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講· 改革開放(上)：沒有藍圖的改革· 1
“哪裏是改革的主戰場”
改革行至1984年前後，隨著權力下放及經濟複蘇，各種新的治理難題層出不窮，在決策層和理論界發生了重大的爭論和分歧，其主題是：哪裏是改革的主戰場。在這一年12月頒布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中，改革主題被描述為：“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製改革的中心環節，而價格體係的改革則是整個經濟體製改革成敗的關鍵。”《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1984年12月20日。那麼，“中心”與“關鍵”哪個更優先，孰重孰輕，竟沒有明確定義。在這一問題上的猶豫及搖擺，導致了數年後的一次重大挫折。
一派意見認為，改革的主戰場應是企業製度的股份製創新，是為“企業主體改革派”，代表人物為北京大學的厲以寧教授。
在中國經濟學家中，厲以寧是最早提出企業改革必須走股份製道路的人之一，因此，他被稱為“厲股份”。在他看來，計劃經濟的最大弊端是剝奪了企業自主創新的動力，從而扭曲了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因此，全部經濟體製改革的核心，必然是企業製度本身的重新改造，即財產關係的改造，換而言之，隻要把企業“還”給了市場，經濟體製自然將實現轉軌。1987年年底，厲以寧向國家體改委提交《1988－1995年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綱要》，給出了完成企業改革的“八年時間表”：1988年至1990年，完善與發展企業承包製，股份製繼續試點；1991年至1992年，承包製向股份製過渡；1993年到1995年，企業實行較全麵的股份製，普遍建立控股製的企業集團。在這八年的時間裏，企業改革的重點應逐漸由承包製向股份製過渡，由低層次的經營機製與產權關係的改革向高層次的經營機製與產權關係的改革過渡。
另一派意見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靠企業製度的“單兵突進”難全其功，因此必須整體思考，配套進行，是為“整體協調改革派”，代表人物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吳敬璉。
在吳敬璉的構思中，改革不僅是一場破除舊體製的深刻革命，而且是一項建設新經濟體係的宏大工程。這個體係主要是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係和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係三者組成。這三個方麵是相互聯係、密不可分的。隻有這三個支柱初步樹立起來，這種經濟體係才能有效率地運轉。因此， 經濟改革必須在這三個方麵同步配套進行。
1986年年初，吳敬璉向中央提出了一份改革路線圖，其中包括三個環節。第一個環節，增強企業的自主權和經濟責任。國有小企業可以放開改革，大企業則逐漸實現市場化，取消行政性公司，實行股份製、資產經營責任製。第二個環節，競爭性市場的建立和進一步完善。建立經營大規模批發業務的經濟實體，抓緊反對壟斷、保護競爭的立法，防止市場割據形勢的發展。第三個環節，建設新的宏觀調控體係。包括改進財政稅收體係，將“分灶吃飯”的財政體製推進到“劃分稅種，核定收支”的新階段。
在以放鬆管製為改革主題、強調“充分放權”的20世紀80年代，吳敬璉的方案意味著中央政府必須加強宏觀調控的能力並擴大宏觀調控的範疇，因而帶有重新集權的色彩，這無疑觸及了中國經濟治理的一個古老的核心命題。在耶魯大學進修過的吳敬璉提出了一個很有技巧性的“集－放”分權理論。
他並不籠統地提倡放權或收權，而是分離出“行政性分權”和“經濟性分權”兩個概念。所謂“行政性分權”是指中央把權力下放給省、市、縣，由地方行政機構管理經濟，“經濟性分權”是指將過分集中於行政主管機關的決策權下放給企業。吳敬璉認為，當前的中國改革，行政性分權步子邁得太快，而經濟性分權則遠遠不足，“行政性分權充其量隻不過使企業從原來中央機關的附屬物變為地方行政機關的附屬物，並不能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也不能改善經濟機製。在命令經濟框架下實行層層分權，其結果隻能是政出多門，使整個經濟陷於混亂”。因此，他認為“分權的命令經濟是一種最壞的命令經濟”。由以上的理論闡述，吳敬璉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不應當籠統地把改革的目標定為“分權”，而應當區分性質不同的“權力”，行政性權力需適當集中，經濟性權力則應充分下放。既然中國改革的正確方向是建立市場型經濟，應當追求的分權就隻能是經濟性分權，而不能是行政性分權。吳敬璉的這一經濟結論與當時思想界頗為流行的新權威主義相當暗合。關於“新權威主義”，可參見蕭功秦的《新權威主義：痛苦的兩難選擇》一文，載於劉軍、李林編：《新權威主義——對改革理論綱領的論爭》，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8頁。
對於“企業主體改革派”的意見，吳敬璉認為，單搞企業改革，無論什麼方案，都是不足夠的，因為“如果企業不是在競爭性市場的約束下進行經營活動，沒有競爭壓力，無論建立怎樣的產權製度，企業都不可能真正具有活力”。相反，厲以寧則對“整體協調改革派”表達了鮮明的反對立場。就在吳敬璉遞交了配套改革方案不久後的1986年5月，他麵對上千名聽眾和眾多媒體記者說：“中國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而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則必須取決於所有製改革的成功。”參見陸昊：《厲以寧評傳》，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