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中，自由主義的處境相當奇特。在許多論者筆下，自由主義被指稱為“主流意識形態”，而在另一些評論中，自由主義似乎從來位居“被壓製的邊緣”。這雖然與“自由主義”概念本身的歧義有關，但也反映出不同論者所持的立場與闡釋角度的差異。就我個人的觀察而言，自由主義在思想界的聲譽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在20多年前，一個“自由主義者”很可能被看作是一名敏銳而勇敢的“前衛思想者”，會博得許多共鳴和讚賞。而在今天——在自由主義據說是“浮出水麵”多年之後的今天，如果你仍然宣稱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那麼很可能會遭到鄙夷和譏諷。因為在不少人看來，自由主義者是知識和道德雙重意義上的“嫌疑分子”。就知識學理而言，自由主義者常常被等同於天真的現代化論者、幼稚的發展主義者，或者淺薄的權利至上的原子化個人主義者，大概既沒有經過各種激進的批判理論的洗禮，也未曾受到深刻的保守主義思想的熏陶。而在道德上，自由主義者的主張似乎意味著崇尚“沒有良心”的市場資本主義，無視經濟平等和社會正義，涉嫌與權貴精英的宰製合謀，為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背書。這種描述多少有些誇張，當然也不能代表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全麵形象，但也反映出大陸思想界變化的某些重要特征。曾幾何時，後“文革”時代的“新啟蒙運動”源自某種自由主義共識而興起。而20多年之後，“自由主義”在大陸思想界（特別在知識青年中）近乎是一個“汙名”。這個具有反諷意味的轉變不是很值得深思嗎？
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大陸的興起發生在“文革”結束之後，當時思想界麵對的是“中國向何處去？”以及“人應當如何生活？”等重大的根本性問題的挑戰。在1980年的“新啟蒙敘事”中，以“現代化”為關鍵詞的（後來被看作基本上是“自由主義”的）論述似乎提供了一套整全性（compre hensive）的方案，成為當時思想界的主流共識。“重大的根本性問題”似乎有了明確的回答：中國要走向現代化，人應該過一種“現代人”的生活。我們的目標似乎已經明確清楚，剩下的隻是路徑問題，隻是“如何走向現代化”的問題。[1]但到了1992年之後，在整個社會經受了“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之後，重大的問題重新出現，但答案不再是明確清晰的了。思想界“啟蒙陣營”的分裂、各種思潮的競爭、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等等，使得所有原有的答案都遭到了新的質疑。“走向現代化”的社會目標不再是自明正當的，“現代人”的生活也並不意味著理想的人生，而可能是精神無所依歸、迷茫失落的生活。現代化的理想高歌轉而變成了“現代性問題”——現代化意味著什麼？自由民主的製度框架對於中國是可欲的嗎？“現代人”的生活是一種“好生活”嗎？所有這些疑問與憂慮都有切身感受的經驗依據。我們似乎重新回到了“中國向何處去？”“人應該如何生活？”等重大的根本性的問題。
如何理解20世紀80年代自由主義共識的破滅？當時的“現代化”論述與自由主義思想究竟具有怎樣的關係？重新回到對現代性的批判反思是否意味著宣告自由主義方案的破產？或者說，在麵對中國的重大現實問題的挑戰麵前，自由主義是否不再是一個可欲的備選方案？要清理這些問題，涉及複雜的理論分析與經驗考察。本文試圖闡述兩個主要的觀點。首先，在社會政治層麵上，中國的“現代化”論述隻是在某種特定的意義上與某些特定的自由主義策略相聯係，因此，“現代化”方案遭遇到嚴峻問題，並不意味著自由主義陷入了全麵的危機。其次，現代自由主義具有將政治與人生分離割裂的傾向，這造成了許多理論與現實的困擾，遭到了特別是來自文化保守主義的批評。對此，自由主義者應當予以認真對待，但若要以“整全性的自由主義學說”作為響應，或許不是一個可行與可欲的選擇。
自由主義與現代化方案
中國思想界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發生了所謂“自由主義共識的破裂”，這不是單純的理論分歧，而是被種種嚴峻的現實所引發和激化。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現代化規劃在90年代之後遭遇了許多新的問題，其中最為嚴重的是貧富分化的加劇，導致了公眾的普遍憂慮與不滿，社會公正問題成為思想界一個關切的焦點，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反省與爭議。那麼，我們是否（或者在什麼意義上）能夠推論說，中國改革發展遭遇的問題，實際上暴露了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政治安排方案的弊端或內在困境？由此，我們能否進一步推論說，自由主義對於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不再是值得重視和借鑒的思想資源？從論證邏輯上說，這兩個推論必須在以下兩個假定前提之下才可能成立。對於第一個推論來說，必須預設中國的改革方案的確是一種典型的自由主義社會政治安排；對於第二個推論來說，必須預設目前的這種社會政治安排是自由主義思想能夠對中國提供的最佳方案。我認為，這兩個前提都不能成立。
但是，我並不完全讚同某些自由主義論者在相關爭論中所堅持的一種主張，即中國改革進程中出現的問題，在根本上說是改革之前舊體製造成的“曆史遺留問題”，而現代化、經濟發展、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等等自由主義的主張本身都是可欲的目標，隻是因為在舊體製的權力陰影之下這些主張未能充分實現，才造成了諸多嚴重的問題。於是，問題是中國曆史造成的，自由主義是“清白無辜的”，而出路在於更進一步地徹底“自由化”。這種簡單化的“自由派論點”遭到了（特別是來自左翼知識分子）的嚴厲抨擊，而在最為極端的批評反應中，出現了一種“倒置”的簡單化論點：我們原有的體製與曆史實踐都是正當的，問題都是“自由主義惹的禍”，而出路首先在於擺脫自由主義的“精神汙染”。這樣兩種極端對立的論述之間可能發生格外“熱鬧”的爭論，但類似的爭論往往陷於意識形態的立場之爭，對於推進理論認識和現實思考都沒有多少有益的幫助。
在理論上，這兩種觀點雖然針鋒相對，卻共同默認了對自由主義的一種理解——自由主義的社會政治主張就等同於“基於線性曆史觀的現代化”，等同於單純的經濟發展，等同於輕視或無視平等的私有製，等同於放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諸如此類——一種在學理上簡單甚至粗鄙的自由主義版本。就實踐意義而言，這類版本的自由主義主張，當然會在經濟平等和社會公正等問題上遭到正當的質疑。但問題是，這類版本的自由主義表述，究竟是不是對自由主義的恰當闡述？自由主義思想本身是相當豐富與複雜的，因此要充分討論並正麵回答“什麼是自由主義”這樣的問題極為困難。但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們隻試圖做出某種有限的（否定性）論證：即任何忽視平等和公正的社會政治方案一定違背了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或者說，任何無視平等原則的主張都稱不上是自由主義的社會政治方案。在最一般的意義上，自由主義理論所主張的“自由”，作為一種普世性原則，必須是對所有人“平等的自由”，這是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對於以羅爾斯等為代表的“現代自由主義”是如此，甚至對於（恰當闡釋的）以哈耶克等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也是如此。[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