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問題，直白地說就是：地方把大部分的錢交上去了，但要花的錢卻越來越多，中央把大部分的錢收上來了，但怎麼花卻從不跟地方商量。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製度》一書中指出，政治權力製度在更宏觀的層麵上為經濟運行規定了一種基本環境，形成了所謂的“統率性規則”。參見C.E.林德布洛姆：《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製度》，王逸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基於聯邦政體的分稅製在中央集權政體的中國發生“變異”，正是這一規則的生動體現。
1998年的“三駕馬車”
1998年3月，朱鎔基當選新一屆的國務院總理。在全國“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即席慷慨發言，宣稱：“不管前麵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正是在這一年，他為日後的中國經濟打造出了“三駕馬車”。
從1997年夏季開始，美國的對衝基金狙擊亞洲各國貨幣，引爆“亞洲金融危機”，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及韓國的資本市場相繼失守，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的中產階級財產分別縮水50％、61％和37％，中國香港地區、新加坡和泰國的居民資產則跌去了44％、43％和41％。金融風暴肆虐周邊各國和地區，自然會影響到中國的產業經濟和民眾心態，股市陷入低迷，消費市場更是一派蕭條，到1997年中期，全國的工業庫存產品總值超過了3萬億元，出現了“結構性過剩”的現象。朱鎔基曾在會議上承認，95%的工業品都是供大於求，“東西多了，沒有不多的”。更讓人擔憂的是，當時國有企業的下崗工人總數達到了創紀錄的1275萬人，其中隻有少數人找到了新工作。1998年6月，長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個省市受災，死亡數千人，經濟損失巨大。在金融危機和天災的雙重打壓下，中國出現了自1988年之後的又一次大蕭條。
正是在這種“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萬丈深淵”的時刻，朱鎔基以三大經濟政策，將中國經濟拉出泥潭。
首先，啟動城市化建設。朱鎔基宣布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從1998年到2001年間，政府發行長期建設國債5100億元，各大國有商業銀行發放同等額度的“配套資金”，主要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如修建高速公路、鐵路和大型水利工程等，同時，中央銀行先後七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增加了貨幣供應。
其次，開放外貿的進出口自主權。國務院相繼出台政策允許民營企業自營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貿的積極性。亞洲金融危機後，亞洲四小龍經濟元氣大傷，相對而言，未受重創的中國經濟則出現了“水落石出”的效應，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開始遠征全球，從而催生了“中國製造”的繁榮景象。
最後，刺激內需，開放房地產市場。1998年7月，國務院作出重大決定，黨政機關一律停止實行了40多年的實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幾乎同時，中國人民銀行頒布《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允許商業銀行開展住房按揭貸款的服務。這兩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產業的複蘇。
這三大政策分別著力於投資、出口和內需，由此構成拉動經濟複蘇的“三駕馬車”。在哀鴻遍地的1998年，中國經濟率先觸底反彈，“否極泰來”。正如全球經濟史上一再發生的景象一樣，一次重大的經濟危機往往會伴生出一個經濟強國，在危機四伏的亞洲金融風暴中，中國幸運地扮演了這樣的一個角色，它不但沒有被擊倒，甚至逆流而上，一舉取代日本而成為亞洲經濟的火車頭。
國有企業的絕地複蘇
在朱鎔基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之前，國有企業改革一直以放權讓利和推行承包製為主要手段，至1992年6月，國務院還頒布了《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製條例》，賦予企業14項經營自主權。然而，這些試圖繞開產權清晰而展開的種種放權性措施，都被證明是極其失敗的。進入1995年之後，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持續惡化，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國有企業的虧損麵超過40％，企業負債率平均高達789％，與10年前相比，資產增長了41倍，債務則增長了86倍。
朱鎔基很快放棄了沿襲了十多年的思路。他認定國家已經無力照顧數以十萬計的“親生兒子”，必須有所放棄。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宣布實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戰略。
所謂抓大，就是模仿日韓的大公司模式，選擇一些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在金融信貸政策上予以扶持，通過“實業－金融”混業經營模式使之迅速壯大。1996年，中央政府對1000戶重點企業中的300家明確了各種信貸扶持政策。同時，國家經貿委宣布，未來幾年將重點扶持寶鋼、海爾、江南造船、華北製藥、北大方正、長虹這6家公司，力爭使它們在2010年進入“世界500強”。在中央政府確定了“國家隊”之後，各省應聲而動，紛紛開出自己的扶持名單，宣布將在若幹年內將它們送進“中國500強企業”之列，而各地市則相應地提出了打造“省級百強企業”的構想。
所謂放小，就是將那些經營業績不好、非支柱產業中的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以“關停並轉”為名，向民間出售，若無人要，則予以破產。此舉在當時的意識形態領域引起很大爭議，保守者視之為“國有資產流失”，有人寫“萬言書”控訴朱鎔基是國有經濟的“敗家子”。
然而到1998年，“抓大放小”戰略忽然終止。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及韓國很多奉行混業經營模式的大財團相繼陷入困境，特別是曾排名世界500強第28位的韓國大宇集團的破產，給中國經濟界以極大的刺激。此後，“抓大”戰略悄然轉軌，國有資本開始逐漸從紡織、家電、食品等競爭性領域中退出，轉而在資源、能源、重化工等所謂戰略性部門形成了主導和壟斷的地位，這些領域中的國有資產進行了大規模的重組。在當年，這一策略被稱為“國退民進”，此所謂“退”，並非指國有經濟退出產業領域，而是退縮到產業的上遊地帶，以形成寡頭或多寡頭經營的優勢。
“國退民進”運動從1997年開始試驗，1998年大規模推廣，一直到2003年進入尾聲，它意味著20年來以機製轉換和放權搞活為主題的國有企業改革運動的悄然終結，中國企業的所有製格局為之一改。2002年，一份《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顯示，在過去的4年裏，有257%的被調查的私營企業是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製”而來，在這些企業中，以東部地區的所占的比重最大，為456%，也就是說，將近一半左右的東部私營企業是由國有企業改製而成的。