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更快地取得在經濟上的獨立，加速與阿黛爾結婚的進程，雨果他以雄獅一般的勇敢投入到創作的激情當中，開始了永不停歇的奮鬥，正像一座高爐，一旦燃燒了便永遠不會熄滅。
成功永遠屬於奮鬥者。１８２２年，雨果出版了《短曲初集》，在得到８００法郎的稿費同時，他再次得到了路易十八的獎賞。於是，１８２２年１０月１４日，在巴黎的一所教堂裏，這對苦戀的情人終於舉行了純潔、莊嚴的婚禮。
在與阿黛爾相戀的日子裏，雨果曾在情書裏真摯而深刻地表達了他對詩歌、對愛情可貴的看法和探索。他認為，良好的靈魂和華美的詩歌是緊密相聯不可分割的，而兩個靈魂間熱烈而純潔的相互摸索和團結則屬於真正的愛情。
立場分明《歐那尼》
１９世紀２０年代的歐洲上空彌漫著戰火的硝煙。在法國，路易十八一上台便向人民實行瘋狂的反攻倒算，製造了駭人聽聞的白色恐怖。作為保皇主義的信仰者，反動浪漫主義的崇拜者的雨果這種立場並沒有維係多久。嚴峻而殘酷的現實鬥爭和詩人對現實的審慎的觀察和獨立的思索，使他不能不懷疑自己保皇主義的立場，不能不動搖自己對王權的信仰。
正是政治思想的轉變，使雨果在文藝觀上也和反映封建貴族意識的消極浪漫主義背向而馳了。他先後發表了《論司各特》、《論拜倫》等理論著作，初步提出了他的積極浪漫主義文學主張。他認為應該把曆史所具有的偉大燦爛、小說所具有的趣味和編年史所具有的嚴格精確結合起來，把教益包含在可愛的情趣之中，把真實隱藏在奇妙的幻想之下。
如果說這兩篇創作還不夠立場明確的話，那麼１８２７年《〈克倫威爾〉序言》的發表則標誌著他的理論已經形成了較為嚴密的體係。它是一篇微言大義、氣勢磅礴的理論著作。雨果從總結人類文化的曆史長河入手，探討了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和必然興起的規律。它不僅激烈地批判了偽古典主義的教義和條文，而且公開直率地宣揚了積極浪漫主義的文學主張。
盡管其中不無唯心主義史觀的偏見和虛妄玄妙的多餘語言，但是貫穿始終的是對舊文藝的批判精神和對新文藝的熱情向往。因此，《〈克倫威爾〉序言》一發表便成了浪漫派的一麵戰旗。
雨果不僅為積極浪漫主義文學樹起了理論的戰旗，而且還以豐富的戲劇、詩歌、小說的創作實踐顯示了積極浪漫主義強大的生命力。繼《〈克倫威爾〉序言》之後，１８２８年他又發表了《瑪麗蓉·德·洛爾墨》，因為劇本控訴了封建專製王朝的黑暗和殘暴而被禁演。１８２９年，出版了同情和歌頌希臘人民為自由而鬥爭的詩集《東方集》，發表了抨擊封建司法製度、宣揚人道主義的小說《一個死囚的末日》。１８３０年，震捍了巴黎舞台、最後戰勝了偽古典主義的戲劇《歐那尼》完成並上演。
雨果是一個不畏艱險永往直前的人。劇本《瑪麗蓉·德·洛爾墨》被禁演剛過一星期，他便又以具有強烈的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的劇本《歐那尼》向封建專製主義挑戰了。《歐那尼》是以１６世紀西班牙野史中一個富有浪漫色彩的故事為題材，融合了雨果的人道主義思想和積極浪漫主義的美學原則而創作出來的。
《歐那尼》不僅在思想內容上打破了古典主義戲劇美化封建王侯的傳統，把他們寫成被揭露和嘲諷的對象，而且，在藝術形式上也突破了古典主義的清規戒律和陳章陋習。劇中悲喜交錯、美醜雜陳，崇高與滑稽相映，墳墓與婚禮毗鄰，實踐了他在《〈克倫威爾〉序言》中提出的積極浪漫主義美學原則。
自從《歐那尼》上演後，法國的戲劇界便再也不能平靜，戲院成了新舊勢力爭奪陣地和觀眾的角鬥場。一切舊派勢力聯合起來在戲院裏哄鬧哂笑，而擁護雨果的青年們，也自願組織起來給他們以有力的反擊。一時間《歐那尼》的演出成了全巴黎的頭號新聞，竟使其演出百場而座無空席。盡管舊勢力使出全身解數來抵製和破壞它的演出，但是一般不抱成見的觀眾早已看厭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古典戲劇，因而，體現了時代精神，代表著新方向的《歐那尼》，終於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浪漫主義傑作《巴黎聖母院》
就在《歐那尼》上演五個月後，“十月革命”便上演於巴黎。對這次革命雨果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熱烈的支持。他又用詩歌來讚美七月的日子，謳歌年輕的法蘭西，為那些在鬥爭中身亡的革命者創作安魂曲。
但是，這種歡樂並沒有維持多久，革命的果實便被一小撮大銀行資本家和高利貸者所竊奪，路易·菲力浦建立了反動的七月王朝。“七月革命”雖然流產了，但是雨果卻創作出了法國文壇上裏程碑式的浪漫主義傑作——《巴黎聖母院》。
《巴黎聖母院》以１４８２年，法國的封建王權和反動教會相勾結，殘酷地統治人民群眾的黑暗時期為背景，通過愛斯梅哈爾達的悲劇故事，暴露和控訴了封建貴族和反動僧侶慘無人道、虛偽卑鄙的醜惡本質，描寫和歌頌了平民百姓善良互助的可貴品格和反抗精神，宣揚了愛和善必將戰勝醜和惡的人道主義思想。
最後通過對克羅德這一形象的塑造深化了《巴黎聖母院》反封建、反宗教的主題。
《巴黎聖母院》在藝術上也有鮮明的獨創性。小說的故事情節離奇新穎，在一次次的偶遇和巧合中，產生了蕩氣回腸的藝術效果。小說充分發揮了對比原則的藝術表現力，在加西莫多醜陋形體與高尚靈魂的對比中，雨果讚揚了以善良、富於同情心為主要特征的人道主義思想；在愛斯梅哈爾達、加西莫多與克羅德、法比的對照中，前者的光彩愈加爛燦，後者的卑微更顯低下。
雨果還以絢麗多彩、激越慷慨的語言增加了浪漫主義的色調，增強了藝術的感染力。小說還為人物活動設置了不同凡響的環境，提供了一幕幕動人心弦的巨大場麵，這一切都顯示了積極浪漫主義的藝術特色。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這部積極浪漫主義的傑作中，還不乏現實主義的藝術描寫，更進一步強調了曆史的真實感和藝術的感染力。
一部好的作品的產生與作家的辛勤勞動是分不開的。雨果為了履行同出版商的合同按期完成作品，他把自己閉鎖在房間裏，除了吃飯和睡覺，決不離開書桌一步。創作的樂趣和在想像中形成的１５世紀的巴黎塵世風雲，占據了他的全部身心，他忘卻了身體的疲乏和嚴寒的來臨。雨果夫人在回憶他書稿完成後的情形時寫道：“寫完《巴黎聖母院》，雨果感到清閑無聊，怏怏不樂。他和書中人物廝混已熟，一旦扔下，像失去了老朋友一樣的悲哀。”正因作家經曆了這樣身臨其境、潛心其中的創作過程，才為我們奉獻了這感人至深的藝術瑰寶。
流亡中的詩歌
雨果的創作是多元化的，他除了利用戲劇來抨擊當時的黑暗社會，還通過詩歌來表達情感。盡管他在１８３２年發表的《國王取樂》因劇情暴露了王權的腐敗，有影射現實的嫌疑而遭禁演，但他又相繼創作了劇本《呂克萊斯·波基亞》、《瑪麗·都擇》、《安日洛》，詩集《黃昏集》、《心聲集》、《光與影集》以及小說《克洛德·格》等。這些創作多半充滿著強烈的反封建、反教會的思想傾向。
大金融資產階級的“七月王朝”的建立與鞏固，使雨果靈魂裏母親傳授給他的王權思想又沉渣泛起。他錯誤地認為七月王朝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政權是鞏固的，於是，雨果同它妥協了。１８４１年，雨果被法蘭西學士院選為院士。他在受銜演說中，放棄了共和政體的主張，表示擁護君主立憲製。１８４３年發表的劇本《城堡裏的伯爵》，充滿了偶然性因素和神秘主義傾向，這是雨果拋棄積極浪漫主義而走上邪路的一個標誌。劇本上演失敗後，雨果基本上停止了戲劇創作，集中力量投身於政治活動之中。１８４５年，路易·菲力浦授予雨果“法蘭西世卿”的稱號，並選他為上議院議員，致使他的創作生活曾一度沉默和暗淡下去。
在七月王朝的反動統治下，法蘭西經濟情況不斷惡化，政治鬥爭日趨尖銳，革命形勢又醞釀成熟了。１８４８年２月，爆發了以工人為主力的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並於２月１５日宣布成立共和國。
但是，革命的勝利果實很快便被資產階級所獨吞，巴黎工人為了保衛自身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又發動了六月起義，起義雖然被資產階級鎮壓下去，但它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偉大的國內戰爭”，在曆史上具有重大意義。資產階級一麵鎮壓了工人起義，一麵向君主派作了重大讓步。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日，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建立了軍事資產階級獨裁統治。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日，波拿巴又自封為皇帝，稱拿破侖三世，於是“在法國又以一種特別醜惡的形式恢複了君主製”。
１８４８年法國革命的流產，深深地觸動了雨果的靈魂。人民群眾的反封建主義鬥爭，波拿巴的反動獨裁統治，終於使雨果共和主義的思想又得到了複蘇。二月革命後雨果被選為立憲會議成員，積極參與了共和國的立法工作；在六月起義中，雨果目睹了共和主義戰士和人民群眾堅持鬥爭的情景，他對起義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給予了熱忱的幫助；波拿巴政變後，他更堅定地站在鬥爭的前列，同主張民主、共和的進步人士一起，秘密集會結社，公開發表宣言，堅決反對封建和倒退。路易·波拿巴恨透了雨果，於是下了懸賞通緝令。為了逃避暗探的追捕，雨果不得不每天變換一個住所，即使如此，他的生活中也隱藏著隨時被捕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