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權在美國幾乎被奉若神明，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特別庇護。但如果某種言論侵害了他人的利益或感情，是否還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2011年3月2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備受關注的“斯奈德訴菲爾普斯案”（Snyder v. Phelps et al.）做出裁決，結束了一場長達四年之久的訴訟糾紛，也再度引發了關於言論自由問題的思考。
馬修·斯奈德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一名下士，2006年3月在伊拉克戰爭中陣亡，年僅20歲。不久，親友們為馬修送葬，卻遇到了一群抗議者。他們聚集在離墓地300米左右的公路上，標語牌上寫著“美國劫數難逃！”“上帝憎恨同性戀者！”“你將下地獄”“為‘9·11 ’恐怖襲擊事件感謝上帝”“為死去的士兵感謝上帝”等激烈言辭，幹擾了葬禮的肅穆氣氛。這些抗議者屬於Westboro浸信會，這是由弗雷德·菲爾普斯創辦的一個獨立家族教會（並不被主流的浸信會所接受），秉持一種特別的信念——美國對同性戀的放任激怒了上帝，而這個國家的不幸災難（從“9·11 ”恐怖襲擊事件，到伊拉克戰爭中的大量傷亡）就是上帝的懲罰。他們熱衷於四處奔走（甚至趕赴千裏之外），到各地陣亡士兵的葬禮上，為抗議同性戀呐喊。
斯奈德一家都不是同性戀者，但馬修的父親阿爾伯特仍然感到憤怒，認為Westboro教會的成員有意製造感情傷害，侵害了陣亡士兵家人的宗教與聚會的權利，因此決定對菲爾普斯等人提出訴訟，要求1 000萬美元的高額賠償。2007年地方法院判斯奈德勝訴，但將賠償金額降至500萬美元，菲爾普斯不服提出上訴。第四巡回上訴法院出於保障言論自由的理由，判斯奈德敗訴。斯奈德繼而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結果，九名大法官以八比一的壓倒性多數做出裁決，判菲爾普斯無罪。
在這個案例中，菲爾普斯的教會成員被許多人視為宗教極端分子，他們的“反美”示威並不是出於捍衛常人理解的正義原則，而是依據“同性戀遭天譴”的神秘信條，他們在葬禮上的行為在許多人看來是冒犯無禮的尋釁。而阿爾伯特· 斯奈德則是明顯的受害方（他的獨子馬修還是“為國捐軀”的戰士），甚至大法官們都承認斯奈德一家遭受了“巨大的痛苦”。那麼，為什麼最高法院的判決最終沒有站在斯奈德一邊？
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在（多數派）裁決書中寫道：“言論是強有力的，它能刺激人們去行動，能讓他們感動，因歡樂或悲傷而流淚，或造成巨大的痛苦——像這裏所發生的那樣。”但是，“我們不能夠用懲罰言論者的方式來對這種痛苦做出反應”。他指出，評判此案的主要考慮因素是言論性質：是公共關切還是私人問題？大法官們認為，Westboro教會的許多標語牌的確是在應對“具有公共意義的問題”（matters of public import）——“美國及其公民的政治與道德行為，我們國家的命運，軍隊中的同性戀”，因而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羅伯茨說，這個國家對言論自由的承諾，要求保護“那些甚至有傷害性的涉關公共問題的言論，以確保我們不會去抑製公共辯論”。也就是說，這個案例在大法官的權衡之中，維護公共辯論的理由壓倒了對言論導致傷害的考量。
早在1929年，奧利弗·溫德爾霍爾姆斯大法官曾在一項裁決中指出，憲法原則中最為緊要的是“自由思想的原則”——“不是為與己相宜者的自由思想，而是為我們所憎恨之思想的自由”（United States v. Schwimmer）。的確，如果言論自由總是有益無害的，那麼人人都會讚同，也就無須任何特別的保護。正是由於自由的言論在許多情況下會損害某一方（政府、集體和個人）的權益，會遭到壓抑、抵製與反感，才需要在原則上受到憲法的保障。因為自由、活躍與強勁的公共討論是民主社會的基石，這已經成為美國政治生活中一種根深蒂固的理念。
美國最高法院近百年的判例史表明，多數派的意見傾向於嚴格維護《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則。他們理解言論自由的種種危險——可能是危及國家安全的“泄密”（如“五角大樓文件案”），可能是詆毀官員名譽的“誹謗”（如“《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可能是煽動族群敵對與紛爭的“仇恨言論”（如“布蘭登伯格訴俄亥俄州案”），可能是有損傳統道德的“淫穢出版物”（如“巴特勒訴密歇根州案”）……但隻有當這些危險足夠嚴重，才有可能壓倒保障言論自由的考量。為此，霍爾姆斯在1919年提出“明顯且即刻之危險的檢測”（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est）標準。許多著名判例都表明，這是一個非常苛刻的標準。
而在此案中唯一表達異議的大法官薩繆爾·阿裏托則認為，“為了讓一個社會能夠公開而強勁地辯論公共問題，沒有必要允許對無辜受害者的殘暴”。這番話值得深思。人們也永遠有理由質疑，美國為言論自由付出的代價是否過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