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開始，“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以星火燎原之勢波及全球，很令人興奮。但人們關注的“亮點”可能相當不同。在有些人看來，正是美國的政治製度為社會運動提供了實踐的空間，抗議金融寡頭才得以在世界金融中心展開，這恰恰顯示了自由民主製度的優越性。在另一些人看來，金融寡頭本身恰恰是所謂“優越製度”的產物，隻有依靠激進的政治變革才能根治。而這場抗議運動預示著資本主義危機的全麵爆發，期待“紐約之秋”走上“阿拉伯之春”的道路，從社會運動演變為政治革命。
那麼，美國有可能爆發一場民主革命嗎？革命對於今天的美國意味著什麼？
西方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18世紀發生在美國和法國的大革命完成了西方政治的現代轉型，成為終結革命的“最後的革命”。早在170年前托克維爾就曾指出，現代民主政體的建立消除了導致革命的根本起因，此後大革命“將會變得罕見”。後來有不少論者由此斷言，對於西方民主社會來說革命是不可思議的，因為這意味著要以民主的名義來推翻民主政體，無異於自己“革”自己的“命”，顯然自相矛盾。
但是，如果一個國家保留著某些民主的程序特征，卻走上了逐漸背離民主理想的道路，如果一個形式上的民主社會掩藏著它反民主的傾向，那麼在民主社會中談論革命還會是自相矛盾的嗎？這正是政治理論家謝爾登·沃林所關切的問題。他在30年前發表文章指出，現存的民主社會出現了普遍的政治冷淡和公民精神的衰落。因此，局部的社會運動雖然有意義，但卻是遠遠不夠的。民主社會的公民需要開展更廣泛的、整體性的民主運動。“民主派需要一個新的革命概念”——“不是指一個社會階級應該奪權……而是去重建得以體現集體生活之民主觀念的形式和實踐。”
什麼是“集體生活之民主觀念”？這是政治生活的一種理想：自由平等的公民以集體自決（collective self-determination）的方式來塑造公共生活的形式與方向，參與決定重要的製度和政策，這包括對公權的監督與約束。但長久以來，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的主流民主觀念偏重防範政治精英的權力濫用，而疏於警惕經濟精英的權力。因為經濟被看作一個應當由市場邏輯主導的、不受幹涉的“自由競爭”領域，經濟權力也就被視為免於民主監督的“私權”。但金融危機的爆發深刻揭示了這種“私權”可能造成的公共危害。
早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初，美國學者邁克爾·沃爾澤就指出，民主政治與自由市場都會產生巨大的競爭壓力，這種壓力都可能驅使人們冒險逃避規則的製約，導致腐敗。西方目前公共生活最嚴重的腐敗不是來自政治領域，而是發生在經濟領域。因為公眾對政治精英具有高度的警覺，並能依靠製度化的機製不斷地與政治違規行為鬥爭，憲政民主成功地製止了最惡性的政治腐敗。但是，在目前的經濟生活中，市場行為沒有受到類似的製約。最近幾十年以來，經濟精英的傲慢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幾乎可以為所欲為。這樣一種不受約束的經濟權力（正如阿克頓所指出的）當然會導致極度的腐敗。
的確，金融資本的運作缺乏有效的製度監管，其高度專業化導致的嚴重信息不對稱也為操縱與欺詐行為打開了方便之門。這一切都背離了“市場的理想狀態”。而在危機爆發之後，金融寡頭並沒有為他們貪婪與欺詐的後果獨自承擔責任，反而利用他們的權力將金融危機的代價轉嫁給普通納稅人。因此，公眾完全有正當的理由來要求對所謂“私權”的運作（以及“私權”對“公權”的滲透）進行民主幹預。如果現有的規章政策無法有效地實施這種幹預，抗議運動就成為理所當然的選擇。這正是“占領華爾街”的主旨之一。
齊澤克認為，“資本主義與民主的聯姻已經結束了”。倘若果真如此，那麼談論“美國今天的民主革命”就並非不可思議：以民主的力量來抵抗惡性資本主義的反民主力量。然而，無論這場革命如何聲勢浩大，也並不是對自由民主體製的根本顛覆，而是在這個體製框架內並依據其政治理想的“繼續革命”。這同時表明，投票選舉之類的“程序運作”並不是美國民主的全部，生機勃勃的公民運動從來就是其民主實踐重要的內在組成部分——從早年的工人運動到後來的民權運動，直到今天針對金融寡頭的抗議，一脈相承地擴展了政治集體自決的領域。而這場抗議運動是否能像以往一樣在法律與政策層麵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不僅取決於公民的行動意誌，也取決於政治精英對更為激進之民主訴求的判斷與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