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這兩種針鋒相對的改革意見，中央決策層表現得搖擺不定。在1987年，有九個課題組向國家體改委遞交了經濟體製改革的方案，厲以寧、吳敬璉二人的課題組分別代表了兩個流派。這九個方案被結集成《中國改革大思路》一書，由沈陽出版社於1988年出版。厲以寧被要求先在重慶、蘇南和上海進行股份製試點的實驗，而吳敬璉的方案在6月份的國務院會議上先被肯定，後遭擱置。兩大改革流派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這場論戰，在改革史上影響深遠。中國的經濟改革如同一盤不得悔棋的棋局，誰也無法回到過去再次複盤，甚至，在後來的時間段裏，即便再重新找回當年的思想，也因時空的鬥轉、條件的變幻、民眾預期的不同而失去了現實的意義。
他們的方案可能都是走得通的。如果按厲以寧的思路堅決地走下去，企業主體在產權意義上被徹底解放出來之後，自然會對政策環境產生巨大的變革衝擊，宏觀經濟的市場化任務很可能因此完成。而如果按吳敬璉的思路堅決地走下去，通過行政性集權的方式推進宏觀環境的市場化和法治化改造，經濟改革的任務也很可能因此完成。
他們的方案也可能都是走不通的。因為，吳敬璉、厲以寧基本上都是在經濟體製改革的範疇內思考出路，而波蘭人布魯斯早在1979年就告誡過中國的同行們：經濟體製改革要以政治體製改革為條件，必須從製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證不再回到舊軌道上去。歸根結底，改革是政治和社會問題。
物價闖關：轉折點上的“意外失利”
在1988年秋冬之際，中國的經濟改革遭遇一次意外的重大失利，它可以被看成是本輪經濟運動的一個分水嶺式的事件。
在經曆了十年的複蘇性成長後，中國經濟出現了周期性的波動，隨著輕工產業的迅速發展，民間企業數目劇增，物資供應更趨緊張，全國物價出現失控式的上漲。與此同時，價格雙軌製的弊端徹底暴露，非法倒賣物資的活動猖獗，國有企業的承包製改革始終未見大成效，虧損補貼和物價補貼相當於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企業經營困難，財政負擔加重。為了擺脫窘境，中央又被迫增發貨幣，從而進一步推高了通貨膨脹的勢頭。在險象環生之際，決策層接受吳敬璉等人“管住貨幣、放開物價”的意見，決意冒險“闖關”，讓物價迅速地進入市場調節的軌道之中。
“物價闖關”被認為是中國告別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關鍵性一役，若此戰成功，則意味著國家把定價權還給了市場，隨著價格管製的徹底解體，計劃經濟體製將無憑借之地。從更廣泛的範疇來看，與經濟體製改革相配套的政治體製改革也在這時起步，1988年6月1日，國務院頒布《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宣布“實行村民自治，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村民委員會”。民主選舉的火苗在最基層的農村點燃，在很多人士的規劃中，若農村民主選舉初見成效，則可由下而上，更進一局。
放眼1988年的世界，我們還可以看到，經濟及政治上的“闖關”並不僅僅發生於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從這一年的春天開始，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展開了廣泛的政治和經濟變革，而在東歐地區則爆發了此起彼伏的自由化運動，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在海峽對岸的中國台灣地區，蔣經國於1986年年底宣布開放黨禁和報禁，國民黨即將告別獨裁年代。
在這樣的宏觀視野中，我們不難掂量出“物價闖關”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曆史意義——盡管當時的決策者並未有如此縱深的意識。
闖關從6月份開始，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決定：“5年理順價格方案，前3年走大步，後2年微調，計劃5年內物價總計上升70％到90％，工資上升90％到100％。”
這一闖關政策一公布，迅速震動全國。從當月開始，全國中心城市的豬肉和其他肉食價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漲，其他小商品迅速跟進。出乎決策層預料的是，“物價闖關”很快就呈現全麵失控的可怕趨勢，各地物價如脫韁的野馬，撒蹄亂竄。當時，全國居民的存款為3000億元(1992年為1萬億元，2008年為24萬億元)，並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是公眾的看漲恐慌心理造成全國性的擠兌和搶購風，這似乎應了凱恩斯的那句名言，“社會心理決定了人類的永久的經濟問題”。8月27日晚，中央召開緊急會議，宣布暫停物價改革方案。據《中國物價年鑒》記載：“1988年是我國自1950年以來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去年上升185％，這個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續三年物價累計上漲237％的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