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講· 計劃經濟：從自負到自毀的大試驗·
在考察近170年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曆程時，人們常常不由自主地將各個政治流派的主張對立起來，譬如保守派這樣，洋務派那樣，維新派這樣，革命派那樣，國民黨這樣，共產黨又那樣，似乎他們從來是經緯對立，界限分明。
可是，在經濟變革上，界限分明的世界似乎並不存在。我翻閱研究各派主張，發現在一些根本性的立場上，相近之處遠遠大於相異之處，至少有三大原則為各派所共持：其一，維持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原則；其二，抵禦外敵、強盛國家的強國原則；其三，發展國營事業、節製民間資本的國有經濟優先原則。這三個原則自洋務運動開始便已確立，曆大清、民國及當代中國三代，雖然在一些時期會遭到部分精英的質疑，不過從未被放棄。所以，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場終極目標從未更改過、經曆了多輪技術性試驗的長期運動。
如果我們將1949年到1976年的中國經濟放置於這樣的史觀之下進行反思，也許是合適的。這一時期被認為是一個“極端的年代”，共產黨人以無比的自信進行了一場史上最為徹底而堅決的命令型計劃經濟的大試驗，其曆程可以用哈耶克的兩本書名來形容：開始於“致命的自負”，終而“通往奴役之路”。然而，它的試驗並非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改弦易轍，而更像是同一終極目標下的、理想主義色彩濃烈的偏執行動。
上海試驗：計劃經濟的體係雛形
共產黨人在掌握全國政權之前，從未有過管理大中型城市的經驗。然而，讓人驚奇的是他們在第一次重大考驗中就一舉得手。這如同第一次參加奧運會的年輕選手在初賽時就打破了世界紀錄，過分的幸運往往會帶來一些影響深遠的問題。
1949年5月，解放軍占領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當其時，上海是全國通貨膨脹的風暴眼，蔣經國“打虎”未遠，全城有2000多家公司、30餘萬人投身於投機炒賣。當時國內外許多人認為：共產黨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經濟恐怕不入流。榮毅仁曾回憶道，他當時便認為“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經濟打零分”。毛澤東征調出任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不久的陳雲坐鎮上海，指揮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經濟戰役。這場戰役主要圍繞以下三個方麵展開——
其一，資本市場管製。6月10日，解放軍查封遠東最大的證券交易所、位於漢口路422號的上海證券大樓，當場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審判。隨後，全市的證券交易場所全數遭查封，民間的金融活動被徹底取締，“資本市場”從此退出了經濟舞台。對上海來說，意味著亞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此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它成了單純的輕工業和商業中心，證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灘，是41年後的事情。
其二，生產資料管製。上海地區是當時全國兩大民生產業——紡織業和食品業的製造、交易基地，陳雲將紗布、麵粉和煤炭統稱為“兩白一黑”，認為它們是物價飛漲的“牛鼻子”。他從全國各地征調大量紗布和麵粉，經過數輪“吃進”和拋售將民間炒家全數擊潰，當時上海常有投機商破產跳樓，飛漲不歇的物價日漸企穩。
其三，流通渠道管製。陳雲以上海為中心，著手創辦了三個全國性的貿易公司：一是全國性的紡織公司，負責紡織原料和產成品的供應與銷售；二是全國性的土產公司，負責各地特產的產銷；三是將華北貿易總公司改組為11個專業公司，此外設立一個進口公司，各專業公司均按經濟區劃與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設立分支公司，統一調度資金和幹部。在農村地區則成立供銷合作社，統一物資的分銷。每一個重要的商品流通領域均被國營壟斷，私人企業不得從事流通業，違反者被定性為“投機倒把”。
當原料供應、產品銷售被卡住，再加上資本市場的徹底國營化，兩頭一夾，中間的製造企業雖然仍屬私營性質，但已無法動彈，成了餅幹中的夾心層，計劃經濟的宏大構架因此胚胎初成。陳雲認為，對流通——包括商品流通和金融流通——的控製，“是逐步消滅無政府狀態的手段，通過這種辦法，把它們夾到社會主義”。陳雲：《陳雲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頁。
在對國內私人資本進行清剿管製的同時，陳雲還創造性地驅趕了所有的外資公司。新中國成立後，在華外資企業顯然成為了新經濟體製的“不適應者”，陳雲用的辦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稅率，把外資公司一一逼走。時任上海財稅局局長的顧準描述道：“1949年上海接收後，我們利用1945年以後國民黨政府搞起來的地價稅，加重稅率，對私有土地按估定地價比例征稅。征收地價稅，誰都提不出反對理由，可是嚴格征收的結果，凡是地價昂貴土地上的房產收入，都抵不上應付的地價稅。僅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1951年冬春之交，許多外國資本家都寧願用房地產抵交欠稅，自己則悄悄溜走了。我們沒有采用任何沒收政策，卻肅清了帝國主義在上海的殘餘經濟勢力。”
陳雲在上海的整肅行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50年春夏之交，物價已基本上穩定了下來。毛澤東對上海的經濟戰役評價很高，認為它的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陳雲自此被視為“計劃經濟的大師”。上海經驗被推廣至全國，各地的證券交易機構相繼被取締，外資公司被“和平驅逐”，全國性的棉花和糧食計劃調配會議相繼在北京召開，對這兩大戰略性物資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各大城市隨即建立起相應的計劃管理體係。
中國共產黨人在上海的此次試驗，在世界社會主義經濟史上都堪稱經典，體現出命令型計劃經濟在特定時期的戰略性魅力。若放之於曆代經濟變革中考察，從中可以看到漢武帝變法“平準”和“均輸”的明顯痕跡。
“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經濟的建設模式
如果說1949年的上海試驗，讓共產黨人在流通和資本管製上獲得了經驗，那麼，開始於1953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則是計劃經濟模式在工業建設上的一次完美表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即在朝鮮與美國開戰，西方世界從此對中國大陸進行了長期的經濟封鎖，“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在蘇聯的無私幫助下進行的。據薄一波回憶，“一五”計劃所有的表格都是蘇聯專家幫助做出來的，“老實說，在編製‘一五’計劃之初，我們對工業建設應當先搞什麼、後搞什麼，怎麼做到各部門之間的相互配合，還不大明白”。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頁。蘇聯向中方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和設計圖紙，幾乎把他們所有的最好技術都給了中國，五年中，有8500名蘇聯專家來到了中國，《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評論道：“蘇聯技術援助和資本貨物的重要性無論如何估計也不為過。它轉讓設計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術轉讓史上前所未有的。”費正清、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謝亮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頁。從全球化的視野來看，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已然公開對立的東西方世界先後展開過兩個規模龐大的國際援助計劃，一個是1948年到1952年，美國為歐洲重建所實施的“馬歇爾計劃”，另一個便是1953年開始的蘇聯援助中國的工業建設，它們都不出預料地達到了振興經濟的目的，不過卻有著不同的路徑和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