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9年春，在歐美資本引進不力的情況下，國務院批複了招商局董事長袁庚的一項請求，在國境之南、與自由華人資本聚集地——香港最近的寶安縣劃出方圓214平方公裏，設立蛇口工業區，“既能利用國內的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又便於利用國際的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料，把兩者現有的有利條件充分利用並結合起來”。袁庚：《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1978年10月9日。這個工業區，既沒有被納入國家計劃，也沒有財政撥款，袁庚以土地為資源，批租給香港商人，並以稅收減免為優惠，吸引工廠入駐，此舉取得奇效。到1980年7月，中央批準開設深圳、珠海、汕頭為經濟特區(後來又增加了廈門，是為“四大特區”)，“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設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1980年7月15日。隨後在1984年，進而開放14個沿海城市，加快引進外資的步伐。
特區的開設及沿海城市的開放，被統稱為“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工業經濟基本布局於東北和華北一線，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三線戰略則著力於中西部，東南沿海一向被視為“台海戰爭的前沿”，尤其是廣東、福建和浙江三省，甚少有重大項目的投資，“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徹底打破了原有的投資格局，外資及民間資本在這些國有資本薄弱的地帶如野草般生長，構成中國經濟的新一極。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非均衡成為一種基本的改革思路，特區、開發區模式是資源配置上的一次非均衡，“東南優先”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一次非均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財富分配的一次非均衡，給予外資以土地征用和稅收上的“超國民待遇”是企業經營上的非均衡，企業試點是政策配置上的非均衡，價格雙軌製則是對國營企業實施價格保護的非均衡。厲以寧曾經指出，計劃經濟存在重大的“均衡性缺陷”，因此，對舊體製的突破本質上是一次打破均衡的混亂過程。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戰略的靈感，應該得自於匈牙利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他在《短缺經濟學》一書中雄辯地論證了計劃經濟的“均衡性缺陷”，此書於“巴山輪會議”之後的1986年在中國出版，影響甚大。
經濟權力的次第下放以及非均衡戰略的實施，意味著自由貿易精神的回歸，它在對計劃經濟體係構成衝擊的同時，一定會對大一統的思想體係也形成挑戰，在這一方麵，決策層表現出強硬的一麵。“穩定壓倒一切”這句名言出自陳雲之口，卻為鄧小平所多次引用，這兩位領導人盡管在經濟思想上有不少的分歧，但在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維護和思想的控製上，兩人的立場和態度基本一致。
地方政府的角色：積極參與和冒險支持
張五常在其2009年出版的《中國的經濟製度》一書中提出，縣級政府間的競爭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本原因，他甚至認為，“今天的中國，主要的經濟權力不在村，不在鎮，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縣的手上”。 張五常：《中國的經濟製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頁。此論在學界引起很大的爭議，但他確乎看到了事實的某一麵。在20世紀80年代，非國有經濟領域出現了兩種區域發展模式，一種是以集體企業為主力的蘇南模式，另一種是以私營企業為主力的溫州模式。在這兩種模式裏，縣級政府扮演了各自不同的，卻同樣重要的角色。
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及常州地區，自洋務運動以來就是最重要的紡織、糧食加工和機械製造基地，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裏的社隊企業仍然廣泛存在。改革開放之後，人多地少的蘇南地區迅速向非農化轉型，每個縣都出現了一批“經濟能人”，由他們帶領創建了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這些能人往往身兼村鎮行政領導和企業法人的雙重身份，一方麵從事工商活動，另一方麵又可以無償調動管轄區域內的一切公共和政策資源——特別是土地和稅收優惠，因此展現出強大的成長能力，這一模式被稱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類似的模式同樣出現在廣東的珠三角地區和山東的膠東半島。
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台州和金華地區，出現了另外一種經濟發展模式。這些地方的地理條件、自然資源以及人力素質均無法與蘇南相比，屬地僻人窮之地，自古以來，就有下南洋、外出做勞工的傳統。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這裏成了走私、倒賣二手物資以及產銷低劣商品的集散地，民眾在一些管製疏忽的偏遠鄉村開辟了眾多小商品市場。溫州模式成為發展私營經濟的代名詞。然而，常為人所忽視的是，浙南地區的私營經濟的萌芽，與當地官員的冒險支持有重大關係。浙南官員發放了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張個體工商戶執照、公布了第一個允許民眾在縣城擺攤的政策、創造性地擬定了第一份股份合作製企業的章程。很多年後，若到浙南諸縣調研，當地人民仍能隨口報出當年很多官員的名字，對之感恩不已，若沒有這些人的冒險支持，私營經濟的萌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這一景象同樣出現在福建的泉州、晉江地區，廣東的潮汕地區。
無論是積極參與的蘇南模式，還是冒險支持的溫州模式，都表明地方政府在改革的初期並非無所作為，相反，它們正是增量改革的主導者。在這一時期，一個區域的經濟成長與自然資源的關係不大，卻主要得益於民眾及地方官員的思想開放。這一曆史事實也再次印證了本書的一個基本觀點：在大一統的集權製度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有各自的行政訴求，他們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博弈和互相補充的關係，政府從來沒有放棄對經濟的幹預與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