文明篇章的輝煌曆程，這個過程跨越了千年，在書中卻僅僅濃縮為二十萬字，筆者水平所限，各位讀者見笑了。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