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地震和海嘯造成的巨大災難，日本民眾大多處變不驚，沉著鎮靜，令世人矚目。許多論者以日本獨特的民族文化性格（或稱“國民性”）予以闡發，但隨後網絡上圍繞日本人“素質”的討論又出現激烈的爭議。眾說紛紜之間，筆者對那些著眼於文化的解釋漸漸生出疑問。
早在地震發生的第二天，《紐約時報》就發表了著名專欄作家紀思道的文章。作者根據自己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的親身經曆提醒讀者，不要指望日本政府會有多麼出色的能力，但要關注日本民眾“真正高貴的品質”，體現在“他們自身的堅定、淡然和井然有序之中”。他將這種高貴品質歸因於日本獨特的民族精神。在《上海書評》的長篇訪談中，日本東海大學的華裔教授葉千榮先生也對災後“日本國民的自律意識”印象至深：“感覺仿佛這個民族在一個巨大悲劇到來的時刻，開始了一場全民族的出征……好像是一個巨大的無聲電影的場麵，仿佛是《出埃及記》裏的一幕。”類似的，他也傾向於“從災難看日本國民性”，強調了日本民族有一種將道德上升到美學意義的特殊文化：“讓生命好似櫻花一樣在瞬間綻放。這種對瞬間美、短暫美的追求，以及把‘有終之美’作為目標，是日本人潛意識中的一個關鍵……”於是，“追求美、避免被認為不美，是對自律的一個誘導”。
以獨特的國民性來解釋獨特的行為方式，似乎順理成章，但困難在於如何麵對“反例”。就日本災民的表現而言，如果國民性可以解釋1995年和2011年發生的兩次地震，那又如何解釋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呢？在那場大地震中，不僅有天災造成的重大傷亡（死、傷人數都超過10萬），也有“人禍”釀成的慘劇。當時指控朝鮮人“放火”和“暴亂”的謠言四起，引發公眾恐慌，最終導致成百上千的朝鮮人被軍隊、警察和暴民處死（其中也有被誤認作朝鮮人的日本人和中國人遇害）。在那場災難中，今天被人反複稱道的那種沉著淡然、自律有序的日本國民性似乎蕩然無存，而恐慌與極端的情緒卻甚囂塵上，並導致了野蠻瘋狂的暴行。於是，我們不禁要問：如果日本民眾今天表現出的那種“真正高貴的品質”是其國民性的彰顯，那麼這種國民性是在1923年之後才形成的嗎？如果獨特的文化對無法解釋的現象就以“特例”來打發，那麼文化解釋的有效性又究竟何在？
尤其值得警覺的是，當文化解釋演變為一種固執的“國民性優劣論”或者天生的“素質高低論”，可能會造成更多的認識混亂。此次地震發生後，歐美與中國的許多媒體紛紛以大量篇幅稱讚日本災民臨危不懼的精神風貌，這似乎與“搶購食鹽”風潮中一些中國市民的恐慌形成了鮮明對比。互聯網上出現了一些言辭犀利的評論：“青海湖有的是鹽，柴達木盆地的公路也是鹽鋪成的……中國內陸的鹽足夠把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做成臘肉，完全沒有必要搶鹽。學學日本災民的素質，別再給中國丟人！”這類“自我貶低”的言論立即引起了反彈，許多網友以汶川地震時中國人英勇悲壯的賑災義舉予以回應。一位（據說是）台灣記者的言論更是鏗鏘有力：“當災難來臨的時候，我寧肯看到像‘5·12 ’地震發生當天下午在成都市萬人排隊獻血的場麵，也不想看到在日本東京排隊打電話的場麵……我寧肯看到因前往災區的誌願者太多而把道路堵塞的無序場麵，也不願看到有序得有些冷清的海嘯災民畫麵；我寧肯看到災區群眾搶著為解放軍送水送食的混亂場麵，也不願看到日本災民看到救援隊來了後的冷漠有序場麵……如果說後者是高素質，那麼我寧肯自己素質低一些！”
從最初的驚奇與讚歎，到後來的質疑與反駁，日本人的“素質”成為令人困惑的問題。在同樣的表現中，有人看到的是“沉著談定”，有人看到的是“冷漠無情”。於是，他們的素質高嗎？不高嗎？真的高嗎？……這類爭辯相持不下，卻不會有任何結論，也未必對促進思考有真實的意義。根本原因在於，文化或國民性並不能如此直截了當地解釋人們的行為。首先，任何國民性都不是單一同質的，而是具有豐富的內在緊張。具體的情景可能會強化國民性中的某一種傾向，而其表現形態的“高低優劣”也隻能針對特定的情景來做評價。若由此推論某種國民性天然優越，而另一種有“劣根性”，則陷入了種族主義的偏見。其次，文化對行為確實會有影響，但常常是通過製度環境的中介才發生作用。人們在災難中會不會發生搶購、是搶購飲用水還是食用鹽，與其說反映了國民性的差異，還不如說是製度環境造成的“信任度”以及教育知識水平的區別。在這個意義上，陳映芳教授的文章《麵對災難，日本國民不會隱忍》，從公民運動對製度變遷的推動來理解日本應對災難的表現，比許多著眼於國民性的論說更有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