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５１年年底的一天，雨果無意中被跟蹤了。當他正在巴黎街頭彷徨，毫無脫身之計的時候，突然，在他身邊駛過一輛馬車，一位夫人把他拉上車，在一個岔路口突然來個急轉彎，甩掉了跟蹤的密探。雨果得救了。救助雨果的是杜魯埃夫人，她原名裘麗哀·果封，是個女演員，曾在雨果的《呂克萊斯·波基亞》劇裏扮演過公爵夫人。她以純熟的演技和端莊的容貌贏得了雨果的信任和愛慕。他們交上了朋友。這件事曾給雨果夫人帶來許多痛苦，但她是一位賢淑女子，因而沒有釀成家庭糾紛。這一次救助雨果的忘我行為，感動了雨果夫人，她終於原諒了裘麗哀·果封過去同雨果的曖昧關係。
雨果逃脫了密探的追捕後，在杜魯埃夫人的親屬蒙範裏侯爵家躲避了５天，化裝逃出了巴黎，在朋友的幫助下，變賣了家產，帶著妻子兒女逃亡國外，開始了長達１９年的流亡生活。
在流亡期間，雨果一直關心著祖國的命運，他反對封建、倒退的信念，堅持不懈，鬥誌彌堅，他一直以筆代戈，口誅筆伐波拿巴的殘暴罪行。
雨果流亡的第一站是比利時，他當時住在布魯塞爾，並在這裏出版了政論集《小拿破侖》，以辛辣的嘲諷和充滿憤慨的語言撕破了自封為皇帝的騙子手們的假麵具，在幫助人們認識波拿巴的反動本質，激發人們同波拿巴奮起鬥爭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１８５２年，雨果由布魯塞爾遷到英倫海峽的傑西島。在這裏他出版了政治諷刺詩集《懲罰集》。這是他詩歌中的傑作。這本詩集是擊向反動宮廷的霹靂，又是號召人民奮起抗爭的號角。詩集曾受到第二次流亡到巴黎的列寧的喜愛和讚賞。詩集在秘密流傳至法國國內時，一發不可收拾，被廣為宣傳。
《悲慘世界》演繹悲慘
流亡生涯使雨果背井離鄉，正因為懷著對祖國的眷戀，對人民的思念，雨果奮筆疾書，使創作獲得了第二次大豐收。１８７０年，他先後出版了詩集《默想集》、《街頭與森林之歌》，長篇小說《悲慘世界》、《海上勞工》、《笑麵人》以及文藝批評專著《莎士比亞論》等。這些創作在思想和藝術方麵都獲得了更高的成就，其中《悲慘世界》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世界文學史中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偉大傑作。
《悲慘世界》的創作背景源於一個真實的故事：１８０１年，一個名叫彼埃爾·莫的農民，迫於饑餓而偷了一塊麵包，因此被判處了５年徒刑。刑滿出獄後，由於他身上戴著標誌著“劣跡”的黃色身份證而到處找不到工作。這一真實的故事深深地打動了雨果，他決心以這個故事為素材寫一部長篇小說。
雨果構思和寫作《悲慘世界》前後幾乎用去了２０年的時間。他早在１８４５年便開始構思，１８４７年把作品中的某些情節讀給朋友聽過。按照原來的構思，小說以米裏哀主教為中心展開情節，主題集中在對善良和仁慈的說教上。由於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影響，雨果對現實嚴肅的觀察和深邃的思考，使他不滿意於原來的設想了，於是他深入開掘和進一步發展了小說的主題，把對人性的改造、人類進步的思考，同現行社會製度和法律結構聯係起來，使《悲慘世界》成為了一部探討社會問題的長篇巨著。
《悲慘世界》深刻的思想意義不僅在於它生動而真實地再現了巴黎下層人民的悲慘生活，而且還表現在它滿懷激情地反映和謳歌了巴黎人民的革命鬥爭。小說以慷慨激昂，悲壯的語言記述了１８３２年巴黎人民的六月暴動，頌揚了戰鬥在巴黎街壘中的共和主義英雄。雨果細致地刻畫了８０歲老人馬白夫，為了升起被敵人排槍打落的革命紅旗而壯烈犧牲的場麵；十幾歲的流浪兒伽弗洛什，為了給起義者搜集子彈而冒著槍林彈雨，在敵人死屍間穿行飛跑的情景。這一老一小的英雄形象，起到了以一當十的作用，使整個起義連成了一體，使革命的真諦熔鑄在形象裏，顯示出更深刻的含義。
雨果關於巴黎人民起義的藝術描寫，使作品充滿了樂觀的、積極向上的革命精神，使他的積極浪漫主義達到了同時代的高峰，同時也使他筆下的現實主義具有了強烈的鼓舞力量。
當然，如果沒有藝術形式的創新和鋪設，作品的思想內容是很難表現的，而《悲慘世界》在藝術上也是成功和偉大的。在這部小說裏，雨果繼承和發展了他一貫倡導的藝術對照原則，使得主要人物在自我比較和相互對比中躍然紙上。
同時《悲慘世界》的故事情節也極富傳奇色彩。全書時而有出奇製勝的藝術描繪，時而有化險為夷的情節穿插，讀起來扣人心弦，悅人眼目，使作品具有引人入勝的藝術魅力。小說的語言也色彩絢爛、格調高昂。大段的抒情議論，熱情洋溢、慷慨激越，使人在領悟深刻的哲理的同時不乏藝術的享受；大段的場景描寫，情溢筆端、力透紙背，令人在感受藝術魅力的同時產生豐富的聯想。敘述故事娓娓動聽，刻畫人物曆曆在目。對醜惡的嘲笑，辛辣刻苛，使人稱奇叫絕；對善良的讚美，情真意切，催人淚下。雨果，不愧為語言的巨匠、浪漫主義的藝術大師。
《悲慘世界》的成功得到了盛譽和好評。它的思想價值和藝術魅力促使許多國家爭相翻譯，許多國家的電影工作者曾多次把它搬上銀幕，成了傳遍世界各國的不朽名著。
雨果在流亡期間，創作一直是旺盛的，反抗專製暴政的決心也一直是堅定的。在他流亡的第八個年頭，即１８５９年，拿破侖三世為了緩和矛盾，加強統治，曾發布大赦令。但是，一心向往自由、追求民主的雨果，正如他沒有屈服過壓力一樣，也沒有被虛偽所迷惑。他堅定完全獲得自由的信念，拒絕回國。
魂歸凱旋門
１８７０年，隨著路易·波拿巴政權的倒台，雨果結束長達１９年的流亡生涯隻身回到了祖國，因為他的夫人阿黛爾於１８６８年已在布魯塞爾逝世。雨果的歸來受到了人民的熱烈歡迎，麵對歡迎的人群他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
這時，法國已經成為被侵略與被掠奪的對象了。雨果，滿懷愛國主義的熱情積極地投入了保衛祖國的戰鬥。他用德法兩國文字印發傳單，向侵略者發出嚴肅的警告，向人民發出踴躍參戰的號召。同時，他還捐獻巨款鑄造和購買抗敵的槍炮，不顧６８歲的高齡報名參加了國家近衛軍。可是當時以梯也爾為首的國民政府，卻在密謀與普魯士簽訂賣國條約。知道這一情況後，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的雨果立即發表抗議演說，痛斥了梯也爾的賣國行徑。不料抗議卻反被嘲諷，悲憤的雨果一氣之下奮然離開了國民議會。
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忍無可忍的法國無產階級高舉反對旗幟，舉行了巴黎公社起義。起義前１０天，雨果因處理與病逝的大兒子有關的事務而去了布魯塞爾。他得知起義的消息後，既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讚許，又認為起義的時刻選擇得不當。
起義失敗後，雨果成為遭受迫害的公社社員的積極保護人。當比利時反動政府宣布拒絕和阻止公社社員到比利時避難時，雨果立刻發表文章，大聲疾呼為社員爭取避難權，並宣布願意把自己在布魯塞爾的住所提供給公社的社員們，建議他們到他家裏來避難。
雨果對公社社員的人道主義聲援遭到比利時反動當局的忌恨和迫害。他們先是唆使暴徒搗碎了雨果家的玻璃，繼而又卑鄙地把雨果驅逐出境。雨果不得不由比利時動身到盧森堡，１０月又由盧森堡返回巴黎。回國後，雨果便為被判罪的公社社員奔走呼救，被選為上議院的代表之後，他又多次發表主張赦免公社社員的演說，為公社社員辯護。
雖然雨果營救公社社員的一切活動都沒有取得積極的成果，但是他在巴黎公社成立時寫下的名言，“公社的信條——巴黎的信條，遲早一定會勝利”，一直銘刻在巴黎公社社員的心牆上，成為革命精神和社會理想的象征，永遠放射著異彩光輝。
１８７２年，雨果出版了記載著他在普法戰爭與巴黎公社時期思想和感情的詩體日記《凶年集》，同年完成了最後一部長篇曆史小說《九三年》，並於１８７３年出版發行。
《九三年》的思想深度比《悲慘世界》又高出一籌。但是，由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日益深入，使雨果以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為核心的世界觀中的矛盾也日趨複雜和尖銳。在《九三年》中，雨果一方麵承認並表現了革命暴力的正義性和不可避免性，一方麵又感到革命暴力和他所恪守的仁慈、善良等抽象的道德原則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認為“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這個荒謬的理論顯示出他所鼓吹的以寬恕、仁慈為核心的人道主義的反動性的一麵，它不僅是和無產階級革命原則相悖謬，而且也給一部偉大的作品帶來了不無遺憾的欠缺。
盡管雨果的仁慈的說教顯露了他世界觀中消極的一麵，盡管他對舊製度的揭發和批判還局限於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高度，盡管在他永遠向前的一生中也曾有過猶豫和動搖，但是他的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實踐證明，他終生不渝地把同情和熱愛給予了法國和世界受壓迫的民族和人民，給予了自由和民主的偉大事業，因此他不愧為一位熱情的民主主義戰士、真誠的愛國主義者和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理應獲得人民的信任和崇敬。
１８８５年５月２２日，這是個沉痛的日子，８３歲的人道主義的先行者、和平的戰士雨果先生與世長辭了，他逝世的消息傳出後，引起了整個法國和歐洲的震驚。悲痛的人們從四麵八方趕來，彙集成浩浩蕩蕩的隊伍，由於群眾之多，致使雨果的靈柩在巴黎凱旋門下停了一晝夜，致哀的人們還是絡繹不絕，圍住不散。在舉行了規模宏大、氣氛悲壯的葬禮後，巴黎人民把他的遺體安葬在法國偉人的墓地——先賢祠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