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時代，會激發層出不窮的理論創新。富有創造力的理論家往往會挑戰你的直覺與常識。比如，你碰巧讀到這樣的新觀點：中國維係千百年的“中央集權製”實際上是一種先進的、優越的政治製度，你千萬不要驚訝，也不要視之為奇談怪論就輕率地抵觸否定，而是首先要反省你自己的既有觀念，你的抵觸情緒可能恰恰是因為人雲亦雲，陷入了迷信和盲從——迷信“民主的烏托邦”，盲目斷定“民主比集權進步”。如果懷著開放的態度耐心閱讀和思考，或許會受益匪淺。我就發現，類似的文章大多旁征博引，有理論有事實，尤其在“方法論”上特別具有啟發。如果能融會貫通地運用，會極大地激勵自己的理論創新。比如，我正準備提出一個反潮流的新論：“包辦婚姻”比“自由戀愛”更為優越。
讓我們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包辦婚姻作為一種風俗（製度性實踐）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曆史，如果它完全是愚昧殘酷的，怎麼可能在一個偉大的文明傳統中維係那麼久遠？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由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包辦婚姻與自由戀愛的本質。
首先，將“婚姻”等同於“情感”是一種概念錯誤。任何婚姻都不隻是兩個孤立男女之間的純粹情感或性愛關係，而是一種“製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經濟、社會（包括人口再生產）、文化甚至是政治的功能。將如此重要的製度安排托付給“自由的愛情”，這不隻是非理性的，簡直是愚昧和瘋狂。我們都知道，愛情是神秘的、不可理喻的、曇花一現的，因而也是高度不穩定的。包辦婚姻通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機製來完成，比子女憑借自己的感情衝動具有更為智慧的判斷和審慎全麵的考慮，婚姻也受到家族權威與社群輿論的保護和製約，因而具有高度的穩定性。
其次，讓我們來反思所謂“包辦婚姻不幸論”。穩定當然不是婚姻的全部，幸福是婚姻的必要組成部分。對包辦婚姻最常見的一個指控是基於“幸福”的理由。流行的觀點認為，包辦婚姻“壓抑人性”，這種穩定關係以犧牲當事人的幸福為代價。但這種看法站得住腳嗎？有事實依據嗎？人類學和社會學有大量的研究表明（這裏需要收集和引證資料，最好有統計數據），包辦婚姻與自由戀愛結成的婚姻相比，婚後的“幸福感指數”基本相近（在有些地區前者甚至更高）。因此，“包辦婚姻不幸論”完全沒有可靠的事實根據，之所以成為一種流行的共識，是被文學影視作品以及傳媒宣傳誤導所致。一般來說，作家、文藝家和媒體人大多持有“親自由主義”的立場，他們在公共話語的傳播中往往有意無意地“選擇使用證據”——過度誇大包辦婚姻的弊端，極力美化自由戀愛的幸福。按照喬姆斯基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被製造出來的共識”，簡單地說，就是“洗腦”的結果。
再次，對包辦婚姻的批判往往依據一個荒謬的前提預設：在婚姻安排中，父母與子女是“敵對的”。但這是一種反人類、反社會、反自然的觀點。我們都知道，父母對子女具有最強烈無私的愛與關懷，也最希望子女獲得幸福。的確有少數父母將子女的婚姻作為籌碼，來換取自身或家族的利益。但更為普遍的情況是，父母為謀求子女的幸福而奉獻與犧牲。因此，在婚姻安排中，父母與子女的利益與目標完全是一致的。差別在於，婚姻的對象是由父母包辦決定，還是由子女自由選擇。當兩者發生分歧的時候，究竟哪一種判斷更為可靠？一般而言，自由戀愛中的男女往往受情緒左右，容易被衝昏頭腦。相反，父母有豐富的閱曆和經驗，而且更少受到情緒的幹擾，在對子女“終身大事”的判斷決定中，他們更可能做出清晰冷靜正確的選擇。那些反抗父母意見而一意孤行（甚至私奔）的戀人們，大多以悲劇告終，後悔莫及地感歎自己當初的任性。
最後，自由戀愛對於社會與道德的負麵影響尤為值得關注。自由戀愛發端於兩百年前的西方，是啟蒙時代宣揚個人主義和人性解放的結果。但是，兩百年來的曆史實踐表明，所謂“人性的解放”會走向“欲望的解放”甚至是“獸性的解放”。越來越自由隨意的親密，越來越放縱的（包括婚前與婚外的）性關係，瓦解了持久的忠誠、彼此的責任等美德，引發了普遍的價值混亂、道德墮落和性疾病的蔓延，也直接造成了居高不下的離婚率。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的解體意味著社會的潰散。中國文化是家族本位的集體主義文化，自由戀愛在個人主義為本的西方都導致了社會危機，更不適合中國的國情。由此我們得出結論，應當破除對自由戀愛的迷信，返回包辦婚姻的古老傳統，重新獲得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力……
當然，這是一篇“戲仿”之作。這是一次實驗，看看“理論創新”可以多麼離譜，而又可以顯得多麼振振有詞。如果你覺得這個創新不夠過癮，我們還可以嚐試更極端的題目（比如，論證“自殺比活著更有價值”）。創新的時代也是一個江湖騙子泛濫的時代。要免於被“理論”忽悠，我們不僅需要常識，而且要培養健全的思維品質，獲得清醒的辨識力。這是一種公民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